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王沪宁。
当习近平为了寻求推动台湾更接近两岸统一，在北京与台湾前总统举行首次会谈时，一位看上去有些书卷气的官员在中国领导人身旁举止从容，这让他显得十分出众。
当时陪同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前往北京的代表团成员邱坤玄说，面对习近平，其他人都十分拘谨，这位名为王沪宁的官员在习近平面前讲话时却充满自信，会谈期间就坐在他旁边。
这一幕让外界得以一瞥中国最重要但甚少为人所了解的关系之一：习近平与王沪宁之间的关系。他们一位是几十年来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另一位则是几十年来执政党共产党最具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顾问。
“他已经得到最高领袖的完全信任，”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名誉教授邱坤玄在谈到王沪宁时说道。“王沪宁的影响力一直是在意识形态，但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意识形态连接着一切。”
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性，世界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习近平身上，自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将权力集中，身边都是他的忠实支持者，这让外界难以看透他对哪位顾问的观点最为看重。在他的圈子里，王沪宁虽然从未领导过一个省或一个城市，却能脱颖而出，攀上权力高峰，并在三十年中为三任中国领导人提供建议，展现了罕有的适应和生存能力。
4月，由中国官媒公布的照片显示，在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会谈期间，王沪宁就坐在习近平左侧。
《纽约时报》采访了十几位认识或见过王沪宁的人士，其中包括1980年代末他访问美国时期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并阅读了他的数十篇文章与书籍。这些采访和写作阐明了他的理念是如何形成的，而这些理念又是如何为中国领导人服务，从而使他登上权力的顶峰，并对国家的统治方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王沪宁因对指导中国崛起的共产党理论加以完善受到赞誉，该理论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面对快速的经济变革和与西方列强日益激烈的竞争，只有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统治才能确保中国取得成功。
近些年，习近平交托王沪宁处理与台湾紧张的政治关系，台湾是北京想要纳入本国疆域的民主岛屿。台湾官员表示，通过有选择地展示善意和进行秘密影响活动，王沪宁一直在监督深化中国对台湾影响力的努力。
然而，外界却鲜少有人知道王沪宁。现年69岁的他从一名教授转为党的理论家，1995年开始在中共中央工作后，他就不再接受采访，与大多数前同事切断了联系，与来访的外国人保持距离。
自2012年以来，他一直是将习近平对中国的愿景提炼为一个超级大国意识形态纲领的核心人物。这个超级大国在技术上先进，毫不掩饰地奉行威权主义，并日益对抗美国领导的遏制政策。
王沪宁“在过去30年里为威权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魂魄”，曾在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事务高级副主管、现就职于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乔治敦大学的杜如松(Rush Doshi)说。“他帮助塑造了国家叙事。”
争取台湾
现在，王沪宁正在把他的思想、政治智慧和对习近平的影响转移到台湾。他似乎正在深化战略，深入台湾社会，扭转台湾人对中国大陆日益加深的排斥，包括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
“他就是软硬两手的一个人，”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赵春山说。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与王沪宁会面，从去年至今又两次与王沪宁会面。
2015年，王沪宁与其他中国官员访问华盛顿州埃弗雷特市。Ruth Fremson/The New York Times
台湾反对党国民党支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王沪宁向该党的数十名成员大献殷勤，几乎把他们当成了候补的台湾政府——一个北京更愿意与其打交道的政府。他彬彬有礼地询问这些国民党议员：谁的祖籍在台湾？谁的家庭在1949年逃离大陆？代表团的几名成员说，他要求他们说说他们的担忧，以显得他在密切关注。
他对反对党的示好符合北京孤立台湾总统赖清德及其执政的民进党的战略，因为民进党拒绝接受中国对台湾岛的主权主张。
据两名台湾安全官员透露，在幕后，王沪宁一直在监督中国通过网络宣传影响台湾公众舆论的行动，这些活动放大了对美国实力的怀疑、对赖清德的严厉批评，以及钦佩中国的信息。由于此事的敏感性，这两名官员要求匿名。
