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编号17》有感：不想再做“狗屁工作”了

《编号17》

新近上映的电影《编号17》，想象了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中，打工人的终极形态——从事实际上没有技术含量的高危工作，成为不断去世又重生的“消耗体”。

这让人想起近年来对“白领”一词的袪魅。“白领”工作固然需要相对较高的学历，但并不一定意味着较高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

互联网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现在在公司的格子间里面哼哧哼哧做PPT的那些人，和当年踩着缝纫机的女工们，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讲述 | 王行坤

来源 | 看理想节目《反思现代工作》

01.

科学管理：去技能化的基本原理

我们的工作早已被“去技能化”了。

所谓技能，指的是劳动者掌握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拥有技能意味着劳动者了解生产过程、生产工具和原材料，在实际操作时熟练灵巧，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这就让劳动者拥有了跟老板讨价还价的本钱。

去技能化就是要剥夺劳动者所拥有的与生产相关的技能和知识，让他们失去跟老板讨价还价的本钱。

当下典型的去技能化劳动者就是流水线上的打工人，他们实际操作时是熟练灵巧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与生产相关的任何技能或知识。

从表象来看，现代科技越发展，打工人的去技能化现象越严重。但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去技能化是人为设计的后果，源自于所谓的科学管理。

“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也被称为“泰勒制”。这种制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当时出现了超大规模的公司企业，需要更加科学的管理方式。

泰勒认为，工人天生懒散，一有机会就要磨洋工。因此，科学管理的目的在于操控工人，让他们遵守标准化的流程，按部就班地完成极端细化的任务。

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只需要执行几个高度重复、单一的任务，工作就完成了。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也把人彻底变成了机器。

这种管理制度不可能让员工产生工作积极性。不过，在泰勒看来，细化和标准化的工作任务能够保证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

这造成生产过程中构想（conception）和执行的完全分离。构想属于管理者操心的内容，这就需要管理者在头脑内想好工作的目的、确立工作的方法和具体流程；执行则属于打工人的任务，他们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动作，不需要动脑子。

《大都会》

如此一来，打工人即便原本拥有技能，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因为工作过程不需要任何创造性和技能，只需要熟练地做出某些动作，就能够满足生产的需要。

对资本来说，除了防止打工人偷懒之外，这种去技能化还具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个是驯化打工人，让他们成为便于管理的劳动力；另一个就是压缩打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压低工资，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

在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工人基本被驯服，成为了资本家满意的“合格的”劳动力。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毕竟是一种压迫性的制度，再驯服的工人阶级被逼到一定程度也会起而反抗，尤其是那些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资本家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者，有时就不得不妥协。

所谓科学管理就是对劳动力进行彻底地控制，而去技能化就是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它并没有科学应该具备的客观、中立精神，目的就是帮助资本家更好地驯服打工人，让工人更卖力地工作，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

从社会整体来看，高技能工作的技术含量在降低，因为它对劳动者的技能没有那么高要求了。这就导致全社会打工人的技能含金量普遍下降。

也就是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科技水平在高速发展，但是人的技能水平却在退步。

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初期，工匠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当时英国很多工匠可以称得上是工程师或设计师。他们掌握整个生产流程，甚至具有一定的发明和创新能力。

这些拥有技能的劳工自然是不好管理的，他们因为自己的技能而感到骄傲，在工作时更愿意遵循自己习惯的工作节奏，不愿意轻易服从管理者所强加的工作节奏。

当工人与专业技能和知识分离之后，也就是去技能化之后，他们骄傲的本钱也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工人就不再是手艺人，而是管理部门的工具。他们只能从事简单的劳动，劳动力价值自然也就降了下来，也就是说，他们的工资自然要被压缩，因为工人的可替代性大大增强了。这就是去技能化带给资本的第二个好处。

《大都会》

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哈里·布雷弗曼在1970年代指出，泰勒制之所以在今天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而存在，是因为它已经不再是某一个派别的财产；它的基本学说已经成为了一切工作设计的基石。

也就是说，泰勒制是企业管理的不二法门，今天几乎所有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泰勒的科学原理原则。因此，我们也可以根据泰勒制的原则来考察当下中国的工作。

02.

