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央企限薪风暴：经济低迷下的“共体时艰”

中国政府计划从2月起，对27家中央金融机构实施全面减薪和限薪，员工年薪将被设定上限为100万元人民币，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最多被削减一半。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反映出中国经济持续低迷，金融央企债务累累，不得不通过削减人事成本来缓解财政压力，实质上揭示了“资金短缺”的现实。

大规模减薪：百万元天花板 中高管年薪或减半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已经给央属金融机构员工设定了一个年收入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上限，除了年薪超过100万元的员工将被减薪外，中级和高级经理人的年薪最高将被减半。受影响金融企业包括三大政策性银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六大保险公司和四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27家金融巨头。

报道说，此波削减收入将大部分通过减少奖金的方式进行，预估涉及的金融企业规模达67万亿美元。

另据财新网报道，相关规定也要求上述企业的子公司（包括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高层薪酬上限为300万元人民币，且下属薪酬不得高于上级。先前这些主管的年薪最高可达500万元人民币。

专家：限薪并非“共同富裕” 经济困境才是主因

路透社说，收入上限的设立可能是北京当局利用目前经济放缓的环境，推进落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21年提出的“共同富裕”战略计划，从而采取的一个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

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有不同看法。他们普遍认为这跟共同富裕没有直接关系，纯粹是在中国经济衰退下，不得不采取的撙节措施。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各级政府现在都在缺钱，金融央企更是负债累累，业绩很差，尽管有年薪100万元上限的规定，但对其他行业来讲还是望尘莫及。这是金融央企在收入锐减、债务沉重的情况下，以减少或限制员工收入作为削减开支的一部分的不得已做法。

谢田说：“这东西显然不是为了……拉小这个圈内人士跟这个平民一般老百姓的那个贫富的差距，而实际上是就是因为他没钱了。”

台湾金融研训院副研究员谢顺丰也表示：“这个应该就是说它有主观跟客观的因素，那看起来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客观地被逼迫往这个方向去迈进的，更像是被动地为了因应这个时局，那所必须做的事情。”

银行利润持续下滑 不得不“共体时艰”

谢顺丰所谓的客观时局是指在大环境方面。自2018年开始，美中贸易战持续开打，之后经历了新冠病毒疫情、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甚至经济上也逐渐脱钩等，导致中国经济下行非常严重 。如果从中国金融监管总局每一季的监管数字来看，可以发现中国金融行业的获利持续降低，各种资本报酬率与净息差(NIM)都变得越来越薄，但坏账率却是越来越高。

以净息差为例，净息差指的是净利息收入与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的比值，用以衡量银行生息资产的获利能力，也就是赚钱的能力，是银行核心的效益性指标之一。根据法规，银行净息差不低于1.8%是满分标准，0.8%是60分的及格底线。

但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54%，较上年末下降0.15个百分点；二季度与一季度保持一致，但到三季度则下降了0.01个百分点至1.53%。第四季度则尚未公布。不断降低的净息差，意味着银行从传统存贷业务中获取的利润在持续减少，这也更加引发业内担忧。

谢顺丰对美国之音说，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没有对27间金融央企实施限薪、减薪，“他们自己迟早也会走到这一步”。他还说，这项收入改革的措施从如果从结果论来看或许像是“共同富裕”，“但是更多的话我觉得是大环境的因素所造成，他不得不朝向这个方向去发展。”

腐败丛生 限薪或成权宜之计

分析人士说，除了大环境的影响之外，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的贪腐严重，也是政府祭出限薪与调薪令的缘故。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持续推动金融领域贪腐治理，深化国企反贪腐工作；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加大国企、金融等领域的反贪力度；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等领域的贪腐问题。

台湾致理科技大学国贸系副教授张弘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于金融贪腐的大力整治，很多中国民众也开始注意到金融高管的薪资和待遇过于丰厚而感到不满。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政府也开始针对金融机构的薪俸问题进行调查，因此五大国有银行变成是金融反腐的重点，是这一次中国政府对金融央企员工的收入上限做一个顶层设计的背景之一。

