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真实的中东女性：被要求多做家务、少读书

谈起中东女性，我们很容易想到罩袍、头巾以及遮住脸部的面纱。着装的受限，意味着选择的受限，也意味着权利的受限。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约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黎巴嫩、埃及等中东国家都位列146个国家中的倒数。

2016年，我怀着对动荡时代下个体命运的好奇以及对中东女性处境的好奇，开启了中东之旅。四年间，我走访了伊朗、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巴林、沙特阿拉伯，主要采用沙发客的旅行方式，住进了31位陌生人的家里。在与他们的密切交往和相处中，许多根植于我脑海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慢慢被打破。

这些经历被我写进了新书《看不见的中东》里，通过这本书，我希望呈现一个更鲜活、更具体、更生动的中东世界，也希望呈现罩袍之下中东女性鲜活的生活以及她们的困境和反抗。



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的一家婚纱礼服店门口，身穿黑袍的女性对着橱窗流连忘返

一、不能拍照的伊拉克女人，可以当兵的以色列女人

谈起中东女性的处境，我们很容易笼统地认为她们都身处一个性别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缺乏很多基本的权利，比如穿衣自由权、独自出行权、工作权、同工同酬权、性自治权等。但是，中东并非铁板一块，中东女性的处境也无法一概而论。

以穿着为例，整个中东地区，只有伊朗对于女性的穿着有明确的规定。在伊朗，女性必须穿长度超过臀部的长款上衣并佩戴头巾，外国女性也不能例外。然而，在诸如首都德黑兰这样的大城市，年轻女性的刘海和前额的头发时常暴露在外，头巾只是流于形式的存在。她们还会把头发染成大红、天蓝、翠绿等艳丽的颜色，在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做自己”。

除了伊朗，中东其他地区都没有对女性的着装提出明确的要求，但不同地区有着自己的“约定俗成”。

在沙特阿拉伯内志地区，绝大部分女性出门都会穿黑袍并佩戴面纱，只露出眼睛。我的一位利雅得女性沙发主告诉我，沙特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意味着你的所有行为都在亲朋好友、街坊邻里的监督之下，一旦想要与众不同，就意味着“要与所有人、与整个系统对抗”。因此，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但大部分女性外出时都会遵守沙漠地区的着装传统，避免被闲言碎语淹没。

在伊拉克南部，年轻女性基本不被允许独自出门，哪怕出门，她们也会穿罩袍、戴头巾，把每一缕头发都塞进头巾，且不能拍照。因为在伊拉克，“抛头露面”的女性被认为是放荡的、不自爱的，哪怕她们被性骚扰或性侵，也是她们咎由自取。因此，我们如今很难在网络上搜索到伊拉克女性的照片。



披头散发的外国女性游客和戴面纱的沙特女人

但阿拉伯社会的女性处境并非都如沙特阿拉伯内志地区、伊拉克南部那般糟糕。在我所去到的阿拉伯国家中，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比较开放，在街头巷尾，我经常能看到披头散发、穿着时髦的阿拉伯女性，她们不仅穿着西化，还抽烟喝酒，百无禁忌。而在约旦、巴勒斯坦和埃及，大部分女性都身穿彩色长袍、佩戴头巾，但只要穿戴整齐，她们就可以独自出门，也可以与他人合影。

哪怕是在同一个国家里，女性的处境也可能大相径庭。2016年10月，我从格鲁吉亚陆路进入土耳其，从东部旅行到西部。在东部地区，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收效甚微，街上大部分女性都身穿罩袍、佩戴头巾，整体氛围传统而保守。这让我想起了土耳其电影《野马》。在电影里，家被描述成了“一所我们始终都无法逃离的老婆加工厂”，女孩们整日学习做家务、做饭，只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妻子。如果结婚当夜没有“见红”，女性会被退婚，成为家族的羞耻。然而，在西部地区，尤其是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穿着西化的女性随处可见，周末的夜晚，酒吧里满是穿着性感短裙、抽烟喝酒的女性。

而在以色列的街头巷尾，扛着枪的女性士兵随处可见，她们与男性一起服兵役、执行任务。倘若犹太男人有幸与女博士结婚，会被认为是家族的荣耀。

中东女性的处境无法一概而论，也并非一成不变。当我们看到伊斯兰教和传统文化在公共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影响时，很容易忘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是多么世俗化。那时，伊拉克和伊朗的女性穿着极为西化，在1977年的伊朗，已经有女性出任国民大会代表、参议员、部长和高级公职人员。

近代以来，中东始终被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世俗化的思潮撕扯着，左右摇摆，中东女性的处境时而进步、时而原地踏步、时而倒退。



