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消失”在不存在的短剧剧组

家，房间里的人都这样称呼它。只要你愿意，关上房门，就能自觉进入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大家24小时吃住共居，互称帅哥美女，结伴“奋斗”。

传销窝点是“家”的另一个名字。这几年里，许多青年演员，都因一场不存在的演出或剧目招募，被诱骗至这个西部城市的灰暗一隅。

他们是演艺界中最底层的无名之辈，渴求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也顾不上考虑远方未知的风险，先拿下一份工作是更现实的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年轻人默默无闻地成为一批批被“猎杀”的对象，直到不断有人失联，才终于被外界注意到。

即便最终安全离开组织，传销也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甚至有人在逃离之后，会产生怀念组织的戒断反应。

陷阱

从失联到得救，龙丽莎的经历，快得超乎人意料。

除了女演员的身份，她还是中国传媒大学21级学生——这个标签，伴随着她应短剧拍摄招募赴陕西失联的信息，在27日传遍网络；同时期，公众对演员王星被解救的讨论热度并未完全消散——龙丽莎也被网友比作“女版王星”。

仅一天后，龙丽莎重获自由。在28日的媒体采访中，她提到，抵达渭南后曾被控制，后来对方或迫于舆论压力将其放出。但跌入陷阱的不止她一个。

在龙丽莎之前，以《穿越之我成了行首》短剧为诱饵的人，就以相同的剧本、相同的女二号角色，“诱捕”过中央戏曲学院毕业的可怡。除了演员，被类似假通告骗到过渭南的人还有很多，化妆师、灯光、舞美、助理、剪辑，甚至导演。

可怡到达陕西渭南，只比龙丽莎早四天。

2月22日晚，她见到了两名自称剧组工作人员的人。深夜，他们要带可怡去“民宿”暂时过夜。下车地点是一片居民区，民宿在一条漆黑的小巷深处。可怡害怕了，加上之前在车上那两人想要拿走自己手机的可疑举动，可怡没有跟他们走，而是自行到宾馆开了房间。可怡躲过一劫。

但小光就没那么幸运了。吸引她赴约的工作机会是“西安丝路欢乐世界演员NPC”。去年毕业后，小光一直没有工作，因为有舞蹈功底，她经常在一些通告微信群里接商演活动。所以那则NPC招募的信息并没有让她怀疑——通告费是300元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市场价。

同样先是两个人接她吃饭，其中一名女生还是小光的湖南同乡。接着打车去民宿，借故拿走手机更改定位，上楼。直到坐在墙皮有些脱落的客厅里，她才缓过神来，“应该是被骗了。”

为了安抚小光的情绪，两名女生分别端来一盆洗脚水和一杯热水。接着，一个男人从卧室中走出，就像电影里常出现的老套剧情那样，告诉她“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原有的演出机会没有了。好消息，是可以在这里考察一个全新的国家扶贫行业——“中国直销业”。

开门见山之后，男人不再掩饰，他严肃还带着些凶狠地向小光介绍起他们的“事业”，态度和之前接待她的两名女生的热情贴心截然相反。经典传销业务来了——销售产品据称来自“广州汉美”，2900元一套的“酵素化妆品”，买多了就能晋升。

“广州汉美”也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代号。小光开始审视这个“家”的样貌，她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住多久，会不会有人身危险。男男女女都“一坨一坨”盘腿坐在一间卧室的海绵垫上，室内环境和人的穿着看着简陋，但并不肮脏，“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做坏事的人”。不过从那些人的眼睛里，小光“看不到光”。

广州汉美，对叶飞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看到龙丽莎失踪消息的那一刻，他脑海里第一时间就冒出了这四个字。

叶飞从事反传销工作十余年，还曾建立过中国反传销网。2024年，他的团队解救了十几个遭遇类似“广州汉美”骗局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是以招聘演职人员为由被带进传销组织。

这种模式，在陕西渭南尤其突出。叶飞猜测，有可能是组织内的早期成员出身于演艺行业，拥有业内资源，因此也明白如何让招聘启事看起来更加真实。新人演员们被拉进那间寝室之前，“工作人员”甚至还会有模有样地和他们订立劳务合同。

但对于初入社会的小光来说，这些信息是之后才知晓的，当她那天晚上从男人嘴里听到关于产品的传销话术时，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走不掉了”。

“鱼缸”