蓝领的去技能化

近几年来，中考普职分流比例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中国，大学教育是进入精英阶层的必要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一步一步地选拔所谓优秀的学生，最后选出顶层的精英；与此同时，筛掉所谓的“差生”，让他们落入社会的中下层。

有人认为，中国大学生太多了，白领打工人也太多，现在需要的是有一技之长的蓝领，因此，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然而在中国，恐怕很少有人对职业教育感到满意。

职业学校与其说在传授专业技能，不如说是在灌输“做人”的道理。这里所谓的“做人”就是做老板眼中的合格打工人。

有学者基于2017年的职业教育调研指出，从身体动作到精神气质，从时间管理到衣着配饰，职业学校对学生校园生活的控制和规训几乎无处不在。

为了培养学生的打工人意识，学校甚至让他们在校园就佩戴标有姓名、班级和专业的胸卡，提前适应企业的要求。

这种形式主义的规训渗透了教室、厕所、宿舍、操场等各个场所，对学生的日常生活时间和学习时间进行严格的管控，目的就在于驯化学生，让他们成为驯服的劳动力。

职业学校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对学生的规训和管控之中，自然也就忽视了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

一位职校校长说：“说实话，像我们这样的学校，是多办一所学校，少办一所监狱。”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职业学校的自我定位，那就是对学生进行规训和管控，不让他们偏离正轨，在学校就提前适应工厂的轨道。

《下一个素熙》

学生家长对职业学校的自我定位也基本能理解，他们的基本诉求就是孩子不惹事、不犯罪，至于学习一技之长，那基本就是预期之外的奢望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学到的只是一些粗浅的理论知识和简单的操作技能。很多职校生在毕业时是不满意的，尤其是那些初中毕业花了五年时间，连续读完中职和高职的学生。

然而企业并不在乎，身无长技但受过严格规训、听话懂事的打工人，就是合格的打工人。

在职业学校学习期间，学生要进厂实习。很多学生其实对实习是有所期待的，以为能够通过实习学到真正的技能。

不过正如布雷弗曼所指出的，资本不需要有知识、有技能的人，只需要一个“人手”而已。因此，即便是操控数字机床这样看似高技能的工作，其工作流程也是固定的、简单的。

例如，在一家塑胶公司实习的学生说：“这个厂学不到什么技术，生产的塑料管都是标准化的，机床的程序也都是别人编好的，到时候只需要按个启动按钮就行了，也不用人一直看着。虽然劳动强度不大，但学不到什么东西。”

当下中国工厂普遍实行泰勒制，贯彻构想和执行相分离的原则，如此一来，工厂需要的就是低技能、低成本、“高觉悟”的打工人，而看似失败的职业教育，恰恰是满足了企业的要求。

这是企业和职业学校的双赢，却是家长和学生的双输。

03.

白领的去技能化

在中国，成为白领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本科学历，高学历似乎意味着高技能。有学者认为，白领“通过家庭环境、学校教育或社会培训获得了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知识、教养和技能”。

然而实际情况是，公司格子间里的白领也不需要多少技能。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经典著作《白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在米尔斯看来，办公室和工厂并没有根本区别，因为办公室实行的也是构想和执行相分离的原则：少数管理者掌握着工作流程，把工作切割成固定的、标准化的零碎任务；多数基层白领负责执行。

因此，虽然办公室的白领从事的是脑力劳动，但这是一种不太需要思考和规划的脑力劳动，因为思考和规划的职能基本上被管理者所垄断。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会感到无聊和厌倦，因为人们的智力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不需要任何主动的思考。

这种形式的脑力劳动和工厂里的体力劳动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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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随着大学的扩招，白领人数在不断增多，白领的“含金量”却在不断下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白领”这个词不再流行，也不再显得高端。因为从社会现实来看，白领也好，“小资”也好，工资水平都在向蓝领打工人看齐，技能水平也不再显得高超。

也许，这也是“打工人”近年来流行开来的原因。白领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他们和蓝领之间没有多少区别，都只是打工人而已。

现在很多用人单位会因为资历过剩（overqualified）拒绝求职者。这些求职者要么是学历过剩，要么是能力过剩，因为很多时候，用人单位只需要一个执行简单任务的打工人而已。

和蓝领一样，白领无法掌控他们的工作过程，基本上只能按部就班，听从管理者的安排，执行管理者分配的任务，他们很难在工作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潜能，也没有办法和自己的劳动成果建立关联，因此，无法感受到自我实现感和使命感。

正如米尔斯所说，白领只能感觉到工作的无意义，工作时心怀怨气，只能在其他领域寻找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消费主义的崛起，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从工作中获取意义，所以他们通过消费来充实自己，为生活赋予意义。

04.