与此同时，中国对台湾采取了强硬的军事手段，最近举行了环岛军事演习。它还利用法律手段恐吓台湾人民，比如最近发布的规定，要求在极端情况下对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处以死刑。
在北京一家商场观看国家媒体对中国本月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的报道。
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哲轩(John Dotson)说，这样的行动看似简陋，可能会疏远许多台湾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寒蝉效应可能会在政治上产生影响。“即使它只使公众舆论移动几个百分点，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他说。
王沪宁可能对中国的统一计划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习近平曾表示，台湾必须接受北京对香港采用的“一国两制”模式，但这一安排在台湾遭到广泛反对。相反，像王沪宁这样的中国官员现在谈论的是对台湾的“总体方略”，这一措辞允许对方案进行调整。
“如果他过去的角色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郑哲轩这样评价王沪宁。“他的任务可能是找出一种对台方针，包括制定长期战略，以及两岸统一的意识形态框架。”
从民主的希望到“新威权主义”
和习近平一样，王沪宁也是共产党官员的儿子，是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数不多的被选中上大学的中国年轻人之一。那是充满暴力和狂热的十年，学生们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思想的灌输。
但1978年，当王沪宁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许多中国人开始从西方国家获得ni启发。在毛泽东时代受到压制的民主话题逐渐进入课堂，专攻政治学的王沪宁开始热衷于学习西方政治传统。
“（他）算是所谓的比较开放的，比较活跃的，”在复旦曾与王沪宁同住一个寝室的陈奎德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还写了现代诗。”
1988年5月，王沪宁（左）在上海复旦大学。via Hsu Chang-mao
王沪宁开始着迷地研究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公众对政府的共同信任，使国家在领导人换届的过程中保持稳定。他曾写过，一个强大的公共价值观网络是稳固政治秩序的关键支柱，他还经常引用塞缪尔·亨廷顿和西德尼·维巴等美国学者的话。
他留在复旦大学担任讲师，并于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反叛者，但他也和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希望共产党可以吸收一些民主。
“今日之世界，民主成为政治发展的目标……没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遑论一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强国，”1986年，王沪宁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写道。
但是，在这十年间，中国公众对通货膨胀和腐败的愤怒与日俱增。1986年爆发了学生争取民主的抗议活动。尽管王沪宁继续称赞民主是一个长期的愿望，但他告诫说，不要急于实现政治自由化。
突然的政治开放可能会带来动荡，破坏中国的经济起飞，王沪宁写道，他认为中国领导人可以向韩国、台湾和其他在威权统治下迅速发展的亚洲“小龙”学习。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王沪宁写道，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影响力的涌入要求中国领导人重新确立控制权。
“我觉得他发展成熟又变成了比较现实主义的，是一个政治家或者政客的一种手法，”他的前室友、后来曾与王沪宁共事的陈奎德说。
王沪宁写了一份报告，称中国需要一个“中央集权”而不是民主的现代化模式，在避免不稳定的同时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后者将导致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出现令人痛苦的飙升。
根据委托撰写这份报告的上海官员魏承思的回忆录，报告在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中传阅，并成为“新权威主义”的种子，这一思想流派认为，中国需要一位强人领导人。
“他对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是很明显的，”王沪宁在复旦大学时的学生和同事夏明说。
美国的教训
1988年，王沪宁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问，这是他第一次深入接触这个让中国既钦佩又恐惧的超级大国。
“他对美国的发展非常震撼，”当时就认识王沪宁的台湾记者徐宗懋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回来以后，穿得比较漂亮、比较时髦，可以看得出就受到美国社会打扮方式的影响。”
但是，作为艾奥瓦大学和其他大学的访问学者，王沪宁在美国各地的旅行似乎也加深了他的观点，即西方式的民主存在缺陷，不能轻易在中国复制。