几乎每个“家”都一模一样。白墙、白炽灯、木窗框、早已变黑的瓷砖缝和裸露在外的暖气片，显露着90年代最常见的北方板楼风格。

但屋中细节里却透出端倪。卧室铺满彩色的拼接海绵垫供人睡卧，即便有双人床，也得挤下四五个人；厨房里堆积的大包食材只有两种：土豆和白菜；竹筷的数量也在提示，这套仅四十平米的两居室，居住人数远超寻常。

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小光在被称作“家”的出租屋里住了两个月，没有做出业绩，但也没有勇气和能力逃跑。

到“家”的前两周，她最大的困扰是：便秘。但肯定不是因为食物，因为每天吃得都很健康，土豆白菜，不缺膳食纤维——身边人告诉她，每个人刚进来都会这样。

情绪或许是直接因素。小光在里面使用过一个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悟”，下面四段小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得意不忘形 做人不忘本”。这是组织的座右铭。当她表示出对这份事业有任何疑问，“前辈”们都只让她“自己悟”。在组织的话语里，事业就是一切。

组织里要求大家互称“帅哥美女”，而新来的成员之间被要求保持“神秘感”，不能问及过去、交谈时不能出现时间地点人物。即便被允许交谈，也必须是对事业有益的，比如帮助伙伴进入更好的工作状态。

笔记本的第二页，则记录着每个成员会经历的感受过程：不理解-理解-接受-承受-享受，最苦的还是开头7天的“考察期”：那是个“体制化”的过程，将人的内心摧毁，重建为一个“新造的人”。

明确“规矩”是第一步。睡觉期间不能起夜，不能靠近窗户和门。私人空间也绝不存在。小光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有人看着”，就像身处一座“全景敞视监狱”，连上厕所、洗澡都要有人一起，尤其是去阳台这种“高危场所”会被叫住，总之“身边一定会有人”——标准的，融入并认同“体制”的人——他们也是规则的化身。

只要醒着，耳边永远有人在说话：“这里真的很好”“爸爸妈妈管不了我们”“你很穷所以要努力创业”。睡觉时，小光都总觉得有人叫她，结果下床出门一看又没有人，才确认是幻听。

每天就是这些事：上课，强制聊天，接着就是辱骂。小光说自己“祖宗三代都被骂了一遍”。她很庆幸自己之前做过客服，每天不停接投诉电话，“被骂惯了”。

林璇是小光在组织里认识的好朋友。她们都是最底层的成员，都被反复告知，自己对父母亲朋没有任何价值，也是伴侣的拖累。林璇的母亲之前查出心脏有问题，她被指控为母亲患病的“罪魁祸首”，每天情绪数次崩溃，“他们会通过审问找到你的软肋，不停地戳你的痛处。”

按照组织里“家人们”的逻辑，小光在原有的社会系统中一文不值，要想翻身，就要借着这个机会，踏实下来好好创业。砸烂一个旧世界，培植一个新自我。这就是“接受”的过程。而“接受”的标志，是通过了组织的“服从性测试”，从被动接受灌输到开始主动融入。

小光的那个时刻发生在第七天。考察期的结尾，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寝室长”问小光，要不要一起“干行业”——当然，是和之前一样的逼问语气。

“我想干！我想干！我想干！”她重复着这个回答。投名状是购入一套产品，行话是“办一个营业执照”。当然一套只是底线。小光只买了一套的原因是，那些人发现她账户上就三千块。

崩溃是那两个月最多的感受。小光记得，周围的人只要发现她“情绪不对劲”，就会过来和她聊天，劝她接受现实，在这里好好“创业”。这一招很奏效。因为到了后期，小光自己也会劝慰那些更新的新人，“骗都被骗来了，不如过得开心一点。”

从外表上看，小光似乎“融入”得还不错。做饭，干家务，还按要求背诵制度来给新人上课。同寝人告诉小光，她每天都说梦话，做梦都在讲课。后来，小光还拿到了手机，得到了出门放风的机会。

自由是被信任的标志，她也成为了这间寝室中的其中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还曾因为放任一名新人接近阳台被寝室领导指责，那时的她已经不再想着自己还有可能逃离，觉得这种严肃大惊小怪。

直到那名新人女孩加入的第七天晚上，趁着小光睡觉从窗户翻了出去——渭南零下的气温，穿着一双拖鞋和吊带睡衣，从二楼窗户翻了出去。转天早上起床，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转移，以防在逃走的人报案后，警方直接上门。

相比于暴力和强制，让人发生改变的或许更类似一种环境的“惯性”，一种集体意识。在小光所在的组织制度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是在上班，晚上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下班。”

