38年前，蒋经国松口“解严”，开放党禁报禁

闻道不分朝夕被封半月，今日晚间解封。感谢大家一如既往关注本号。

38年前的今天——1986年10月9日，台湾新闻局证实，蒋经国于前一天接受《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及《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两名编辑的访问，表示国民党当局将提议解除已在台湾实施37年的“戒严令”。

这一决定非同寻常。2007年7月21日，傅国涌先生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蒋经国争得政治变革的主动权，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

“闻道不分朝夕”特此转载该文，原题为“蒋经国与台湾‘解严’”。缘于可以理解之故，转载时略有编辑。

20年前（本文发表于2007年，下同——“闻道不分朝夕”注），风烛残年却在岛上拥有绝对权威的蒋经国宣布，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台湾解除“戒严”，从而结束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

在“戒严”体制下，“警备总司令部”可随时进入公民家中检查户口，审查和惩罚书报杂志，可制止、解散公民的游行集会，可禁止公民罢工、结社，可对公民的出入境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可任意拆阅、扣留或没收公民的私人邮件、电报，乃至以军法来审判非军人的一般公民，等等。一句话，“宪法”赋予公民的大多数基本权利几乎都被无情剥夺。

诚惶诚恐地在这种“老虎”体制下生活了38年之久，岛上民众终于迎来了“解严”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此反应非常平静，甚至有点儿冷淡，没有出现人群纷纷涌上街头狂热欢庆的景象。

这一天的到来其实并不突兀。在此之前，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破壳而出，无疑是对“戒严”体制和国民党权威的一次正面挑战，按他们的统治逻辑和思维惯性，那是一定不会容许的。

其时离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不到7年，被军法审判的民间反对精英还在狱中苦熬，一时台北上空阴云密布。没有想到的是，老态龙钟的蒋经国权衡再三，认为国民党不能再墨守成规，以不变应万变，而是要以变应变，决定对新生的民进党采取“宽容”政策，“不承认，不取缔”，实际上默许或者说容忍了民进党的客观存在。

蒋经国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20多年后，我们不妨把这番话看作是他的“革新宣言”。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利大于弊，对内争取民心，缓解社会冲突，化被动为主动，对外顺应潮流，改善对外形象。他因此争得政治变革的主动权，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

晚年的蒋经国夫妇

对民进党来说，这也不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而是长期不懈追求的成果。

在正式组党之前，党外批评时政、呼吁民主，以及参选地方公职、民意代表的努力一直在顽强地持续，并由此形成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政治性社团。如果再上溯到雷震等人倡议组党的时代，他们已苦苦追求了三十年。

20年前发生的这段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领袖与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其结果是双赢。

有人说，蒋经国以温和态度应对民进党的诞生，是因为考虑到镇压的成本很可能比宽容还要大。这个说法诚然有一定道理，那几年，因为丑闻频发使他的统治陷入了困境。

1984年，《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遭台湾情报部门暗杀。1985年，台北发生官商勾结、坑害数千储户的“十信案”。这些事件的曝光都使台湾的对外形象大大受损。与此同时，海峡彼岸因为经济改革释放出来的动力，受到国际瞩目。压力之下，蒋经国也在寻求新的应变之策，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

不过，仔细寻找历史的轨迹，蒋经国从默认民进党到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无奈的抉择，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酝酿。

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他就曾有过与党外政治力量沟通的安排。1983年，在接受西德记者采访时，他第一次肯定了党外运动的作用，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5月，由陶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识分子做中间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党外代表有过两次面对面沟通。

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也就是说，民进党正式诞生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号。

毫无疑问，蒋经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有国际的背景特别是美国的影响，有岛内民间反对运动持续不断地抗争，民意不可违，还有种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他个人主观上的诚意和努力。

疾病缠身的他蒋经国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要向历史作出交代，给岛上留下一个和平转型的空间。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务实，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大手笔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块饱经患难的土地。

有的时候，特别是关键时刻，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选择往往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蒋经国正是以他暮年的作为而名留青史。

20年前，他解除“戒严”，使台湾在他身后顺利完成代价最小、不流一滴血的政权交接，使台湾人民从此不仅享有繁荣的经济，富足的生活，同时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和选举的自由。

无论台湾还有着怎样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无论世人对台湾今天的民主化有着如何不同的评价，我们都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弥漫着活力的开放社会，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

这一切固然是半个多世纪来包括雷震、殷海光在内的几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但也离不开蒋经国20年前的远见和决断。没有他，岛上的民主进程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历史究竟是由具体的个人创造的。

台湾解严38年了。没有解严，就没有今天的台湾；那么，从尽可能真实的角度看，解严前后的台湾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先知书店三本相关好书：

其一，《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林孝庭著，讲述冷战背景下，台湾的立场与选择。

本书为作者过去十年来，从美国、英国与台湾各地的学术与史政档案机构所收集的档案中爬梳而来，书中包含大陆读者十分难得的宝贵资料，内容涵盖美国与冷战初期的中国边疆、蒋介石与朝鲜战争关系探源、冷战初期蒋介石的“敌后工作”与“第三势力”、台海危机与两岸密使、冷战高峰时期的西藏问题、东南亚冷战场上的蒋介石、冷战与台湾研发核武争议等等。

沈志华先生十分推崇本书，他说：要全面、真实地了解冷战时期美台关系、国共关系，特别是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对外政策的目标、内涵及结果，本书是一部必读之作。

本书作者林孝庭，系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部博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研究员、胡佛档案馆亚洲馆藏部主任。专研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军事、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中英外交史、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冷战时期美陆台关系等。

其二，《台湾战后七十年》，陈世昌著，一部个人视角下的战后台湾史。

本书完整叙述了台湾战后70年历史真相。戒严时期十大政治事件（如孙立人案、雷震案）、台湾政党轮替始末等等，作者都有因果始末分析。

作者一一评述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马英九、陈水扁等人物的功过得失，大陆、台湾、美国的三角关系等等。写法上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一针见血（譬如朝鲜战争如何救了国民党，意味深长）。

其三，《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陶涵著，林添贵译，全面展现一代政治家的人性与人情。

客观：作者陶涵曾任美驻华外交官，哈佛学者。他以局外人视角，超脱于中国历史之上，对历史语境的还原无人能及。

深入：陶涵查阅了大量机密档案，遍访蒋氏故旧、同僚和部属、美国军政要人，对那一时期复杂的中美、台美关系的了解程度前无古人。

细致：西安事变是否真的改变了历史？蒋介石与宋美龄琴瑟相和，俩人政见相左时他如何抉择？蒋介石遭遇尼克松背叛后作何选择？作者以有温度的笔墨，再现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颠覆：本书全面呈现复杂矛盾的蒋介石，展现其作为政治家的人性与人情，还原了一个最真实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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