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机》(三十九)

程之菽这才领教了政治特权的无边威力。不到三星期,他程之菽就变成了正宗军人、人民武装部佟国忠主任的秘书。一些同事和部里的工作人员都来跟他交朋结友,大家知道他是主任夫人的娘家亲戚,谁也不问他的来龙去脉。当然,佟主任为了安置之菽,把另外一个部的主任的在某山村当小队会计的女儿调到了自己手下当仓库值班员,还替一个文职同事把农村的小姨子办了城市户口。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当官的运用自己手里的权力互相交换谋图私利安插亲属进城市进机关,早已不是秘密。所以有句流行话叫做:“一出嘉峪关,宪法全不管。”但这些,对程之菽来说,却始终是惊讶不止,难以置信的魔 术把戏。他不能相信如此严格如此无情的政策法规在这些人手里竟像玩具般的可以随意摆弄。然而,自己毕竟靠了这种魔术把戏得了好处,解决了燃眉之急和生死难题。他当然无意当一个解放军战士,也不 想在新疆打发自己的岁月,但是,路只能一步一步地走。这样的第一步,已经犹如登天般地意外和难得了。 他给家里写信,寄邮包,汇钱,但毫无下文。他明白,从县城给农场运粮运补给物资送邮袋送文件的卡车两三星期才去一次,遇有天气变化山路坍方卡车故障等等通常的意外情况,卡车进山的日期就不能预期。除了耐心等待之外毫无其它办法。 他想给阿不图拉写信,但没有对方的住址,也不知其近况。他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就把阿不图拉的口信转告了佟主任,后者听了,神色严峻,沉默好久,没有表态。最后,他说,“很好。我知道了。这事对任何别人都不能说。知道吗?” “这我懂。阿不图拉和老姨夫都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死相报。” 陶赫江点点头。“阿不图拉怎样相信你,我就怎样相信你。我们之间不是一般的关系。” “我明白。我们交谈了很多。我们是兄弟了。他是这么说的。” “很好。我也明白。不用写信给他。你的情况他会知道。大家知了心,就行了。废话越少越好。也不用谢。兄弟嘛。” 之菽隐隐感到,阿不图拉和陶赫江都是并不简单的人。后者的内心思想,跟前者肯定一样。他们对我和我的家庭都有真切的同情。 又过了一个月,有天晚上,陶赫江走进之菽的小厢房,坐下劈头就说,“之菽,托你办件事。不知行不行?” “老姨夫说就是。问啥行不行的?” “是件私事。也就是说,不是职务上的公干。” “私事,我更义不容辞。” “我有点顾虑。” “对我放心不下?” “不是。”陶赫江说,“有风险。” 之菽笑了。“是你们把我从风险中救下来的。不然,我冒的风险可大了。我还怕啥?” “我想来想去,除你没有合适的人。” “合适就不会有风险。” “不能这样说。” “我会万分谨慎的。老姨夫说吧。” “想请你去上海走一趟。” “啊!上海?”程之菽突然心头一热,涌上眼泪,不禁欢呼起来。“太好了!” “你路熟人熟------” “我去上海,就像鱼儿进去了水里。” “所以说你合适。” “干点啥?我保证出色完成任务。” “送一封信。” “不能邮寄?” “面交。” “那还不容易?” 陶赫江把任务、要求简单地对兴奋万状的之菽作了交代。“你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办的?” 之菽说,他来这里之后,给家里写信寄邮包汇款子,但家里一直没有任何音讯反馈回来。他担忧极了。 “这好办。你把姓名住址写给我,我帮你查。” 程之菽手持军区人民武装部的出差介绍信,堂而皇之地乘火车在上海北站下了车。 阔别两年多的上海啊,我回来了! 生平第一次远离,第一次重返,在别人眼里也许丝毫不足为奇,但对不满十九岁的之菽来说,感受却特别强烈。他的眼睛被泪水弄模糊了。 当年,是在一种怎样的凄惶心情下、一种怎样的狼狈情状中,一家老小,搀着扶着,在这里上的火车啊。 谁想到呢,不到六十岁的爸爸,已经长眠在戈壁滩的石墓里,不足五十岁的妈妈,已经气息奄奄病卧在床;大婆妹妹她们,至今音讯杳然。这两年中,我的人生经历了难以想像的多么巨大的变故啊。 还是这么拥挤,还是这么杂乱。之菽提着个小旅行袋,身上斜背个书包,穿的是一般的便服,伫立在街上出了神。 