其次，他也提到，中国经济衰退，银行的坏账率增加，中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调降利率，让民众在借贷过程当中利息负担较低，但这使得银行在透过存贷利率差来获利的模式出现了问题，造成绩效不佳，于是乎出现了“共体时艰”的做法，而这个“共体时艰”，就是要调降薪资水准了，这是第二个背景因素。

他说：“总体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快速金融泡沫所造成的腐败，另外一方面是经济衰退导致银行利润减少，必须降低人事成本这个双重压力。”

金融行业降薪潮蔓延

事实上，中国金融业早已掀起一波降薪潮。去年中，中国社交媒体就曾疯传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30岁女员工因为降薪，还不起房贷而轻生身亡。据说死者丈夫也同样被降薪。中金公司随后证实有员工离世，但仅表示员工是“因自身原因离世”。

此前，上海第一财经也曾报道，中国经济不振，降薪已成为中国银行、券商的常态，并提到2023年中国银行管理层平均降薪达13%，中金公司则彻底告别人均百万的历史，员工人均年薪已下跌至人民币70.4万元，按年缩水近人民币12万元，成为22家券商中降薪幅度最大的一间。

张弘远表示：“那你想想看，2024就已经出现这件事情，所以在2025年初，我们看到他开始大规模地大幅度地调降国有银行资产，不过就是表面化。 ”

调高最低工资 能否刺激消费？

然而，与金融机构限薪同时，中国政府宣布上调19个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达到2100元人民币。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本轮上调最低工资的省份中，涨幅最大的是内蒙古，调高了290元居首位，增长15.6%；吉林、重庆、黑龙江、湖北的涨幅也超过200元。

目前中国月最低工资最高的地区为上海（2690元），其次是江苏（2490元）和浙江（2490元）、北京（2420元）、深圳（2360元）。

如果按照经济学原理，调高最低薪资以增加可支配所得，理应对于刺激消费市场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讲座教授谢田表示，2100元并不是很多的钱，大概只有在偏远地区才过得去，对一些大城市来说，连最低工资都还不到，顶多只能温饱而已，要有多余的可支配收入去刺激消费，绝对不可能。

他说：“因为它扣除了这个上缴的一些税务负担，然后扣除了那些住房和吃饭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太多的钱，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可支配收入的话，那对刺激消费市场是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这除了政府可以用来作为一种维持社会公益的一种宣传的话，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平均每个月人民币3268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4707元，平均每个月约2892元。显示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台湾致理科技大学副教授张弘远表示，最低薪资的上调主要是保障弱势团体或者中低收入者，在经济衰退或物价波动的情况下，生活得以维持温饱，但如果希望能够透过增加民间消费，扩大景气需求，带动经济成长的话，应该是要着眼于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消费，因此中国调高最低薪资对于刺激经济的作用有限。

张弘远说：“最低薪资的调涨是确保不要出现大规模返贫的现象，然后使得中低收入者面对这个经济衰退或者是工作机会减少，他们仍然能够拥有自保的能力，以免形成这种社会舆情，那么造成人心浮动，对于政权出现挑战的作为。”

维稳仍是核心目标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金融央企的限薪，以及对最低工资的调整，更多是出于维稳考虑，而非经济发展策略。

台湾金融研训院副研究员谢顺丰表示，中国一方面限制央属金融高管的薪资，另一方面调高最低薪资，这两者本身是两个独立事件，“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的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背后就一个目的，重点就是要维稳，看起来当然就是说好像贫富之间的差距更缩小了，但是我想这实际上其实更多的就是为了维稳。” 他说。

谢顺丰表示，总而言之，中国不管是金融业，或者是说整个劳动阶级，甚至于公务员因为收入欠缺保障而“远洋捕捞”等，其背后连接到的都是中国经济下行而且财政恶化的情况，中国政府如何透过政策手段来设法达到维稳的目的，应该是其核心掌握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