当一个人24小时浸泡在这样的制度中，“家”就成了所有人的鱼缸。

戒断

对小光来说，一切戛然而止在2025年1月3日晚上。一位女孩利用放风的机会记下了门牌号，让家人在渭南当地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把“家”里所有人带去了派出所。

小光会用“被困”与“逃离”形容那两个月的境遇。但奇怪的是，和那些与自己朝夕共处几十日的人挥手道别的时候，小光发现自己有些不舍。

在过去陈旧的传销组织里，暴力，强迫，监禁，绑架是关键词。但在那些“家”里，组织也“进化”了，他们会用娱乐、伙伴、创业、平等这样的关键词来维系关系。似乎外面得不到的，这里可以满足。

1月4日，在回家的列车上，小光突然爆哭，“我无法完全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特别坏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太想创一番大业了。”

她偶尔会怀念那些被塑造得“有人情味”的时刻。在组织里，每次吃肉就意味着有人掏钱“办营业执照”了。小光交完2900元的当晚，饭地（因为没有桌子）上就出现了一盆肉。此后，有其他人交钱的时候，小光也“吃上了别人的肉”。在那一刻，食欲这种原始生理欲望会超越道德感，所有人坐在装满了白菜炖猪肉的蓝色塑料脸盆周围，唱着歌祝贺这个时刻。

新人也会有被优待的时刻 。盛饭的顺序是，先给寝室领导打，再给新朋友打。“以寝室领导为核心，以新朋友为中心。”小光的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小光被周围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后上去了想干吗？”“上去”，是底层业务员们渴望向上攀爬，实现组织内部“阶级跃升”的说法，上去了“什么都有了”——这甚至被视作一种他们在外部世界没能实现的公平。

比如，成为寝室长是一个能被看到的目标。寝室长不用做家务，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还能随意进出寝室。当然也有责任，寝室长需要到不同寝室讲课。新人进来的头七天，每天上午都要分别听来自七个不同寝室的寝室长讲课。

小光听“同事”说，寝室长已经办了三十多套营业执照。那人二十四五岁，本来也是做演艺这行的。他穿着的白色长羽绒服胸口处，印着中央戏剧学院的logo。之前还让小光在寝室里表演过跳舞，演完后，甚至能指点出哪些动作不太标准。

寝室间的人员会流动，叫“串寝”。一个多月后，小光“流动”到了另外的“家”，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林璇。小光是“被组织信任的人”，林璇属于“待洗脑者”。在组织里这两种人要两两结对成一组，便于“改造”。

林璇在西南一所艺术类院校读大四。刚来时，她愁的还是写不了毕业论文怎么办。林璇从大二就开始到处接戏了。据她说，她和同学们都有很多发布组讯的群。除了像中戏北电这些头部院校，绝大多数想日后从事演员的艺术类学生，都需要从低年级开始接剧本，混资历，毕业后才能积累更多的资源，在演艺圈站住脚。最近，很多人接的都是短剧。

林璇之所以被那部不存在的短剧吸引，就是因为想把握住一个演“古装剧”的机会。各种戏路都试过，以后才有更多机会。她说，当时接到通知后，她都没有详细看剧组介绍，就直接订票去了渭南。

小光能从林璇身上看到刚被骗进来时的自己。林璇则说，小光是在她在那间出租屋里唯一感觉到“真实”的人。

当时林璇每天都哭。只要一哭，就有人贴过来讲话。话的前一半是让自己开心点，后一半是既然来了就好好在这干。林璇说，小光不一样，她不会说后半句话，所以她觉得，那前半句是真心的。

卫生间是唯一能说悄悄话的地方——两位女孩的秘密基地。没有花洒和马桶，只有一根水管一个塑料桶。她们在这里聊过往经历，肆意讲那些不被组织允许的“时间地点人物”。

小光说，她甚至还想过怎样能帮那些已经“被洗脑”的同事“清醒过来”，但发现自己做不到。在她眼中，这间寝室之外的世界已经完全被屏蔽，制度被内化进每个人的灵魂。

反传销人士叶飞能理解小光对组织的矛盾感。“人们之所以甘愿数年浸泡在这样的传销组织里，‘上去’的激励只是一部分，另一半答案是‘人情’和‘温暖’。”

这也是为什么小光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人当作“纯粹的坏人”。她说，寝室长甚至会天天讲，即便以后不干行业，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在社会上也不会再被骗。小光甚至还在里面过了生日。当天凌晨，一群人把她喊醒，煮了一碗长寿面，还买了小蛋糕，吹了蜡烛。

