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后”成都女孩曹玫又“结婚”了。最频繁的一年里，她“嫁”了七八次。
这些婚礼散布在不同的地区，有的在城里，有的在农村。每一次婚礼现场，曹玫都像初次结婚的新娘那样，穿着婚服，融入喜庆的氛围。
其中一次，现场宴请了300多桌宾客，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不过流程很简单，甚至没有请司仪。婚礼现场有个大台子，男方父亲上台致辞几句后，直接开席了。
台下来宾不知道的是，这是一场“假结婚”宴席。台上这对新人见面不过几天，而曹玫是租来的“假新娘”。
扮演他人现实生活中的角色，是曹玫的职业。“女友”是她最常扮演的角色。联系上她的人，大多说着实在没有办法，而后委托她以假“女友”身份回家见父母、拍婚纱照、订婚，或是办仪式。
行业内，这份“出租自己”的工作也被称为“生活演员”。他们进入雇主的现实生活，根据雇主的需要，扮演各种身份，如父母、伴侣、朋友、领导等，满足来者在特定场景的需求。
01
租来的“幸福”
第一次见“家长”时，厦门人张赫紧张得不行。那五天，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保姆”。
他每天一早起床，白天做饭，晚上煲汤，还帮忙做了不少家务活。行动上勤快的同时，他没忘记关心“女友”，叮嘱对方穿暖和，不要着凉感冒。
这些行动明显奏效。在“女友”的母亲眼里，张赫是一个符合标准的“女婿”，所以她安心回到日本，把女儿“交付”给他。
这位母亲不知道，她登机以后，张赫赶忙买机票飞回福建，不带一点犹豫。
那些嘘寒问暖，只发生在“女友”母亲在场时。回想起那几天，张赫甚至觉得“有一点受不了”，因为太过劳累。
《我知道我爱你》剧照
“90后”的张赫是名兼职生活演员。对他来说，这是在主业“汽车陪练教练”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他偶然接触到了这一行，并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出租自己。后来，上述“女友”找到了他。
女孩出生于1995年，东北人。七八岁时，她随父母去了日本生活，一家人定居日本，直到不久前才回国。女孩想留在国内工作，但父母不放心她一人，希望她回到日本。所以她谎称在国内找了个男朋友，甚至已经怀孕。
在编织的生活剧本里，生活演员们总能讨得雇主家人欢心。因为这种时候，他们并不完全是其自己。那些“完美形象”，通常由雇主和演员双方合力堆砌而成。
正如见面当天，张赫会提着女孩提前准备的礼物登门，表现得礼貌谦逊。在家长面前，他会主动帮厨，尽显贴心。
面对提问，他就按照事先商量的剧本回答，比如家长问家乡习俗，按真实情况说；问什么时候结婚领证，必须留余地，说“等事业稳定”。张赫强调，每一句话都要给雇主“留退路”。
《幸福到万家》剧照
曹玫的准备更细致。一些雇主会给曹玫安上全新的身份，比如年龄、职业、学历，甚至是姓名。赴约前，她会提前背诵好这些基本信息。很多任务并非一次就终止。她甚至建了客户信息档案库，每次合作前都会温习“人设”。
每次见家长前，曹玫会提前根据雇主要求调整穿衣风格。若无特别要求，她会穿得文静些，尽可能迎合长辈的喜好。见面时，她会按照提前商量好的剧本应答，遇到超纲的话题，“尽量转移，或者不给明确的答案”。
一些时候，父母们也知道这些“幸福”是假象，但世俗观念推着他们加入队伍。
曾有家长找到曹玫，希望帮自己的儿子租个女友。那位母亲说，自己的儿子曾交过一任女友，两人交往一年，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后来，两人因男生家境差而分手，但他们的恋情早已传遍乡里，且婚期早已定下。无奈之下，男方家只能租个假女友顶替完成婚礼。
02
“租人”生意
“一场戏能把份子钱收回来，何乐而不为？”28岁的陆荏说出自己找生活演员的想法。
事实上，陆荏的父母很开明，鲜少催婚。让她困扰的是亲戚的催婚话术——可以谈恋爱了、该找个对象了，这些声音总试图提醒她“到年纪了”。不过比起催婚，她更在意的是那些随出去却还没收回来的份子钱。
陆荏于是萌生了租演员办酒席的想法。在她看来，这是场“各取所需”的交易，演员赚薪水，她收回人情债。
和陆荏类似，大多数客户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压力，却无法找到合适的方式解决，于是选择找生活演员来扮演自己的伴侣或父母，以暂时缓解家庭的矛盾，满足家人和社会的期待。一些时候，父母是婚姻的“门槛”，跨不过去的孩子也会找生活演员当“跳板”。
40来岁的肖晓霞在昆明兼职做生活演员。她曾“以母亲”身份，坐在陌生女孩的男友对面，故作自然地询问对方的工作、家庭。
《99分女朋友》剧照
找上门的雇主多为年轻女孩。有人因父母反对其远嫁，希望她假扮母亲与男方家长见面结婚；有人双亲离世，但结婚前要见家长，担心男方家介意，委托肖晓霞来假扮母亲。
这些需求，也让生活演员这个行业逐渐有了市场。曹玫便看到了其中的商机。2018年，朋友因被家里催婚，请曹玫假扮女友见父母。这次经历让她发现了生活演员这一职业，并进入了相关的群组。
