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其实是毫无班底可言的，也惟其如此才让各方势力对他表示出足够的耐心和接纳。华国锋初接大位，也是非常谦虚的，要是格外留心一下华的发形就会发现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政治抛物线图。华在十一大之前的照片几乎都是平头，而后粉碎四人帮，声望日隆，平头也改成了背头（这点后来居然在政治局生活上成为一些人批华的话题，可见，政治斗争是没有手段可讲的）。从大家对华国锋的称呼上也可以读到，华国锋在毛泽东的指定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等于接替了周恩来生前的全部衣钵（除了周的全国政协主席一职），然而，即使在毛泽东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叫的最多的称呼也是“国锋同志”或者 “华总理”。也就是说左右两派都把华看作是个并非领袖群伦的代理人，或者说牌位而已。 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把苏联共产党的得失损益作为自己的参照物，这不惟中共和苏共都属于同一意识形态之下的产物，更主要的是苏共的历史上的某些镜头在后来我党 的某些历史时期也有雷同的回应。例如，毛泽东死后和斯大林死后那种缺乏足够权威的局面有些相似。斯大林死后也出现了一时 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的三驾马车尽管为时很短。而中国在一九七六九月九日之后的状态也是这样的，作为比较受到大家认同的权威邓小平下野，所以，只有权威而没有权力，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半个权威的叶剑英早在年初就被告知有病代之以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作为文革的主力军王张江姚也是不能号称权威的，所以，大家都是这么一个局面，谁也不能完全脱颖而出，相反则是互相掣肘，这也正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不过，这种格局没有维持多久就被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三驾马车打烂了。 华国锋虽然以前并不认识叶剑英，然而对于叶，华却并不陌生，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沙和华国锋等高级干部谈话时那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让华记忆深刻 ，几年后，华进京，毛泽东再度和华国锋谈及叶剑英，希望华多和叶剑英接触，学习他的长处和优点。华国锋本人对叶剑英也很 推重，在抓捕四人帮之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华国锋主动提议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被叶推辞了）。还有一点就是在四人帮围攻华国锋，特别是当有人报告毛泽东的尸体可能出现 部分腐烂现象以致于全场大哗时，也是叶剑英力挺华国锋，叶剑英曾经严肃的指出：“批邓是大事，不过最大的事情，也是当前唯一重大的政治任务是如何紧密的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短短的不足三十天的较量中，叶剑英基本是站在华国锋这一边的。而汪东兴出现后，这种联盟就更加巩固了。 汪东兴在历史上和叶剑英并不渊源，而且，长沙一事大家还闹得颇不愉快，不过，因为汪东兴的特殊地位倒是让华国锋和他接触过多，汪东兴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第一次称呼华国锋为华主席的人，他表示“我要像过去忠于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两个 领袖的画像并列也是汪东兴的提议，当然这也是得到叶剑英、李先念首肯的。而作为叶剑英与汪东兴之间的串联人王震这时就显得举足轻重了。有一点必须给予交待的是，汪东兴并没有因为庐山会议上设立国家主席的发言而失宠，相反在毛泽东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汪本人继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子就是身为国务院副总理曾经作为汪的上级的王震在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被毛泽东点名去协助汪东兴管理中央警卫工作，作为汪的副手出现。而在编辑整理叶帅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交往实录时，有很多资料显示 ，最早提议汪东兴加入进来的就是王震。王震主张必须联合汪东兴才能办成一些事，他没有明说这些事是什么？九一三事件后，王震的主要任务就是“串门子”，实际就是沟通和联络，叶剑英问及汪东兴的情况时，王震很有把握，他说：“汪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以前做过我的下级，我在延安做卫戍司令时，他是我的部下，很熟悉，现在我和他一起工作，我了解他，他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人。”就这样，汪东兴和叶剑英之间的热线联络开始了 。江青向汪东兴索要毛泽东手稿时，汪有些顶不住，叶就给他打气说：“毛主席在世，你保卫他的安全，现在老人家逝世了，他的文件档案你也要保管好，像保卫毛主席安全那样，有什么问题 华总理和我给你撑腰。”特别是后来华国锋部署工作以后，汪东兴和叶剑英接触更为密切，叶剑英搬到西山九号居住，王洪文问汪东兴：“凭什么总理的房子给老右（指的是叶）住了？”汪回答这是周恩来生前的安排。以后，汪多次去叶那里，汪东兴就此和叶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他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月之间曾经 说过：“叶帅这个人很严谨很细致很周到，他说的保密工作对我们后来的行动很有帮助，我很敬仰他。”也是这时，叶和汪对过去的一些事做了总结和回顾，算是暂时放弃了前嫌。通过汪的渠道和帮忙，叶剑英得以从容在西山会见了邓颖超、陈云、粟裕、 宋时轮、杨成武、吴忠、傅崇碧、吴烈、张廷发等人。我在总行工作时，陈元副行长（陈云长子）曾经亲口讲述了他听陈云给讲过的一段往事，他说：“父亲去西山见叶帅，叶帅和他说了这个事（指的是叶剑英等人准备动手抓捕四人帮），父亲说这种斗争不可避免的，也只有这么做了。后来，叶帅接见粟裕和宋时轮，粟裕当时是军科院的政委，宋时轮是院长，粟裕说，我们连担架和草鞋都准备好了。就这么一句话，那时候说话前都要把水龙头打开，或者打开收音机，所以话不能很长。叶帅就回答：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但是抱最好的希望。” 等到这些事情安排比较妥当时，叶剑英找到华国锋请他站出来，并且说：“只要你站出来我们就都有办法了。”华国锋问谁支持他站出来，叶就给他讲了一些人，华表示：“有你和军队撑腰就好办。”这说明当时军队方面的主要领导人都已经做了表态，李德生见叶剑英时，叶剑英问李德生：“现在你看是抓革命还是抓组织？”李回答说还是抓组织，叶剑英点点头。此后李德生解释说其实抓组织就是抓干部，言外之意就是和那几个人斗。为了确保万一，叶剑英亲自给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打电话说：“提高警惕、服从命令。”一共八个字。叶剑英找到韩先楚、吴克华、杨得志等人谈话之后对华国锋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有幻想。”华国锋在后来的庆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对四人帮的斗争意志十分坚决，他对我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 还有一个额外的情报让叶、华、汪的三驾马车更加紧密的行动起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