跨年时，小光和寝室里的人们还透过窗子看到了烟花，举办了新年联欢会。在数亿人正同时关注着一个秒针的时刻，没人知道同在这个时区的某个角落，一群人关闭定位，切断通讯，这间屋子在世界中欢腾着沉默。寝室里没有钟表。

洄游

龙丽莎被解救之后，在公开表述里没明确点出“传销”二字，也未再详尽讲述被骗的具体经过。但至今为止，仍有许多受害者在网上分享与龙丽莎相同的遭遇。他们基本都符合叶飞解救过的角色——龙套演员，或者“影视民工”。

叶飞对“广州汉美”模式做了时间线梳理：约十五年前起源于包头，2015年左右陆续迁至咸阳，又到汉中，然后再转移到现在的渭南一带。

目前存在的传销组织的规模，和十几年前的动辄数万人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一个传销组织二三百人就顶天了。”

叶飞记得，2018年他就接触过以招演员为名被骗到渭南的受害者。这种骗术大规模兴起，则是在2022年以后。“疫情对演艺行业打击太大了。”他说，很多被骗进传销组织的演员都表示，因为工作机会骤减，他们什么活儿都会去接。叶飞接触过渭南一个传销窝点的小头目，那人在进组织之前，常年在横店做群演，“两百一天的那种”。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销也在脱实入虚。小光和其他被拉进汉美的年轻人，都从来没在寝室里见过她们为了“倍增身价”购入的化妆品。

最近两年，他从全国各地解救出来的受害者，90%以上都是大学生。他认为，这也和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形势有关。上个月，他从一个传销窝点里救出来三个女孩，一个大专，一个本科，一个研究生。还有不少人进入传销组织后，为了投身“行业”，到学校办理了退学。每天过着吃土豆白菜的生活，而放弃一个大学文凭，这在他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

在叶飞看来，那些被洗脑最成功的人，几乎都是在原有的社会体系里得不到承认的人。“一旦进入那个环境，接收到的都是赞美和认同，虚荣心会极度膨胀。当了领导，有了权力，就膨胀得更厉害了。”

晋升就像吊在眼前的胡萝卜。从业务员到寝室老大，再从寝室老大到成为老总，永远有奔头。但你不会知道晋升的标准，也不会知道“高层”过着怎样的日子。“保持神秘感”，这是在传销制度课里被强调的重点。

好奇心是关键。“组织不会让你知道你‘升上去’之后能赚多少钱，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让你一层一层往上升，疯狂去拉下线。”叶飞说。

这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留恋那个“集体”或者说“制度”。它赋予了其中的人所有的身份：“帅哥”“美女”“领导”“老大”。一旦离开那间屋子，所有能识别“我是谁”的标签统统失效。叶飞说，被救出来的人在外面呆了不久就又跑回传销组织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比救人更困难的事是“反洗脑教育”。

组织里的人们共享着同一套认知与话语体系。在对新人的教育中，组织被塑造成一种“全知全能”的存在，甚至还会美化国家对“产业的打击”，说是“不能让人人都进来赚钱”“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

他们也被训练如何应对警方：警察上门时，要迅速销毁纸质材料，拔掉手机卡，面对询问，也要自称是“一起玩的朋友”。小光说，人们在对外（或者说对警察）时要避免“老大”这种称呼，以防被定性为涉黑组织，以及反复强调报警也没用。

这些提前预备的训练，在1月3日警察捣毁窝点的那天晚上派上了用场。

小光和林璇看到，好几个人在被询问的过程中，没有交代任何内容，“装可怜”“装无辜”。相关资料在警察破门前都已经被销毁，寝室里所有人早已“串供”完毕。

她们猜测，那些人并不会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叶飞也提到，由于难以取证，传销组织的参与者一般被抓后当天就能被放出来。他经常见到，组织成员从派出所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其他人打电话，让自己当晚能住进另一间寝室。

失去组织的“家”那天，小光和林璇没有回头，直接找宾馆住了一晚，转天就坐车回了真正的家。重新拿回手机后，小光还重新适应了一阵。她在网上分享自己被骗的经历，算法也给她不断推送和传销有关的内容。

就在前些天，她在一个解救视频里认出了一位曾经的“室友”。小光太熟悉那个背影，她属于一个18岁女孩，在进入“汉美”之前，她刚刚从职中毕业，在蜜雪冰城工作了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