入夜后的大马士革老城张灯结彩，身穿短裙的时髦女郎穿梭其中

二、做家务、少读书，是中东女人的“天经地义”

在海湾国家巴林旅行时，一位本地朋友告诉我，在巴林，孩子出生后，如果是男孩，脐带会被埋在清真寺，如果是女孩，脐带会被埋在厨房。这就像是整个中东性别状况的一个缩影——在父权家长制传统下，社会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有着明确的划分，女性更多地被期待成为一名好妻子、好母亲，承担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

在中东，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在默默执行着这样的约定俗成。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我的沙发主艾哈迈德每天都会开车带我出门。他的两位妹妹当时正在放暑假，在家没什么事做，但哪怕是这样，他也从不会提议带两个妹妹一起出门。22岁的妹妹拉赫曼告诉我，她从小就喜欢画画和建筑设计，但自打记事起，就没有人问过她喜欢什么、长大后想做什么，她更重要的任务是尽早学会做饭、替妈妈分担家务、照顾任性的妹妹，她从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

这样的故事在中东比比皆是。与中东家庭同住时，一到饭点，妈妈和姐妹们就会一起在厨房准备饭菜，而爸爸和兄弟们则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待开饭。我遇到的很多中东家庭成员听说中国有些家庭是男人做饭时，露出了极其震惊的表情。在中东，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做家务、做饭，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会做饭的女人嫁不出去”。



伊朗地铁设有女性乘客专属车厢，男性乘客禁止入内

走到家庭之外，社会对女性的支持更是屈指可数。

在约旦的月亮峡谷，我的沙发主带我拜访了一个贝都因家庭，见到了贝都因女性纳达。读完高中后，纳达没有继续求学，而是在父母的安排下结婚生子。过去，贝都因人不重视教育，毕竟游牧生活不需要多少文化知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贝都因人渐渐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贝都因人也不认为女性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接收了大量难民后，约旦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哪怕大学毕业，也未必能找到工作，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纳达的几位高中同学读完大学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回来生儿育女，料理家务。

这样的例子在中东不是个例。一位叙利亚沙发主告诉我，哪怕是在叙利亚这种相对世俗化的国家，大部分家庭仍然认为女孩在女子学校接受基础教育便已足够，她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学会如何成为尽职的妻子和母亲，早早结婚生子。有的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只能赋闲在家。

对于中东女性来说，高等教育的投入与回报不匹配，也就自然地被当成了次要选项。女性不出去工作，无法在家庭里取得经济地位、在社会上取得社会地位，政治参与度极低，也就更加无法为女性争取权利、推动性别平等。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伊朗大不里士巴扎里，一位伊朗女士痴痴地望着琳琅满目的化妆品

然而，在重重困境中，我也遇到过几位有想法、有担当、有力量的女性沙发主。我发现，在中东这样一个对女性存在诸多偏见和束缚的环境中，一位女性倘若成长为了独立、自信的模样，那么，她的身后通常都有一对开明的父母，他们的性别观念比较淡薄，愿意顶着压力给女儿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这其中，父亲的支持和鼓励尤其重要。因为中东基本都是父权制家庭，父亲在家里充当权威角色，倘若父亲愿意放权给女儿，女儿才更有可能获得充足的成长空间，培养出强大而坚韧的自我。

诺瓦是我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沙发主，她来自叙利亚内战中被严重破坏的工商业城市阿勒颇。内战爆发后，诺瓦独自逃到了贝鲁特，在这里重启生活。起初，她起早贪黑，一天打两份工。生活渐渐平稳下来后，她开始一边打工、一边在学校里学习拍摄纪录片。虽然生活动荡且疲惫，但她依然有梦想，也在学着如何付诸实践。

2018年年底，我去了诺瓦的故乡阿勒颇，见到了她的父母。诺瓦的父亲伊萨姆告诉我，他不认为男人和女人有什么区别。自幼年起，他便教导四个女儿要多读书、多思考、关注社会问题、发展兴趣爱好，找到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事业。长大后，他鼓励女儿们外出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伊萨姆的行为招来了亲朋好友铺天盖地的反对甚至恶意，他们警告伊萨姆不该放任女儿接受高等教育，不该允许她们抛头露面出去工作，不该让她们与除了亲戚以外的男性有任何接触。伊萨姆不顾闲言碎语，总是坚持己见。

内战爆发后，叙利亚镑大幅贬值、经济一落千丈，伊萨姆无法给女儿们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但好在每个女儿都能自食其力。在伊萨姆看来，人生充满不确定性，为人父母，最重要的是教给孩子过硬的生存能力和独自面对人生的勇气。

人是被塑造的，自我的养成离不开父母的托举和自己的努力。尤其在一个充满性别偏见和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里，倘若家庭可以为女性提供一点小小的空间，她们依然有可能冲破束缚，成长为独立、自信的女人。



