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的法学泰斗，夜深难眠

陈光中95岁了。眼下他最苦恼的事，是失眠。

年轻时就有的轻度睡眠障碍越来越严重，他常常凌晨才能入睡，有时甚至整晚睡不着。辗转反侧，难免东想西想。

最近他夜里考虑最多的，是准备开设的生平展览馆，对定名为“陈光中法学书馆”还是“陈光中法治书馆”徘徊不定，目前初步定名为前者。馆址在老家浙江温州的永嘉书院，已经开始施工。

除了个人私事，像已经提上议程的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国政法大学疏解到雄安等大事，也都会在夜里涌入他的思绪。

让他回味起来感到愉快的是去年出版的《陈光中口述自传》被评为优秀传记作品。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像江平起伏那么大，故事那么多，没想到平平淡淡的传记还能获奖，可能是因为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很有代表性和记录性吧。

《陈光中口述自传》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夏红说，不少读者告诉他，他们曾因陈光中当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的“平庸”和20世纪50年代在老校长钱端升受批判时发过言而对他颇有偏见，这本书让他们更理解了陈光中，也看到了他晚年的变化。

但其实陈光中心中的天平似乎并没有过太大的倾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他为人处世的哲学，但“中庸”不是和稀泥，而是像他毕生研究的刑诉法一样，讲究的是平衡之道。



陈光中。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做学问我是有信心的”

1990年，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孙国栋这一届毕业时，江平已被免去校长及校党委委员职务，陈光中以常务副校长身份主持学校工作。因此这一届学生的毕业证上，校长签名是“陈光中（常务副校长）”。

孙国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他和大多数毕业生一样，更希望毕业证上的校长签名是江平。毕业典礼结束后，他直奔江平家，请他在毕业纪念册上题词。那时陈光中作为校长的光芒似乎被江平遮蔽了，相较于江平的雷厉风行，他显得有点温温暾暾。

此后校长职位空缺了近两年。直到1992年5月16日，司法部才正式任命陈光中任校长。

那时校内经常有对话会。因住房和食堂等种种问题，青年教师要求跟校长对话，毕业留校的孙国栋就是代表之一。在会上，孙国栋发言犀利，毫不留情。他回忆，陈光中被呛得有点下不来台，他微微低头，目光越过眼镜上方盯着孙国栋看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这之后，孙国栋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读过《陈光中口述自传》后，孙国栋理解了陈光中当时的处境和性格。

陈光中的父亲曾是永嘉县参议会议员，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后自尽（改革开放后平反），叔父担任过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1949年后去了台湾。陈光中为此背了多年的政治包袱。他在反右运动后期被定为严重右倾错误，开除团籍，离开了刑诉法教研20年。他早早就意识到，他的前途只能是在学界。

孙国栋了解到，陈光中其实有外圆内方的一面，在主政中国政法大学期间顶住了很多压力。那时经费紧张，又在建设昌平新校区，陈光中勉力支撑，难免无暇顾及教学改革。

1994年4月，陈光中不再担任校长之职，这离他上任还不到两年。上午宣布免职，下午他就搬出办公室，毫不留恋。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熊秋红那时正在陈光中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她记得，陈光中卸任校长后完全没有失落期，反而因为能专心做学术而焕发了更多神采。

陈光中自己曾说：“做学问，我是有信心的。”1984年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成立，他连续四届被推选为会长，执掌诉讼法学会22年。1986年中国政法大学获批成立全国唯一一个诉讼法学博士点，整整九年间，他是全国唯一一位诉讼法学博士生导师。

1995年12月，陈光中弟子、现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的卞建林协助陈光中成立了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作为开展中外刑事法学合作和交流的基地。

卞建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光中做校长时没能充分施展的行政能力在中心主任位置上有了很大的用武之地，他组织对外学术交流，举办研讨会，做得有声有色。在海峡两岸及国际学术交流场合，他那种谦谦君子、游刃有余的开阔学者气质显得尤为突出。

推动刑诉法的突破性改革

卸任校长后，陈光中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是参与刑诉法修订。

新中国首部《刑事诉讼法》1979年颁布，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部刑诉法的立法十分仓促，不免失之粗疏。进入90年代，刑诉法修订被提上立法议程。

刑诉法又称“小宪法”，完善其基本制度的敏感度要远大于刑法。陈光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可以概括为实现国家刑罚权与保障公民人权的统一。

1993年10月，他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组织中国政法大学专家成立研究组，提供刑诉法修改专家建议稿。

陈光中率队在国内调研，去欧洲六国考察。研究组热情高涨，计划大幅修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刑法室领导得知后到中国政法大学座谈，说这次修法不是大改，当然也不是小改，而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一些人的积极性受到影响，陈光中则要求大家，要抓住机会，能推进一步就推进一步。