这八年来，曹玫几乎每年都在“结婚”，估算下来，大约“结”了20次，见父母的次数更是数不清。这些订单多集中在过年过节，老雇主居多。
在生活演员的业务里，扮演男女朋友是“重头戏”，尤其在过年期间。“年前我们有1000多单，基本上就是扮演男女朋友。”某经纪公司负责人李宇说。
当有需求出现，李宇会通过兼职群匹配合适的生活演员。这些群组成员大多为群演，平时也会去拍短剧、跑龙套。要是群里没有合适人选，他就会通过别的“中间商”再去找人。他号称能匹配任何需求，“目前全国所有城市都可以安排”。
一则生活演员宣传广告
不过，这个行业并没有具体的收费标准。另一“中间商”陈熙说：“就像杀猪一样，肥的可以多搞点肉，瘦的少搞点，觉得不合适了就放弃。”他通常会根据雇主的朋友圈或对话，了解其需求和经济能力后“看人报价”。
他说，在云南当地，最低收费大概是1000元/天，一线城市则可能涨至1500元/天，甚至2000元/天。这些钱经中间商转手，到生活演员手上的份额也各不相同。
曹玫刚入行时，收费通常是600—800元/天，如今涨到1500元/天。若遇上节假日，价格则可能更高，同时，报价也根据拍婚纱照、订婚、办酒席等不同需求变化。
但随着市场供给增多，竞争也愈发激烈，出现了几百元一单的低价竞争。雇主开始“货比三家”，同行则靠“话术”抢单，骗子也混迹其中，这让曹玫接单变得越来越困难。
03
谎言
想要采访生活演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位主要出演影视剧、短剧的演员告诉南风窗，很少有人愿意向陌生人讲述这份经历。在他看来，生活演员类似“当托”，若被外界知道，会影响个人声誉。
李宇也表示，生活演员若暴露身份，可能会影响后续接单。
与普通演员不同，生活演员演的是现实中的真实角色。一次任务结束，他们还可能与雇主多次见面、电话、视频保持联系。身份一旦暴露，下次接单就容易穿帮。所以他们只能藏在“暗处”，不断变换身份。
受访者在生活演员工作中的自拍，供图时打上了厚厚的马赛克
即便不是专业演员，从事这份工作的普通人也会有顾虑，毕竟它并不完全符合“正常三观”。陈熙直言，“本质上它属于欺骗”，而且订单售后难保障，演不好“最多就是收不到尾款”，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生活演员群体人员复杂。陈熙管理的群里有200多人，有五六十岁的长者，也有年轻人。他们职业各异，有人平日兼职做保安、充场，还有人四处打零工，“只要给钱什么都干”。
雇主付定金后，陈熙会按照需求提供照片供雇主选择，直到活动当天，双方才能互留联系方式。
他认为这种“信息隔离”能规避一定风险。但被问及如何保障雇主安全时，他也只是建议“一般还是不要找”。中间商们通常无法保证自己挑选出来的演员是否真的完全可靠。
早年租友就曾出现过性交易乱象。一些人表面接正规单子，到雇主家就变了样，甚至威胁雇主“不加钱就揭发”。事情也是两面的，部分顾客一上来就提过分要求。
曹玫还遇到过这种情况：她和雇主谈好规矩，陪对方回家见父母，结果半夜却收到是否可以“非绿”（即发生性关系）的询问。她果断拒绝，却被认为是嫌钱少。最后，她只能放弃尾款，半夜拖着行李离开。
曹玫是个i人，这份工作被她形容为“i人地狱”。每次“结婚”、见“父母亲戚”都让她疲惫不堪。任务一结束，她就只想赶紧回家宅着。她将工作与生活分得很清，但频繁的“演出”仍改变了她的婚恋观。
她曾经期待一场独属于自己的婚礼。可参与多次婚礼后，她开始对婚礼流程感到麻木。期间，她窥见了许多家庭的代际矛盾，以及雇主们在催婚压力下的痛苦。
曹玫“演出”结婚时所穿的婚服/受访者供图
这份工作的“出租”性质，更让曹玫无法向家人坦白自己的职业。她觉得说了会引发误会和矛盾，毕竟她自己第一次听说“租女友”时，也曾将其与性服务联系起来。她只能谎称在普通企业上班。
曹玫高职毕业后当过群演。那时为了几十元的工资，一整天耗在剧组。现在，她也放不下心态回归普通职场，因为做生活演员接几单的收入“都比上班一个月多”。
在这个行业，谎言往往一个接一个。
比如去年，那个东北女孩的母亲回日本后，张赫的任务还没完全结束。时至今日，对方仍以为女儿与张赫是夫妻。他说，女孩P了假的结婚证骗过母亲，怀孕的谎言是以“流产”收场。
女孩母亲得知女孩流产后很伤心，他的心里也不好受。“可是行有行规”，他只能继续配合。
“换一个角度来，这也是一个善意的谎言。”肖晓霞说。看到“女儿”们因此收获幸福，她不希望自己的行为被定义为“骗”。
有时，她感觉自己真的多了个女儿。她曾假扮母亲参加“女儿”的订婚宴。女孩结婚时，她虽在国外旅游没能赶上，但她们的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之后，女孩认肖晓霞作“干妈”，逢年过节总打来电话。
曹玫也因这份工作结识了不少朋友和友善的“假公婆”。有些“戏”陆续演了好几年，“假公婆”不时会和她联系，她也会给对方寄去成都特产。
曹玫说，在很多雇主家里，善意的谎言比直白表达更有用。如今，她仍徘徊在真假交织的生活，面对雇主的家庭和自己的家人，不得不编造一个又一个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