再技能化的可能

在泰勒制之后，20世纪初的美国还出现了“福特制”。这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泰勒制的基础上所发展出的工厂管理制度，可以说是对泰勒制的完善。

福特制与泰勒制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福特制引入了系统性的流水线，工人固定在流水线上，完全不需要移动，也没有办法偷懒；在没有流水线的泰勒制下，工人虽然也要做出固定的、标准化的动作，但是他们受工头目光的监督，理论上还有偷懒的可能。

在福特制下，人成了名副其实的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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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催命式”的生产方式很难留住员工。在当下中国的蓝领圈子里，有一个流行语叫“提桶跑路”，打工人离厂跑路的时候，会用桶装走自己的日常用品。之所以提桶跑路，是因为很多流水线的运转速度太快，人的手速根本跟不上。

这种流水线被打工人称为“飞机拉”、“火箭拉”，所谓“拉”就是英文的line，也就是流水线的“线”。当年的福特工厂也是如此，汽车工人进厂没多久就要跑路。

亨利·福特的解决方案是涨工资，把工资从每天2.5美元涨到5美元。这样既能确保工厂内有足够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同时也能够确保打工人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去购买福特汽车以及其他消费品。

另外，为了让打工人有时间去消费，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为工作养精蓄锐，福特工厂决定削减工作时间，在1926年率先实施一周五天、一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因为福特公司在美国举足轻重，其他企业也纷纷效仿。美国正式实施一周五天、一天八小时工作制的时间是1938年。

在福特涨工资、降工时的措施下，美国打工人的消费能力增强了，休闲时间变多了，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打工人去技能化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因为在去技能化方面，福特制和泰勒制是一脉相承的。

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因为劳资冲突、创新和灵活性不足以及全球市场竞争的压力等等，福特制生产方式陷入了危机，出现了“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试图增强打工人的技能，让他们对生产流程有着较为全面的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只是负责执行，也负责构想。打工人也不只是关注自己眼前的任务，而是要和其他人相互协作，甚至要参与研发。

后福特主义试图激发打工人的潜能，让他们基于技能群策群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信息技术开始崛起的背景下，这无疑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选择。

这种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虽然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家的利益相悖，因为打工人掌握技能之后，不仅要求在生产空间内享有一定的权力和自主性，而且还会要求更高的工资。

《编号17》

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而且经济形势相对较好时，资本家可以让渡一定的利润和权力，让打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工作环境。一旦经济形势下滑，那么企业的本能反应就是回归泰勒制的管理方式。这也是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没有成为主流的原因所在。

当下，有些企业会鼓励员工成为多面手，掌握多种技能，起码做到一专多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大部分企业的管理原则依然是泰勒制，也就是通过去技能化去驯服劳动力，压低劳动力成本。

即便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部分打工人从事的劳动都是去技能化的，只有少部分人掌握高精尖的技能，是真正的行业精英。

尾声.

现代社会一味强调效率，强调发展生产力，却忽视了对生产关系的改造和调整。我们知道，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问题，也就是哪些人掌握生产资料，但是生产关系还包括劳动成果分配，也就是工资问题以及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泰勒制实际上针对的是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泰勒制的目的是服务资本家，方法是在生产过程中，把构想和执行进行分离，让少数人负责思考和规划，多数人负责执行标准化、程序化的任务。

结果就是，负责执行的打工人被去技能化，只能听命于负责构想的管理者。与此同时，打工人失去了跟老板讨价还价的本钱，很难得到体面的工资，同时也很难从工作中获得使命感和自我实现感。

“我就是工具”势必成为大多数打工人的日常感受。当这些人成为社会的大多数，无论社会的科技和生产力怎样发达，我们很难说社会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