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后，瞿雅嫣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通知，她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某处的副处长。 瞿雅嫣仍旧住在她的大宅里。这所曾经做过中共地下斗争秘密据点的豪华洋房，自此成了上海市政府一班巨头宴饮舞赌的私人俱乐部。凡是里面灯火辉煌之时，门口除了汽车成行之外，总有警察 军人站岗。雅嫣春风得意，革命并没有革掉她原有的生活方式。变做统治阶级之后，物质生活上的享受有了政权力量的后盾，更奢糜更无忌了。雅嫣当然对潘市长感激不尽。她看出，掌权者的一个意念一个吩咐，足以决定一个或许多人的终身祸福。权，是多么重要多么有用的东西啊。 两年后，瞿雅嫣由潘市长作伐，嫁给国务院外交部的一位年长她二十一岁的副部长，随即跟从丈夫进京调到外交部升任某司的司长。 后来，潘市长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时，瞿雅嫣由于已在北京而幸免于遭受株连。 过了几年，瞿雅嫣的父亲想回国看看。他了解到国内的困难情况，就出资买了两艘八千吨的货轮，装满化学肥料，雇人直驶回国，送给祖国政府，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事轰动一时，因为爱国华侨瞿老先生给许多在海外犹豫观望的华侨开了一个先例作出一个榜样；使他们知道，给这个政府烧点香进点贡，他们的“外逃反动资本家”的帽子立刻会变成“爱国华侨”的桂冠，回来就会受到意想不到的盛大欢迎和隆重接待。于是瞿雅嫣又成风光人物。瞿老先生见到女儿嫁了大官做了大官，光宗耀祖，欢喜都来不及，觉得这小女儿在众子女中是最有出息的一个，自然想不起她当年“划清界限”的绝情话来了。雅嫣准假一个月，陪父亲各地走走，第一站当然就是故居上海。他们回到家中，看到家里一切未变未动，悉如原样 ，瞿老先生十分感慨。“悔不该信听了种种反共反华宣传，把共产党想像得很可怕。真是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啊。阿嫣啊，爹地错了。我不应该叫你二哥出来的。他在国内，更有作为，你，不就是榜 样？我想让他回国发展。你看呢？” “不，爸爸。不要让他回来。”雅嫣斩钉截铁地回答。瞿老先生有两个惊讶。一是阿嫣改口不叫“爹地”而叫“爸爸”了。二是她竟不赞成二哥回国。 “为什么？” “请原谅我不作解释。总之，二哥不必回来，听我的没错。你，暂时也不必考虑回国定居的事。这，以后再说。” 瞿父一脸的疑惑，但他不作声了。女儿总有她的道理。不说也能理解。对国内的实情，毕竟她最清楚。她果然对这几年来她自己的情况、国内的情况、许多亲友的情况一字未提。 瞿雅嫣到上海老家第三天的晚上，有人按响大门的门铃。雇着看守老家的女佣出去打开大门，一辆吉普车后跟着一辆黑汽车开进院子，停在门厅前的车道上。 雅嫣走到门廊下观看。黑车门开了，走下一个戴着扁舌开普帽的宽肩中年汉子。雅嫣开亮阶前的门灯。 中年汉子稳步走到雅嫣面前。 雅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显然未曾相识。 那人不说话。他见雅嫣的疑惑模样，就脱下帽子。 雅嫣这才觉得有点面熟。肯定在哪里见过。“你是哑巴？”她没好气地说。 “不是。”那人说。 凭这两个字音，雅嫣仍辨不出来是谁。“请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姓谢，名银升。谢银升。瞿司长贵人多忘事啊。” “啊！啊！银升！谢，谢同志！”雅嫣惊叫起来，“你这家伙，装什么神弄什么鬼！”她热情伸手，谢银生紧紧握住她的双手。 “你现在神气了，都有警卫车开道啦！”雅嫣说。 “怎么神气也神气不过外交部司长大人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上海？怎么会来看我？你现在在哪里？”雅嫣 连珠炮似地一口气问了三个问题。“噢，对不起，请进，请进。我太激动了，把你堵在门外，真抱歉。” 进屋后，分宾主坐定。茶水送了上来。 银升解释，他是看到报纸上登载的美国华侨瞿老先生爱国盛事，以及外交部司长女儿瞿雅嫣陪同参观访问的长篇报导才略知她的 近况，于是专程来看望她。 雅嫣讲述了解放以来的经历，自然不忘那倒霉的最初。“我幸亏去了北京。不然，潘的案子，我跑得了吗？”她轻声说。“也实在不明白，他这人，怎么可能是反革命？” 谢银升摇着头说，“不明白的事多着呢。不明白就让它去。反正没叫咱去解决。是不是？” “这倒也是，”雅嫣说，“现在做事做人讲话，不比从前，要特别当心了。我说，叫做，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开一只眼是看文件看形势做工作。不该看不该想不该做的事，就闭上那只眼睛。” “一点也不错。”银升说。“我们尽管做了干部，毕竟还是小八蜡子。上面叫做什么就去做好，旁的事一概不看不听不想不干。多见多想，就找麻烦了。” “我现在在外交部，平安多了。轮着自己做的都是技术性资料性的琐碎事情，担的责任不大。” 谢银升说，他的名字，已经改成“迎胜”了。这是他和他的顶头上级阿金一起被调去军队在一位老总身边做保卫工作时，那位极通文墨的老总替他改的。“又是金银又要高升，太俗气了。保留原来的音，我替你改为迎胜，迎接胜利，多好哇！”