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忆父亲
父亲一生,除了留下的文字遗物,带走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当年十六岁的孩子,和几个同学从中学出走,上浙东四明山参加游击队,等到再回老家,已是数年之后。当年一个孩子跟着部队在浙东深山里的游击生活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
八七年,父亲脑伤,写作语言都有障碍。有很长时间我每天陪父亲散步,出大院后门,往钓鱼台方向走。我那时心情郁闷,生活不顺心,出国留学也遇到麻烦。父子两人并肩走,我一个人不停说,父亲听。有一次我问,和你一起上四明山的同学,后来怎样?父亲欲言又止,什么也没有回答。
我还问过,文革中关小院是怎样的?父亲脸色陡变,断断续续说,打啊,打啊。
我一直以为父亲从军后一直做文字工作。前两年电影《长津湖》上演,我才知道他所在的二十军是打得最惨烈的。在网上看到当年的团政委项远写文章回忆长津湖战役,我突然想起,这个项远不就是父亲的朋友项政委吗?
项远人在武汉,每次来北京,就到我家坐坐。人极和气,笑眯眯,和每个孩子都问好。
父亲有一次不经意对我说,一次打仗前一天,项远把他调到团部。第二天战斗,连长,指导员,排长,全部牺牲。他说得那么平静,就像是几个人打架一样。数年后父亲来美,我那时住华盛顿,带他到处看看,免不了参观朝鲜战争纪念碑。我朋友后来问我,你父亲作为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战士,站在美国人修建的纪念美国战士的纪念碑前,有什么反应。我说没有任何反应。
我相信,即使父亲没有脑伤,也不会轻易回忆过去,彷佛他没有遗忘,也不对孩子提起。我现在也老了,似乎明白父亲的想法,有些事一辈子不会对我自己的孩子说。
他们那代人是战争动荡运动塑造的,我很吃惊,父亲后来的日子好像和那些都无关,只有读书和写文章,完全是书生式的。他不看电影,不读小说,不听音乐,几乎没有娱乐,最大的放松似乎就是散步和逛书店。衣食极其简单,唯一会做的饭是面条,而且是所有材料一起煮,极难吃。唯一做的家务是,周末早晨把窗户开开透气,桌子擦一下。他也不好热闹,不愿出游。每天晚饭吃完,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一结束,马上进他的房间读书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雷打不动。像项远那种救命之恩的交情,也是人来了,坐一下,泡杯茶。不仅是救过他命的人,他帮过的人,也是一样。老家一个素昧平生的干部,仰慕父亲文名,带孩子来北京,在我家住了好几天,父亲也是饭后陪坐一坐,一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