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房间里的人都这样称呼它。只要你愿意,关上房门,就能自觉进入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大家24小时吃住共居,互称帅哥美女,结伴“奋斗”。
传销窝点是“家”的另一个名字。这几年里,许多青年演员,都因一场不存在的演出或剧目招募,被诱骗至这个西部城市的灰暗一隅。
他们是演艺界中最底层的无名之辈,渴求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也顾不上考虑远方未知的风险,先拿下一份工作是更现实的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年轻人默默无闻地成为一批批被“猎杀”的对象,直到不断有人失联,才终于被外界注意到。
即便最终安全离开组织,传销也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甚至有人在逃离之后,会产生怀念组织的戒断反应。
陷阱
从失联到得救,龙丽莎的经历,快得超乎人意料。
除了女演员的身份,她还是中国传媒大学21级学生——这个标签,伴随着她应短剧拍摄招募赴陕西失联的信息,在27日传遍网络;同时期,公众对演员王星被解救的讨论热度并未完全消散——龙丽莎也被网友比作“女版王星”。
仅一天后,龙丽莎重获自由。在28日的媒体采访中,她提到,抵达渭南后曾被控制,后来对方或迫于舆论压力将其放出。但跌入陷阱的不止她一个。
在龙丽莎之前,以《穿越之我成了行首》短剧为诱饵的人,就以相同的剧本、相同的女二号角色,“诱捕”过中央戏曲学院毕业的可怡。除了演员,被类似假通告骗到过渭南的人还有很多,化妆师、灯光、舞美、助理、剪辑,甚至导演。

可怡到达陕西渭南,只比龙丽莎早四天。
2月22日晚,她见到了两名自称剧组工作人员的人。深夜,他们要带可怡去“民宿”暂时过夜。下车地点是一片居民区,民宿在一条漆黑的小巷深处。可怡害怕了,加上之前在车上那两人想要拿走自己手机的可疑举动,可怡没有跟他们走,而是自行到宾馆开了房间。可怡躲过一劫。
但小光就没那么幸运了。吸引她赴约的工作机会是“西安丝路欢乐世界演员NPC”。去年毕业后,小光一直没有工作,因为有舞蹈功底,她经常在一些通告微信群里接商演活动。所以那则NPC招募的信息并没有让她怀疑——通告费是300元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市场价。
同样先是两个人接她吃饭,其中一名女生还是小光的湖南同乡。接着打车去民宿,借故拿走手机更改定位,上楼。直到坐在墙皮有些脱落的客厅里,她才缓过神来,“应该是被骗了。”
为了安抚小光的情绪,两名女生分别端来一盆洗脚水和一杯热水。接着,一个男人从卧室中走出,就像电影里常出现的老套剧情那样,告诉她“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原有的演出机会没有了。好消息,是可以在这里考察一个全新的国家扶贫行业——“中国直销业”。
开门见山之后,男人不再掩饰,他严肃还带着些凶狠地向小光介绍起他们的“事业”,态度和之前接待她的两名女生的热情贴心截然相反。经典传销业务来了——销售产品据称来自“广州汉美”,2900元一套的“酵素化妆品”,买多了就能晋升。
“广州汉美”也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代号。小光开始审视这个“家”的样貌,她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住多久,会不会有人身危险。男男女女都“一坨一坨”盘腿坐在一间卧室的海绵垫上,室内环境和人的穿着看着简陋,但并不肮脏,“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做坏事的人”。不过从那些人的眼睛里,小光“看不到光”。
广州汉美,对叶飞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看到龙丽莎失踪消息的那一刻,他脑海里第一时间就冒出了这四个字。
叶飞从事反传销工作十余年,还曾建立过中国反传销网。2024年,他的团队解救了十几个遭遇类似“广州汉美”骗局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是以招聘演职人员为由被带进传销组织。
这种模式,在陕西渭南尤其突出。叶飞猜测,有可能是组织内的早期成员出身于演艺行业,拥有业内资源,因此也明白如何让招聘启事看起来更加真实。新人演员们被拉进那间寝室之前,“工作人员”甚至还会有模有样地和他们订立劳务合同。
但对于初入社会的小光来说,这些信息是之后才知晓的,当她那天晚上从男人嘴里听到关于产品的传销话术时,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走不掉了”。
