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葉舟仍無好轉。她再續假一天。在電話裡一再要求不必相煩其他同志前來看望。她怕見那位快人快語的女幹部。 女幹部果然沒來。 葉舟於是加倍孤苦。想去醫院看病配藥﹐卻雙腿軟軟地不良於行。肚子畢竟有點餓了﹐又不想做飯﹐更厭惡藕粉麥乳精。她躺在床上不願動彈﹐但身上越來越冷﹐加了條毛毯﹐也無濟於事。 沒有熱氣。沒有火氣。沒有陽氣。單身女人獨住的地方﹐純陰無陽﹐陰氣太重。她想。 不覺時間的推移和光影的轉換﹐葉舟迷迷糊糊地似睡非醒地躺了一整天。 突然敲門聲大作﹐把她驚醒﹔心突突地亂跳﹐前胸後背冒出一身冷汗。她起先不作反應。如果是那“大姐”又來探訪﹐等一會兒就會自行離去。但敲門聲一陣大似一陣﹐而且不屈不撓。“誰啊﹖”不能 不回應了。 臥室裡的輕聲問話和大門外的回答是互聽不見的。 葉舟只得披件毛巾睡袍走去開門。 溫思齊。 葉舟眼裡滲出委屈受苦的淚水。 溫思齊二話不說幫助她穿上衣服扶著她去醫院急診。\r 他當天午夜將搭火車返回上海。見她病倒﹐他去簽票推遲歸期。 他陪了她三天﹐為她煮粥燉湯﹐炒了些鹹菜毛豆等上海人愛吃的清淡小菜﹔替她洗淨了換下的裡外衣衫。晚上﹐他回招待所過夜。 第四天﹐溫思齊告別柳葉舟回到上海。 柳葉舟等他來信﹐卻等不到。 一個半月後﹐柳葉舟給他寫了一封像電報文字似的短信。內容卻很重要。她告訴溫思齊﹐她決定跟他結婚。 再過了一個月﹐柳葉舟請假去滬﹐與溫思齊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他們沒有設宴請客﹐也沒有遍告親友。接近五十歲的新郎和快到四十歲的新娘各有許多原因和理由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們的婚姻。他們在溫思齊已故雙親遺留下來的簡陋小屋裡度過了十天的婚假。柳葉舟這才明白﹐所謂的人生幸福﹐實際上就是當事人對自己的生活現實的一種接納和承認﹐一種價值與意義的發掘﹐完全是自我觀念裡的東西﹔而婚姻幸福﹐則一大半來自兩性交合的滿意程度。關於這事﹐新郎是完全的新手﹐新娘是半點經驗也無﹐兩人探究摸索數次﹐才算畫龍點睛圓滿完成﹐於是也就有了與少男少女一樣的歡愉過程。而溫思齊對柳葉舟的照顧關愛﹐則是本在預料預期之中以及完全忠誠兌現的。 他們一不要求分配住房二不要求調職團聚﹐兩人不時京滬兩地來往小住而已。這樣的格局﹐符合各自的心願﹐以求最大限度地不改變各自的原有處境和人事關係。至於開支方面的多費﹐他們是不予考慮的。在北京﹐柳葉舟已成邱仁傑缺少不得的臂膀﹐而只要邱仍需要她﹐她的政治境況就可常保一種特殊性﹐這是溫思齊所異常珍視的。在上海﹐溫思齊仍然踞有他的特殊政治優勢﹐因為他自從上次去京略微修補了與候教授的關係以後﹐就接連發表了一系列猛烈攻擊南方文化界文藝界資產階級右傾思想表現的大塊文章﹔那些文章往往全文照發﹐有時還附帶著讚許口吻的“編者按語”﹐使華東地區的思想文化人 士感到一種“山雨欲來”的驚恐﹔但是誰也不懂這個人究竟有何背景和得誰授意。報章雜誌的總編和宣傳部門的頭兒相互猜疑﹐但又不敢明確詢問﹐大家都以為對方傍著個大靠山有意製造朦朧氣氛和緊張形勢以便揪自己的辮子打自己的棍子﹐於是“溫思齊”署名的文章就成了燙手山芋和金科玉律﹐一到就發﹐發了就捧﹔一些千方百計想出名獲利的小文痞馬上跟著起哄﹐溫思齊的全部計劃便一步步地超速實現﹐這不禁使他的妻子柳葉舟又驚又喜﹐心中暗暗佩服。 溫思齊掀起的浪花﹐終於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達到高潮。 早在文革前一年多﹐他出眾的無產階級政治嗅覺和戰鬥性文章就受到常常微服隱名住在上海的某個人物和某個人物的配偶的注意。文革前夕﹐他就被秘密召見和安排進一個寫作班子。