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五七”干校，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弄不懂那是啥玩意儿。“五七”干校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发配农村劳动改造的地方。北京大学的干校建立在江西鄱阳湖畔一个叫做鲤鱼洲的地方围堰出的农场里。当时只有９岁的我有幸跟随父母来到这个农场。父辈这些“臭老九”（文革时行业排行榜，工人排第一，农民排二，军人三。。。售货员八，知识分子排老末，第九）在这里受到的是灵与肉的折磨，精神上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体力上要脱胎换骨变农民，苦呀。作为孩童的我们却只有幸福的感觉。农村的景像在我们这些北京城里憋闷透了的孩子眼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绿绿的稻田，清清的河水，没人的蒿草，温顺的水牛，美呀。 农场小学的桌椅是破烂的，但教学质量绝对世界一流，老师全部是北大教授。大教授们干农活不行，教我们这群毛孩子除了混身的劲使不上之外其他别无挑剔。在那个年代能够开设英语课的小学恐怕是不多见的，我们不但学，还是正宗。什么Long live Chairman Mao，什么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都是经典。要是把这些有关毛主席、阶级斗争的词句送给现如今的大学生，他们也不一定能整的明白其中的含义，深奥着呢。 在那火红的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敢想才能敢干，北大的这些“老九”们也不例外。传统的水稻插秧机从来都是插秧苗的。但“老九”们嫌插秧机干活太糙，缺苗、短苗哪里符合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原则。咋办？革新吧。老九们只是不吃不喝地干了那么一“小会儿”，精美又精密的新式机器就造出来了，不过旧式插秧机变成了新型插种机。记得有个伟人说过，简单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放弃烦杂的插秧而选简单的插种就是基于这条道理。测试的那天引来闲人无数，插种机在平整的水田驶过，留下规整的稻种撮撮，远看成行，近看成列，试验成功了，美梦成真的日子还会远吗？老九们梦想的是几天以后，撮撮稻种变为株株稻苗。难道这插秧的难题真在秀才手里解决了不成。人算不如天算，上帝的美梦可不是这么安排的。种子还没来的及发芽，无数麻雀已经将大田里的种子吃了个肚歪，看到田里剩下的星星散散的稻种，老九们又开始了痛苦的思考。好在北大是个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人才济济，小小难题为生物系的秀才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他们深知“人有人言，兽有兽语”的理儿。先逮来无辜的麻雀数十只，关入笼内，再当着老式录音机的面，用棍棒敲打挤满麻雀的鸟笼，真是损招啊。麻雀们凄惨地叫着，录音机不停地转着，秀才们心里暗笑着，盘算着要是高音喇叭放出这麻雀的凄惨叫声，大田里的同类肯定会被吓破胆，失去偷食稻种的勇气。结果呢，当然是个天大的玩笑，试验田的麻雀不但没有吓跑，反而越招越多。看来秀才不是没弄懂鸟儿语就是对鸟儿的觉悟估计错误。我琢磨着麻雀听到同类的声音就像人类听到哪儿出了车祸爱图个热闹一样，一声救命，引来麻雀成群。反正看着笼中弟兄受苦受难也解救无方，干脆吃掉田里的种子也不失报复老九们的一款高招。哥们儿，上。 鲤鱼州地处鄱阳湖底，夏日一到，炎热无比，地面龟裂，河床显露。看着在池塘里打着泥滚的水牛们，老九们又开始做游泳的梦了。只可惜这鄱阳湖地处血吸虫高发区，别说游泳，就是趟上点露水也保不齐会感染血吸虫，轻则肝脏损坏，重则小命呜呼。不过凡事敢想才能敢干。这回是物理系的秀才们挺身而出了。游泳池照样建，让进水处通过一组高压电线不就结了，高压放电肯定会杀死小小的血吸虫，多么美妙的想法呀。那边水池已经挖好，这边电线遇水总短路的难关还是没招。几个推土机白白忙活了好一阵，留下的不过是又一个水牛打泥滚的去处。想想也是，不能完全曲解了当年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初衷。知识分子是应该与工人、农民结合结合了。工人、农民的经验加上老九们的知识，杂种才具优势嘛。 农场的业余生活是单调的。除了十天半个月有场电影外，就嘛也没有了。