“鱼缸”
几乎每个“家”都一模一样。白墙、白炽灯、木窗框、早已变黑的瓷砖缝和裸露在外的暖气片,显露着90年代最常见的北方板楼风格。
但屋中细节里却透出端倪。卧室铺满彩色的拼接海绵垫供人睡卧,即便有双人床,也得挤下四五个人;厨房里堆积的大包食材只有两种:土豆和白菜;竹筷的数量也在提示,这套仅四十平米的两居室,居住人数远超寻常。
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小光在被称作“家”的出租屋里住了两个月,没有做出业绩,但也没有勇气和能力逃跑。
到“家”的前两周,她最大的困扰是:便秘。但肯定不是因为食物,因为每天吃得都很健康,土豆白菜,不缺膳食纤维——身边人告诉她,每个人刚进来都会这样。
情绪或许是直接因素。小光在里面使用过一个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悟”,下面四段小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得意不忘形 做人不忘本”。这是组织的座右铭。当她表示出对这份事业有任何疑问,“前辈”们都只让她“自己悟”。在组织的话语里,事业就是一切。
组织里要求大家互称“帅哥美女”,而新来的成员之间被要求保持“神秘感”,不能问及过去、交谈时不能出现时间地点人物。即便被允许交谈,也必须是对事业有益的,比如帮助伙伴进入更好的工作状态。
笔记本的第二页,则记录着每个成员会经历的感受过程:不理解-理解-接受-承受-享受,最苦的还是开头7天的“考察期”:那是个“体制化”的过程,将人的内心摧毁,重建为一个“新造的人”。
明确“规矩”是第一步。睡觉期间不能起夜,不能靠近窗户和门。私人空间也绝不存在。小光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有人看着”,就像身处一座“全景敞视监狱”,连上厕所、洗澡都要有人一起,尤其是去阳台这种“高危场所”会被叫住,总之“身边一定会有人”——标准的,融入并认同“体制”的人——他们也是规则的化身。
只要醒着,耳边永远有人在说话:“这里真的很好”“爸爸妈妈管不了我们”“你很穷所以要努力创业”。睡觉时,小光都总觉得有人叫她,结果下床出门一看又没有人,才确认是幻听。
每天就是这些事:上课,强制聊天,接着就是辱骂。小光说自己“祖宗三代都被骂了一遍”。她很庆幸自己之前做过客服,每天不停接投诉电话,“被骂惯了”。
林璇是小光在组织里认识的好朋友。她们都是最底层的成员,都被反复告知,自己对父母亲朋没有任何价值,也是伴侣的拖累。林璇的母亲之前查出心脏有问题,她被指控为母亲患病的“罪魁祸首”,每天情绪数次崩溃,“他们会通过审问找到你的软肋,不停地戳你的痛处。”
按照组织里“家人们”的逻辑,小光在原有的社会系统中一文不值,要想翻身,就要借着这个机会,踏实下来好好创业。砸烂一个旧世界,培植一个新自我。这就是“接受”的过程。而“接受”的标志,是通过了组织的“服从性测试”,从被动接受灌输到开始主动融入。

小光的那个时刻发生在第七天。考察期的结尾,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寝室长”问小光,要不要一起“干行业”——当然,是和之前一样的逼问语气。
“我想干!我想干!我想干!”她重复着这个回答。投名状是购入一套产品,行话是“办一个营业执照”。当然一套只是底线。小光只买了一套的原因是,那些人发现她账户上就三千块。
崩溃是那两个月最多的感受。小光记得,周围的人只要发现她“情绪不对劲”,就会过来和她聊天,劝她接受现实,在这里好好“创业”。这一招很奏效。因为到了后期,小光自己也会劝慰那些更新的新人,“骗都被骗来了,不如过得开心一点。”
从外表上看,小光似乎“融入”得还不错。做饭,干家务,还按要求背诵制度来给新人上课。同寝人告诉小光,她每天都说梦话,做梦都在讲课。后来,小光还拿到了手机,得到了出门放风的机会。
自由是被信任的标志,她也成为了这间寝室中的其中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还曾因为放任一名新人接近阳台被寝室领导指责,那时的她已经不再想着自己还有可能逃离,觉得这种严肃大惊小怪。
直到那名新人女孩加入的第七天晚上,趁着小光睡觉从窗户翻了出去——渭南零下的气温,穿着一双拖鞋和吊带睡衣,从二楼窗户翻了出去。转天早上起床,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转移,以防在逃走的人报案后,警方直接上门。
相比于暴力和强制,让人发生改变的或许更类似一种环境的“惯性”,一种集体意识。在小光所在的组织制度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是在上班,晚上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下班。”