王沪宁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他此次美国之行的书《美国反对美国》中写道，美国缺乏日本的社会纪律和凝聚力。伯克利的一个无家可归者营地令他很是厌恶，他说那个地方很脏。他跟踪1988年的总统大选，得出的结论是，选民最终对政府的发言权有限。
他在美国的逗留似乎强化了他的信念，即一个国家必须向其公民灌输正确的态度，包括尊重权威和传统，否则混乱会从内部削弱这个国家。王沪宁赞许地引用了政治理论家艾伦·布鲁姆的话，他的书《美国思想的闭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谴责自由主义文化趋势，在当时是畅销书。
1989年5月，上海的示威者呼吁更多民主，此时距离全国范围内血腥镇压抗议运动还有数周时间。
1989年回国后，他对民主化的怀疑加深了。那年春天，学生领导的民主示威者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6月4日，中国军队用坦克和军队镇压了这场运动，在首都和全国各地造成数百人甚至有可能是数千人死亡。
事后，王沪宁警告说，中共仍然面临着更深层次的威胁。他写道，中国领导人需要“构想出整个杜会调控体制的总体再构”，以控制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腐败，以及西方投资和文化影响的涌入。
王沪宁敦促北京的领导人重申他们对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的控制。他警告称，在过去10年里，他们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减弱了，收入丰厚的地方官员有时会对来自北京的命令感到不满。
他认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党不再指导人民生活，领导人需要新的方法来保持人民的忠诚。他在1992年写道，新的挑战“要求中国的社会调控体制能够做出更为坚定、更为灵活、更为有力的反应”。他建议北京发展新的方式来监督和塑造人们的价值观。
“他写的其实正是他们正在努力探索的事情：如何通过非常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来维持政治秩序？”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齐慕实(Timothy Cheek)说。
王沪宁（右四）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右七）在江泽民2001年9月访问平壤期间的照片，发表于朝鲜官方媒体。
1995年，王沪宁被1999年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前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从学术界挖走。他加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被认为是后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概念的塑造者之一，该政策将民营企业家纳入党的怀抱。
2016年江泽民卸任后，王沪宁继续担任下一任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的高级顾问。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王沪宁继续留任。
“习近平思想”背后的人
王沪宁与习近平保持着密切联系，这表明当这位中国领导人应对大流行、经济问题以及与西方政府的日益对立时，王沪宁给出的建议仍然有影响力。
专家们认为，在把习近平的想法塑造成官方信条——习近平思想——专注于中国大国复兴的过程中，王沪宁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对抗他所认为的党的执政面临的危险，习近平要求意识形态上的统一，限制西方文化影响，扩大审查制度，甚至试图压制温和的异见。
王沪宁成了一个政策改革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该委员会推动了习近平的国家主导型增长理念，他还在继续制定主要的政策文件。他在一群跨国公司高管面前为中国对互联网的严格控制进行辩护。他陪同习近平出国访问，包括与美国总统举行峰会。
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王沪宁与习近平在一起。
王沪宁成了“一个真正的政策制定者角色，而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家”，咨询公司加诺特全球(Garnaut Global)的研究主管、曾经研究过王沪宁的马修·D·约翰逊说。“我不认为他是个只在一个领域做事的人。”
2017年，习近平提拔王沪宁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作为对他的贡献的奖赏。2022年，在其他人退居二线的情况下，习近平让他在该委员会连任。
在2022年的一次党代会上，电视镜头上出现了王沪宁与习近平站在一起的画面。当时，退休领导人胡锦涛显然有些激动和困惑，似乎拒绝被引导员带出会场，导致精心设计的大会程序暂时中断。
当高级官员栗战书试图帮助胡锦涛时，王沪宁拉了拉栗战书的衣服，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看上去是催促他坐下。理论上，栗战书的级别比他高，但这并没有吓住王沪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