突然,他的身体被人从背后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一个中年男人挑着一根小扁担,扁担两头挂着几个重甸甸的行李包,一手还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戳那个娘!好狗不挡路!” 之菽急忙说声“对不起,”正要避转身子,那人倒已走远,却不防又撞上了后面的一个女人,“你想做啥,朝女人家身上乱撞?” 想煞念煞的家乡啊,之菽首先听到的欢迎词,却是凶巴巴恶毒毒的叫骂。 他心情变坏了,急忙低头赶路。 之菽避开亲邻,不访旧居,找到一个住在僻远地方的老同学家,简述了近况,要求借住两晚。老同学已在华东师范大学就读,暑假去了青岛姑妈家里,小卧室正好空着。 第二天一早,他走到弄堂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子,翻查电话号码本。电话间的老妈妈很热情,“私人的还是单位的?我帮你查。”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之菽急忙合上已经翻到那一页的电话簿子。 他拿出纸笔,记下号码。老妈妈的眼睛往他这边扫了一下。 电话通了,他低声报了一个姓名。 那是一个外国人的洋名。 他提了陶赫江的名字。 双方约定:当晚七时,在徐汇区东平路岳阳路交叉处的普希金铜铸头象纪念碑见面。 程之菽对这一带极熟。至于别的地段,他这个上海生上海长的青年,实际上也并不熟悉。 接电话的对方----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某人,也很赞同在这里跟之菽见面。因为他们时常来这里散步,逢时献上一束鲜花。 六点三十分,之菽来到这个非常熟悉十分喜爱的地方。 诗人的纪念碑,总会附带令人产生无穷遐思和浪漫感觉的意境,何况这里四周美仑美奂的花园洋房、行道两旁浓荫如盖的梧桐树、宁谧的氛围、凉爽的月夜、偶尔不知从哪家传出的钢琴声,把这种意 境推到了极致。这里是之菽常来倘佯之处,跟爸爸妹妹,跟同学,跟爱好文学的朋友们。在六十年代初和其前,这里始终行人稀少,车马不喧,是上海这个嚣扰都会的一个少有的幽雅去处。 之菽东张西望,心里突然有点紧张。 陶赫江告诉他,让他面交的这封信非常重要,非常机密。 他当然不知道信的内容,也不知道陶跟苏联领事馆的私下交往属何性质。但传递一封书信这类事他自己认为不在话下。单身一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上海,本身又是货真价实的上海人,模样语言没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打个电话,递交一封书信,任务就完成了。 紧张,其实是当事人内心的不安宁。是信件的重要和机密的特性所致。这是人的一种脆弱,一种庸人自扰的表现。 我有什么可以紧张的? 递交一封信件,这个举动的本身是不存在任何难度的,更不要说危险了。 完成任务之后,我将去入住招待所。我将去办本来想办的所有的事。要去拜访所有的亲戚、邻居、朋友、父母的朋友以及同学。要探索一家人迁回上海的可能性。要搞到源源不断的接济的路子,这样家里可以坚持下去,万一无法迁回上海的话。 十分钟过去了。还早。 我身上有正式的证件和介绍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万一有什么意外,我的身份可保无虞。我甚至还是高干子弟。不信就给我老姨夫佟国忠主任挂个长途问问。 二十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行人露过面。 二十五分过去了。有三个人从不同的方向走来。两个一起,一个单身。 二十七分了。 一辆普通的黑色汽车驶来,靠近后,放慢了。但是,它兜了个圈子,又加快速度驶走了。 大概是利用这个四角中心调头的。之菽想。 三个人沿着纪念碑的台阶走了上来。 突然,其中一人一个箭步窜到之菽面前,另外两人飞快跟上,三人把之菽团团围住。没等之菽领悟过来,两人用铁钳般的手把之菽的臂腕扭住,一个人对着他用上海话轻声而凶狠地说,“你犯了反革命罪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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