当一个人24小时浸泡在这样的制度中,“家”就成了所有人的鱼缸。
戒断
对小光来说,一切戛然而止在2025年1月3日晚上。一位女孩利用放风的机会记下了门牌号,让家人在渭南当地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把“家”里所有人带去了派出所。
小光会用“被困”与“逃离”形容那两个月的境遇。但奇怪的是,和那些与自己朝夕共处几十日的人挥手道别的时候,小光发现自己有些不舍。
在过去陈旧的传销组织里,暴力,强迫,监禁,绑架是关键词。但在那些“家”里,组织也“进化”了,他们会用娱乐、伙伴、创业、平等这样的关键词来维系关系。似乎外面得不到的,这里可以满足。
1月4日,在回家的列车上,小光突然爆哭,“我无法完全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特别坏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太想创一番大业了。”
她偶尔会怀念那些被塑造得“有人情味”的时刻。在组织里,每次吃肉就意味着有人掏钱“办营业执照”了。小光交完2900元的当晚,饭地(因为没有桌子)上就出现了一盆肉。此后,有其他人交钱的时候,小光也“吃上了别人的肉”。在那一刻,食欲这种原始生理欲望会超越道德感,所有人坐在装满了白菜炖猪肉的蓝色塑料脸盆周围,唱着歌祝贺这个时刻。
新人也会有被优待的时刻 。盛饭的顺序是,先给寝室领导打,再给新朋友打。“以寝室领导为核心,以新朋友为中心。”小光的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小光被周围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后上去了想干吗?”“上去”,是底层业务员们渴望向上攀爬,实现组织内部“阶级跃升”的说法,上去了“什么都有了”——这甚至被视作一种他们在外部世界没能实现的公平。

比如,成为寝室长是一个能被看到的目标。寝室长不用做家务,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还能随意进出寝室。当然也有责任,寝室长需要到不同寝室讲课。新人进来的头七天,每天上午都要分别听来自七个不同寝室的寝室长讲课。
小光听“同事”说,寝室长已经办了三十多套营业执照。那人二十四五岁,本来也是做演艺这行的。他穿着的白色长羽绒服胸口处,印着中央戏剧学院的logo。之前还让小光在寝室里表演过跳舞,演完后,甚至能指点出哪些动作不太标准。
寝室间的人员会流动,叫“串寝”。一个多月后,小光“流动”到了另外的“家”,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林璇。小光是“被组织信任的人”,林璇属于“待洗脑者”。在组织里这两种人要两两结对成一组,便于“改造”。
林璇在西南一所艺术类院校读大四。刚来时,她愁的还是写不了毕业论文怎么办。林璇从大二就开始到处接戏了。据她说,她和同学们都有很多发布组讯的群。除了像中戏北电这些头部院校,绝大多数想日后从事演员的艺术类学生,都需要从低年级开始接剧本,混资历,毕业后才能积累更多的资源,在演艺圈站住脚。最近,很多人接的都是短剧。
林璇之所以被那部不存在的短剧吸引,就是因为想把握住一个演“古装剧”的机会。各种戏路都试过,以后才有更多机会。她说,当时接到通知后,她都没有详细看剧组介绍,就直接订票去了渭南。
小光能从林璇身上看到刚被骗进来时的自己。林璇则说,小光是在她在那间出租屋里唯一感觉到“真实”的人。
当时林璇每天都哭。只要一哭,就有人贴过来讲话。话的前一半是让自己开心点,后一半是既然来了就好好在这干。林璇说,小光不一样,她不会说后半句话,所以她觉得,那前半句是真心的。
卫生间是唯一能说悄悄话的地方——两位女孩的秘密基地。没有花洒和马桶,只有一根水管一个塑料桶。她们在这里聊过往经历,肆意讲那些不被组织允许的“时间地点人物”。
小光说,她甚至还想过怎样能帮那些已经“被洗脑”的同事“清醒过来”,但发现自己做不到。在她眼中,这间寝室之外的世界已经完全被屏蔽,制度被内化进每个人的灵魂。
反传销人士叶飞能理解小光对组织的矛盾感。“人们之所以甘愿数年浸泡在这样的传销组织里,‘上去’的激励只是一部分,另一半答案是‘人情’和‘温暖’。”
这也是为什么小光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人当作“纯粹的坏人”。她说,寝室长甚至会天天讲,即便以后不干行业,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在社会上也不会再被骗。小光甚至还在里面过了生日。当天凌晨,一群人把她喊醒,煮了一碗长寿面,还买了小蛋糕,吹了蜡烛。