陈光中认为，这部刑诉法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确定的刑事诉讼模式。按照规定，法院开庭前要预先审查，认为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才决定开庭。如此一来，开庭之前法官实际上已确定这个案件要定罪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先定后审”的模式明显不适应了。

在全国人大讨论刑诉法修改草案前最后一次会议上，刑诉法学界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公检法等各部门都派出重要人员参会，主持修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亲自到会听取意见。

在大会发言中，陈光中主要讲了审判方式改革问题。对这一问题，直到当时仍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人提出，庭审方式变化会加重检察机关的负担，修法不能不顾及这一难题。陈光中耐心解释：“这种改革，尽管对于检察院来说是加重了责任，但是也加强了检察官角色作用，使检察机关的庭上表现更充分。”

陈光中发言时，王汉斌一直认真倾听，会后又单独约他谈话。王汉斌说：“对于新的庭审方式，有一种意见说这种改革开庭很花时间、人力、物力，你看怎么解决？”陈光中说，这是正规的开庭，相当一部分案件可以采取简易程序，现在草案里缺乏简易程序。王汉斌马上表示赞成。

疑罪从无是修法中争议最大的问题。

陈光中是新中国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学者之一。1955年，25岁的陈光中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苏联的辩护制度》，介绍了“无罪假定原则”。后来政治风向转变，无罪推定等观念受到批判。陈光中沉默了许久，直到1980年才有机会发表论文《应当批判地继承无罪推定原则》，重申这一主张。

卞建林说，无罪推定问题长期以来争论激烈。陈光中一贯稳重理性，既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也不会一味冒进。

在这次刑诉法修订中，立法部门反复斟酌，最后将这一条表述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疑罪从无被吸收入法。

陈光中主持的建议论证稿中，大量的主张被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采纳。除了疑罪从无，还包括律师介入提前到侦查程序、取消收容审查、上收死刑复核权等有利于防止冤案、保障人权的条文。

陈光中认为，这次刑诉法修改是突破性的，由原来的调查审问式模式改成了与国际诉讼制度接轨的控辩式诉讼制度，使刑事诉讼大格局发生了变化。

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在《陈光中传》中评价，立法机关广开言路，与学界密切互动，使国内知名刑诉法学者在修法过程中得以尽其言责，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陈光中对推进刑诉法的成功修改贡献良多，影响甚大”。

“踩线而不过线”

2002年，孙国栋开始主编《律师文摘》，刑事诉讼和律师制度是关注重点。他突然发现，当年温温暾暾的陈光中变得慷慨自信了，对于立法修法、热点案件等都勇于发声，且常常一针见血。他觉得，陈光中是典型的越到晚年越大胆，越有魅力。

在陈光中所发声的多个热点案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是聂树斌案。

陈光中较早就关注了聂树斌案，但认为自己作为学者掌握的材料不够，没有发声。直到2015年4月，聂树斌案听证会在山东召开，材料全部亮相。5月5日，聂树斌方律师召开了“聂树斌案研讨会”，陈光中受邀发言，提出了五大疑点，包括聂树斌被抓后前五天供述缺失，表明存在刑讯逼供的重大可能。他建议，此案现有材料和疑点已符合立案再审条件，应在案件重审中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他的观点迅速传播开来。

他还邀请曾担任天津市公安局主任法医师的宋忆光对话，以个人名义将这次对话的“会议纪要”加上他发表的案件“五大疑点”一起呈报给最高人民法院。

聂树斌案的再审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大法官担任审判长。胡云腾后来撰文回忆，他认真看了这两份材料，很受启发。陈光中和宋忆光的分析意见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与他们后来的再审意见基本一致。胡云腾回忆，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为聂案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其中陈光中作为刑诉法学界的掌门人和权威学者，他的发言和观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光中说，只要是证据不足，就要疑案从无，这就是聂树斌案平反的意义。

2012年刑诉法第二次修订，“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刑诉法总则。

2023年9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对外公布，刑诉法修改列于其中。陈光中很兴奋，没想到在鲐背之年还能有机会参与刑诉法再度修改。

他敦促熊秋红组织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修改研究专班，继续提供“法大方案”，他本人担任顾问。他还要熊秋红率队在国内外调研，20多万元费用由他申请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经费来出。他拉了微信群，时常催问工作进度。

陈光中和学生合作，陆续发表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若干重要问题探讨》等文章，准备结集出版。中国政法大学为此拨了六万块出版经费。陈光中有信心这本书出版后会受到立法部门和学界关注，不愁销路，不会亏本。