老总要在城市工作，身边需要熟悉城市斗争的同志。阿金和他，深得老总欢心。 老总调北京后，他迎胜转业到上海的某个邻省当了省公安厅的副处长，负责刑侦工作。 讲完各自经历，两人都很感慨。总之是觉得这个新社会跟自己以前想像的很不一样。不管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人，惩罚起来过于严酷，弄得整个社会既压抑且恐怖。而且，经济也不见得比解放前更好，人民的吃、穿、用都限制起来了。尤其令人恐惧的是，现在，不管什么人，不管多高的革命干部，都不能随意说话了，“祸从口出”已到了空前可怕的程度。 “记住，”谢迎胜拿出当年一度曾是雅嫣上级的腔调说，“不论对谁，千万不讲不利于党和政府、当地领导、顶头上司的任何语言。哪怕憋得要死，也不吐露一字。因为，说，是无用无益而绝对有险有害的。要知道，没有人熬得过那种审讯；到了我们那里，哪怕他再厉害再坚强，也会变稀屎巴，最后磕头求饶，把跟什么什么人讲过的什么什么话和盘托出。于是就牵进了一大串人。我在旧社会坐过国民党的牢，比起我们现在的专政监牢，那玩意儿简直像儿戏了。我读了几本苏联的党史，知道了当年布哈林等几个跟列宁一起革命的元老，一旦被斯大林搞倒，一个个都成了软吊；认错，服罪，辱骂自己，乞求饶恕。想想吧，自己都承认了这么吓人的罪行，还能指望宽大过关？谁能抹去这些黑字落在白纸上的罪行？” 谢迎胜尽管讲得粗鲁，但雅嫣还是听得心惊肉跳。她想起了陷在狱中被判重刑的潘某人。他也熬不过去吗？谢迎胜讲得一点也不错。这些，大家都懂。只不过由一个公安处长讲出来，就分外真切了。 沉默了一会，雅嫣自然而然地提起俞懿君和她的一家。迎胜也不知道大先生程忘言和二小姐俞静君的近况。因为他的表姐范玉屏告诉他，早不和他们来往了。这是表姐夫邱仁杰的吩咐。对邱的这种态度，谢迎胜是反感的。“他们这家人，拿学问来说，是头等的，拿人品来说，也是头等的。谁比我更清楚？程家吃什么，表姐有什么吃，程家穿什么，表姐有什么穿。玉屏长玉屏短，简直像老祖宗似的挂在心上念在嘴上。怎么能一脚踢开？这就是革命者的品质？我看不对。我这人不成大器，一个情字一个义字还是讲的。大先生是读书人，见着小孩就要教他们念书，这种人会是坏人？谁这么讲，我谢迎胜就要离他远点了。你看呢？” “当然。当然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是，谁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管得了那么多吗？” “我对他们，念念不忘。在他们家的那些年，我进进出出，像一家人一样。谁也没把我当外人下人。我想去看看他们。需要的话，帮上一把也好。从前，清帮洪门都讲一个不可忘本忘恩哩。” 两天后，一个外交部司长，一个省公安厅副处长，相约一同前去华山路探访程家。那个大房子早就变成军事部门的禁区房屋了。 去邻近的公安派出所了解，由于不是办公，他们是单身便衣乘坐公共车辆去的。对方态度很坏。两人亮出身份后，被留置在派出所， 经向两人的单位直接徵询核实后，才换了所长出来赔礼道歉笑脸接待。所长翻了档案，告诉他们，这户人家，已经搬迁，后来被动员移民西北垦荒去了。 两人不禁面面相觑。心中明白，这家人凶多吉少了。 谢迎胜记下了迁徙的地点。他准备有机会时，或自己或派人去该地探寻这户人家。如能找到，一定想办法帮他们南迁回来。 过了几个月，谢迎胜所在的省公安厅接甘肃省公安厅的通知，该省的两名通辑逃亡要犯已在甘肃酒泉市落网。由于经查逃犯未在甘肃省作案，此案按规定交还原通辑单位审办。谢迎胜由副厅长金 德邻(即谢的老上级阿金)批准，亲自带领五名干练刑警赴甘接收犯人。他向阿金报告，要求顺道去阿克塞县探寻程家下落。金副厅长同意了。至于将来设法在本省安置这一家人，金说，“这不是我们 能够决定的事。还得由上海方面作主。不管怎样，找到再说吧。” 他们乘坐飞机到兰州，再转机到酒泉。犯人的移交手续办完后，迎胜留下四人在酒泉等候，自己带了一名得力助手，乘坐市公安局拨给他们使用的一辆小面包车，行了两天两夜颠颇震摇险情频生的山路，来到一群矮平房座落在一片山坡地的的阿克塞县县城。一路上，迎胜已在心中暗暗叫苦了。这样的大漠平沙，这样的荒山峻岭，这样的不见人烟，这样的恶劣气候，这一家人还能有活路吗？ 他们连同司机三人在县城招待所休歇。因为进入西胜农场还有一整天的山路。他们准备第二天一早动身。就在他们洗脸抹身完毕，打算去县委食堂尝尝野羊肉的滋味时，戈壁滩上刮起了百年不遇 的飓风。飓风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县城所在地之受到微小影响。据第二天县委得到的情报，重灾区正是西胜农场。 当谢迎胜他们到达目的地时，那里已经房毁人去。 谢迎胜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么恐怖的景像。人类的生活用品似乎经过粉碎机的轧滚，再被鼓风机吹向天空，然后撒落大地，零散满处。那一个个被揭去天灵盖的地窝子，活像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史 前生活遗址。他想起了大婆、程忘言、俞静君和孩子们，不知道这可亲可敬的一家人现今在不在人世。他对着风后的遗迹看了很久。 他相信，没有人能给人间带来真正的公平。 这，是公元一九六一年七月的一天。 《第一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