偶尔露露面的电影多数还是看过千百遍的样板戏、地道战、列宁在十月之类，连台词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听了前言也能搭上后语，影片里的人物说“面包会有的”，片下的观众们就接“牛奶也会有的”，天衣无缝，配合默契。当时的进口大片也不少，象越南电影的飞机大炮，朝鲜电影的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的搂搂抱抱，外加中国电影的新闻简报。是呀，当时越南正与美国佬打仗，能拍出部电影已经着实不易了，还介意什么飞机、大炮。如今我能记得的越南电影也就剩《上前方之路》了，雨夜里，一个十岁的男孩搂着杆枪，手捧课本高声朗读“蛇是爬行动物，没有脚，没有脚”。朝鲜电影当时可算精品，功勋演员卖力表演的《卖花姑娘》骗来哭声串串，而《摘苹果的时候》欢快、风趣，惹来傻笑不断。不过印象最深的当数《看不见的战线》中的老狐狸和那时髦的女特务，“你去哪？新义州，洗温泉”，那时中国的文艺作品，讲究个高、大、全，好人坏人一目了然，相比之下人家的老狐狸还真能蒙人一把。罗马尼亚电影虽然搂搂抱抱，但比起现如今让人大喊“老乡们，快闭眼”的好来坞电影，那真是天上、地下差着行式。新闻简报虽然内容枯燥，但是画面很美。中国电影要是没有当年新闻简报打下的基础，现在咋可能在世界上抱金熊，吻银熊，说不定还默默无闻地狗熊着呢。 鲤鱼州是鱼米之乡。鲜活的红鲤鱼个个一尺长，咋整的？沾网捕捞的，只卖一角钱一斤，黄橙橙的黄金瓜几分钱一斤，只可惜鲜美的食物是上不了农场的餐桌的，劳动改造嘛，私自购买是要受处罚的。糙米干饭外加盐水熬菜成年累月地刮着我们本来就没有油水的肠道，肚子里能生出多少条馋虫就可想而知了，连吃米没命的南方人也哭着喊着要吃面食，逢年过节吃顿馒头、饺子那是上天堂的事。当时九岁的我最爱吃的是面片儿汤，居然也人小志气大，能吃旧式铝饭盒两大盒呀，现在想想也怪吓人的。如今好日子也熬过了不少年头，土味洋味也都尝了不少，使我终生不忘的还数当年的面片儿汤，说不准慈喜太后对窝窝头的钟爱也就这种感觉吧。为了吃点子肉，我们几个八、九岁的毛孩子有时也不惜干点“违法乱纪”的事，冒着被处罚的危险，从伙房里顺上几只馒头，偷偷地溜到江西老表的茅屋里换锅狗肉吃，没有肚子哪还有什么脸呀。 提到狗肉，就不得不说说狗的事儿啦。在干校，军队编制，每个连队单独居住，相距几公里之远，基于安全考虑，每个连队都各自养有菜狗数只。狗识主人这是天性，绝妙的是北大的老九都成了主人，不论来自何方连队，而视当地老表为生人，轻易识别，从不错咬。是老九们的破衣烂裤挂相，还是臭味相投？只有天知，地知，狗知，而我不知了。干校撤离回京后，我连的一只白毛母狗被弃留在了当地。突然一天此狗竟在北大校园出现，江西北京相距千里，老狗识途着实让人感动。当初我们几个毛孩子返京之后，已经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此狗居然能逐一嗅访出我们各自的家门，谁朋谁友绝不含糊。在北京，我们老朋友见面格外亲，每次吃过我给的食物后，它总要与我亲热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什么叫真正的朋友？狗也。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鲤鱼洲几百里外的井岗山就是代表。既然到了江西来改造，不接受“中国革命开天地，没有井岗山准没戏”的教育是万万不行的。站在著名的八角楼里，解说员说：当年毛委员就是在这里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名篇，然后用手一指墙边的水池，看，这是娃娃鱼，当年生活艰苦，这鱼是给毛委员补身体用的。看着这丑乎乎的家伙，我咂了咂嘴，咽了咽口水，心想这鱼一定比鲤鱼州的鲤鱼还好吃。长大了我才晓得，娃娃鱼属珍惜品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味道能错的了？来到了茨萍，传统教育也开始玩真的了。晚饭居然吃红米饭，南瓜汤，这可是当年红军看家的吃食，桌上摆满又红又黄的饭菜甚是好看，请来的老红军没完没了地讲当年井岗山被围剿，生活很艰苦，战士很乐观，还说有诗为证：“红米饭，南瓜汤，餐餐吃得精打光”。我们早已经等的不耐烦了，只等开吃的命令。老革命的话终于唠叨完了，碗筷叮当的瞬间，我们的红米饭南瓜汤也精打光了。个个吃的似乎还不过瘾，总惦记着干校的饭菜要是能有这番香该多好呀。唉，这是谁教育谁呀。 文化革命的痛苦早已渐渐地淡去，留下的只有那火红年代的疯狂经历和记忆。是呀，苦乐人生是财富，不过我的宝贵财富可能也就剩下这个啦。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４日写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