陈光中的学术观念里有重要一条，就是“学以致用”。他告诉学生，哪怕十个、二十个学术观点中有一个被立法采纳，就很成功了。

如何让学术观点被立法部门采纳？他的原则和策略是“踩线而不过线”。踩线，就是站在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最前线，对一些争议性问题加以创新。

陈光中还希望能在这次刑诉法修改中推动刑诉法法典化、增补涉外条款、落实以审判为中心、修改证据证明标准、废除“指居”制度、完善辩护制度等等。

陈光中向来注重媒体的作用，多次接受采访表达观点。他认为，在学术范围内进行探讨，只要主观意愿是推进立法民主化和法治化，就可以百家争鸣。把思路放宽一点，论证充分一点，就有望在相当程度上被立法所吸收。



陈夏红拜访陈光中。

“钟鸣老人”

走进陈光中家的客厅，似乎走进了他的时光轴。母校温州中学的园景、与家人合影的老照片、各个时期的工作照、晚年的祝寿书画等，散布在各个角落。

2023年9月23日，高铭暄、江平和陈光中一同参加了关于刑事辩护专业化的一个高端论坛。三个月后，江平去世。陈光中特地将他和江平在那次论坛期间拍的合影摆放在沙发旁的显眼位置。照片里，两人都坐在轮椅上，双手相握。

陈夏红2010年为江平整理出版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之后，一直没再遇到“心仪对象”，直到2019年见到陈光中。他认为陈光中和江平都有自己的原则和观点，不是身上“没刺儿”的人，这很吸引他。



《陈光中口述自传》陈光中口述，陈夏红整理。

在陈夏红看来，江平和陈光中都是1930年生人，大学时期赶上新中国成立，年轻时政治运动如影随形，50岁前后正逢改革开放，枯木逢春。他们都有北大基因，对市场经济和人权保障有本能的偏好。孙国栋认为，江平和陈光中都追求民主法治，江平更大胆彻底，陈光中更注重专业。

做口述自传时，陈光中从不回避问题。他详细讲述了参与批判钱端升的来龙去脉，坦承自己当时怕被划成右派，就按照交代、根据他人提供的材料做了发言。他说：“就我个人说，人生做一件错事，尽管有客观的历史原因，但还是深感遗憾吧！”

不过对他来说，心结已经打开。钱端升落实政策后没有回到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逢年过节都去看他，安排后勤部门帮他解决房屋维修等问题。一次他向钱端升表达歉意，钱端升没有责怪，说“形势所迫，不能怪你们”。2018年，钱端升次子钱仲兴写《父亲钱端升》一书，特地请陈光中作序。

陈光中爱用手机看新闻和短视频，手机的字体和声音都调到了最大。他眼睛看二号字也吃力，交流需要戴助听器，双手有时会略微颤抖，行动缓慢，但谈及人生经历和学术问题等都记忆清晰，条理清楚。

他笑说自己有点“半糊涂”，大是大非不回避，小是小非不计较。他说民主与法治得讲平衡论，不可偏废。他强调公正优先，兼顾效率。

他年轻时就考虑得很清楚，在“立功、立德、立言”人生三大功业中，要致力于在立言上有所作为。他说，他的志向基本实现了，出版了60多本著作，发表论文300多篇，正在筹备出版最后一版文集。今年3月，孙国栋担任编辑的《政法论坛》第二期将在头条刊登他单独署名的论文。

陈光中说，自己是乐观主义者。当年他被迫脱离专业转去做历史教学，就一心把历史教好，被评为全校优秀教师。如今他主持的团队已出版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和《中国现代司法制度》，《中国近代司法制度》正在筹出，将共同组成三卷本的“中国司法制度史”。他说，研习史学对他的影响不小，可以借古观今，因为一个国家法律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曾在陈光中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与陈光中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光中学风严谨包容，商榷讨论很民主。他们经常聊起时事热点和法治动态，比如死刑复核问题。死刑复核权虽然早已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但陈光中认为死刑复核程序依然有改进余地，希望能实现死刑复核阶段辩护律师全覆盖。

迄今，陈光中已经培养了近130位法学博士。新中国第一位刑事诉讼法博士卞建林、第一位民事诉讼法博士陈桂明、第一位行政诉讼法博士马怀德，都出自他的门下。在他卸任校长25年后，马怀德接过了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聘书。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现年95岁的陈光中仍是在职博导，年年招生。今年年初，已经有七人报考了他的新一届博士生。

他说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陪伴，于私是家庭和睦、师生和谐，于公是国家法治事业。他将自己带过的博士、硕士、博士后、访问学者和个别好友拉了一个微信群，目前有133人。他为自己取的微信名是“钟鸣老人”，寓意为希望“中”声继续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