伊朗德黑兰的山顶，两位波斯女性正在自拍

三、走入“暴力”死胡同的中东女人们

中东女性想要摆脱性别不平等的桎梏，绝非易事。宗教和传统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早已在社会制度和法律层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位在国际组织从事家庭暴力调查研究的伊拉克女性朋友告诉我，根据不完全统计，伊拉克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这样的现状之所以难以改变，是因为伊拉克的法律大大增加了女性举报家庭暴力的难度。

一般来说，当一位女性遭遇家暴，无论是来自父亲、兄弟还是丈夫，她首先要去政府部门登记，再去另一个政府部门提供证据、配合调查。随后，案件会被移交到法庭，原告和被告都需要出庭。但是，案件的审理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社会不向受害女性提供庇护所，这就意味着，在伊拉克这种以家庭为单位居住的国家，受害女性不得不回到家中，与施暴者继续生活在一起。这期间，她轻则受到施暴者的言语威胁，被迫撤销案件，重则被变本加厉地殴打。迫于现实压力，敢于去报案的女人凤毛麟角。

如果施暴者是你的父亲或兄弟，那么案件就更为复杂。因为直系亲属通常会以“这位女性违反或挑战了社会规范”作为施暴的“合理”借口，比如 ：你拒绝与父母指定的男人结婚，你想独自旅行，你想违背父亲或兄长的意愿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等等，甚至在某些家庭，你想上大学都会成为被家暴的理由。

如果面对的是来自丈夫的家庭暴力，情况同样复杂。在伊拉克，女性无权向丈夫提出离婚，离婚是独属于男性的权利。如果女性被殴打，证据确凿，并且丈夫无法给出“合理”的理由，那么在经历极为漫长的诉讼流程后，或许可以被判离婚，但这个过程困难重重，因为你得去医院验伤、收集证据、提起诉讼，案件审理期间，你还得继续与丈夫在一起生活。每一个环节都令人绝望。

在父权家长制社会中，女性任何忤逆男性的行为都可以成为被家暴的“合理”理由。在伊拉克的法律中，父亲有权对子女采取纪律处分，这实际上意味着——“殴打”在这里并不违法。法律和传统共同筑起一堵看不见的高墙，女性被困其中，无从抗争，无处可逃。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卡迪米耶圣陵外热闹的市场

四、成为沙发主，已经是她们反抗的第一步

愿意接待沙发客的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以上家庭，他们之中，不乏走出过国门、拥抱过自由思想的家庭。面对国内性别不平等的现状，她们不得不平衡自己的认知，独自消化那些无奈和痛苦，寻找反抗的方式。

伊拉克卡尔巴拉的沙发主玛瓦达，被父母以自由、开放的方式养大，但长大后，她发现现实生活不尽如人意，哪怕她非常优秀，也会因为“女性”的身份而在面试中败给能力远远不如她的男性。为此，她沮丧过、绝望过，哀叹为什么自己的人生空间竟如此狭小。然而，她最终还是振作了起来，在工作上积极进取，谋求更好的职位。在伊拉克这个女性就业率极低的保守国家，玛瓦达一直坚持工作、经济独立。

虽然玛瓦达改变不了大环境，但她还是尽可能保持对个人生活的掌控权和选择权。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沙发主玛哈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在成长过程中，她渐渐意识到了黑袍和面纱对女性的束缚，也发现了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双重标准，比如沙特男人允许自己接触陌生女性，乐于与她们发生性关系，却禁止自己的姐妹、妻子、女儿与陌生男性接触，不允许女性亲属发生婚前性行为。虽然对社会有清醒的认知，但面对熟人社会巨大的社群压力，玛哈做不了什么具体的反抗，只能独自消化。清醒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也在日后成为了她反抗的基石。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后，玛哈成为了第一批脱下黑袍和面纱、穿上彩色长袍的沙特女性。

如今，我遇见的大约三分之一的中东女性沙发主已经移居海外。她们做出移民的决定时，性别问题只是其中一个考量因素，除此之外，也有家庭条件、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考量。

虽然中东的性别现状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巨大的改变，但社会毕竟不是铜墙铁壁，身处其中的女性多少可以在生活的细枝末节处找到呼吸的空间。在中东旅行时，我看到了女性很多微小的反抗，比如拒绝做饭、不想穿罩袍、不想戴面纱、想出去工作等等。

这种反抗未必是振臂一呼式的、激烈的、彻底的反抗，但这种生活层面和心灵层面的反抗同样有价值、有意义。它们汇聚起来，让人在不可撼动的现状之外，多少能获得一些力量，明白人虽然是渺小的，但人并非什么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