跨年时,小光和寝室里的人们还透过窗子看到了烟花,举办了新年联欢会。在数亿人正同时关注着一个秒针的时刻,没人知道同在这个时区的某个角落,一群人关闭定位,切断通讯,这间屋子在世界中欢腾着沉默。寝室里没有钟表。
洄游
龙丽莎被解救之后,在公开表述里没明确点出“传销”二字,也未再详尽讲述被骗的具体经过。但至今为止,仍有许多受害者在网上分享与龙丽莎相同的遭遇。他们基本都符合叶飞解救过的角色——龙套演员,或者“影视民工”。
叶飞对“广州汉美”模式做了时间线梳理:约十五年前起源于包头,2015年左右陆续迁至咸阳,又到汉中,然后再转移到现在的渭南一带。
目前存在的传销组织的规模,和十几年前的动辄数万人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一个传销组织二三百人就顶天了。”
叶飞记得,2018年他就接触过以招演员为名被骗到渭南的受害者。这种骗术大规模兴起,则是在2022年以后。“疫情对演艺行业打击太大了。”他说,很多被骗进传销组织的演员都表示,因为工作机会骤减,他们什么活儿都会去接。叶飞接触过渭南一个传销窝点的小头目,那人在进组织之前,常年在横店做群演,“两百一天的那种”。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销也在脱实入虚。小光和其他被拉进汉美的年轻人,都从来没在寝室里见过她们为了“倍增身价”购入的化妆品。
最近两年,他从全国各地解救出来的受害者,90%以上都是大学生。他认为,这也和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形势有关。上个月,他从一个传销窝点里救出来三个女孩,一个大专,一个本科,一个研究生。还有不少人进入传销组织后,为了投身“行业”,到学校办理了退学。每天过着吃土豆白菜的生活,而放弃一个大学文凭,这在他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
在叶飞看来,那些被洗脑最成功的人,几乎都是在原有的社会体系里得不到承认的人。“一旦进入那个环境,接收到的都是赞美和认同,虚荣心会极度膨胀。当了领导,有了权力,就膨胀得更厉害了。”

晋升就像吊在眼前的胡萝卜。从业务员到寝室老大,再从寝室老大到成为老总,永远有奔头。但你不会知道晋升的标准,也不会知道“高层”过着怎样的日子。“保持神秘感”,这是在传销制度课里被强调的重点。
好奇心是关键。“组织不会让你知道你‘升上去’之后能赚多少钱,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让你一层一层往上升,疯狂去拉下线。”叶飞说。
这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留恋那个“集体”或者说“制度”。它赋予了其中的人所有的身份:“帅哥”“美女”“领导”“老大”。一旦离开那间屋子,所有能识别“我是谁”的标签统统失效。叶飞说,被救出来的人在外面呆了不久就又跑回传销组织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比救人更困难的事是“反洗脑教育”。
组织里的人们共享着同一套认知与话语体系。在对新人的教育中,组织被塑造成一种“全知全能”的存在,甚至还会美化国家对“产业的打击”,说是“不能让人人都进来赚钱”“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
他们也被训练如何应对警方:警察上门时,要迅速销毁纸质材料,拔掉手机卡,面对询问,也要自称是“一起玩的朋友”。小光说,人们在对外(或者说对警察)时要避免“老大”这种称呼,以防被定性为涉黑组织,以及反复强调报警也没用。
这些提前预备的训练,在1月3日警察捣毁窝点的那天晚上派上了用场。
小光和林璇看到,好几个人在被询问的过程中,没有交代任何内容,“装可怜”“装无辜”。相关资料在警察破门前都已经被销毁,寝室里所有人早已“串供”完毕。
她们猜测,那些人并不会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叶飞也提到,由于难以取证,传销组织的参与者一般被抓后当天就能被放出来。他经常见到,组织成员从派出所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其他人打电话,让自己当晚能住进另一间寝室。
失去组织的“家”那天,小光和林璇没有回头,直接找宾馆住了一晚,转天就坐车回了真正的家。重新拿回手机后,小光还重新适应了一阵。她在网上分享自己被骗的经历,算法也给她不断推送和传销有关的内容。
就在前些天,她在一个解救视频里认出了一位曾经的“室友”。小光太熟悉那个背影,她属于一个18岁女孩,在进入“汉美”之前,她刚刚从职中毕业,在蜜雪冰城工作了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