文革中間﹐他成為中央文革小組裡不出頭露面的軍師秀才和筆桿子﹐經常搭乘要人的專機京滬兩地飛來飛去﹐有時還去全國各地執行重要任務。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中他被遴選為中央委員﹐一度曾接手中央的一份重要政治刊物擔任總編之職。他與柳葉舟的兒子誕生於文革開始的當年﹐他並未給他們的獨子取一個“紅衛”﹑“向陽”﹑“擁青”﹑“朝東”之類的革命名字﹐而是命名為“溫柳”﹐取父母姓氏﹐寓崇敬溫庭筠﹑柳宗元兩位本家先祖之意﹐既雅﹐又文﹐葉舟對此極為讚賞。 及至文革結束﹐溫思齊在“四人幫”被捕的當天﹐在北京被捕。他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半年後﹐柳葉舟被告知﹕她的丈夫經過獄醫診斷﹐發覺淋巴系統已被癌細胞侵襲﹐原發病灶是胰腺癌症。監獄當局沒有允准葉舟前去探望。七個月後﹐葉舟接到通知﹐溫思齊在獄中因癌症擴散不治身亡﹔遺體已經由領導批准火化﹔家屬可以憑通知接領骨灰。柳葉舟把溫思齊的骨灰寄存在一家公墓的骨灰寄存處﹐付了一 筆三十年的長期寄存費用。 到柳葉舟從報紙上看到程忘言教授被宣告平反的消息﹐以及接連不斷的悼念文章﹑好評文章﹐其後又帶著獨生兒子﹑溫思齊的遺孤溫柳專程去上海參加程忘言的追悼會時﹐溫柳已經十二歲半﹐長得圓臉大耳﹐雙目有神。他一直在母親身邊生活﹐對父親記憶不深。他有著比大多數同年齡少年好得多的知識基礎和禮貌教養。柳葉舟把全部心血和希望都寄託在這個自己四十以後所得的獨子身上。 在追悼會上﹐柳葉舟會見了程之朗﹑程敏子﹐他們對她已無印象。她帶著兒子去醫院看望俞靜君﹐當年相當親近的“師母”﹐已沒有任何反應了。柳葉舟不禁傷心落淚。 她還會見了謝迎勝。謝迎勝堅持說自己清清楚楚地記得她。他說﹐“我接送你不知多少次了。我這個人﹐對美麗的年輕女子﹐別說許多次﹐只要見過一面﹐就終身不忘。” “跟我這個老太婆﹐還開這玩笑﹖”葉舟說。 “只有我這老頭子﹐才會跟你開這玩笑﹐不過﹐這不是玩笑。這是真的。” 葉舟讓溫柳拜見謝伯伯。 謝迎勝對著孩子看了好久。“今後小孩的事﹐有需要時﹐儘管找我。謝伯伯沒有文化﹐看到有出息的小孩﹐是歡喜的。” “有出息無出息﹐還難說呢。”葉舟說。 “不要這樣說。”謝迎勝認真地說﹐“這孩子一定有出息﹐有大出 息。” “根據呢﹖” “有你這個媽媽。” (十六) 羅曉陽在爭取歸還華山路舊宅一事上表現傑出。她多次上訪軍區首長﹑給空軍司令部寫信﹑給市委統戰部長打電話。為了這事﹐她廢 寢忘食﹐不知疲倦。 之朗說﹐“他們正在研究。等等不行嗎﹖總得給點時間啊。” “時間是要給。但在確定歸還的原則以後。現在必須加大壓力﹐使他們做出還屋決定。這不要時間。還﹐還是不還﹖這是執行不執行黨的政策的問題﹐是有沒有黨性的問題。需要什麼時間﹖逼得不緊﹐他 們當你假的。” “又亂戴帽子了。軍隊槍杆子﹐害怕你的羅記大帽子﹖” “槍杆子又怎麼樣﹖老帥大將都說搞掉就搞掉了﹐那幾個小丘八算什麼﹖” “噓﹗”之朗說﹐“你簡直利令智昏﹐口不擇言啦。你罵什麼﹖不是把爸爸也罵進去了﹖” “那是你的聯想。”曉陽說﹐“你別老是胳臂往外扭好不好﹖” “我往外扭幹啥﹖房子是我家的﹐還下來是我們住的﹐我不想快點發還﹖” “那你就少廢話。讓我出頭去搞。可恨爸爸一點也不幫我﹐你又像 隔壁鄰居似地光說泄勁話。我孤軍作戰弄不好就寡不敵眾了。” 之朗想起謝迎勝說的﹕“這事曉陽起勁﹐就讓她去搞。家屬總要有個出頭的代表。她要理論有理論﹐要韌勁有韌勁﹐得理不饒人﹐得罪了人家也不礙事﹐正好。”他就不再阻攔曉陽了。 曉陽在電話裡對她爸爸發牢騷﹐“這麼大的事情﹐你怎麼袖手旁觀﹖你出個面說句話﹐不就行啦﹖” “哪有這麼簡單﹗曉陽﹐不是我袖手旁觀﹐而是我說不得話﹗人家是空軍系統﹐我過問得了﹖你﹐作為落實政策當事人的兒媳也好外甥媳婦也好﹐你說什麼話都據著十足的理由。我﹐插不得嘴的﹗” “你也認為我有理﹖那你為什麼潑我涼水﹖” “不是潑你的涼水﹗我是提醒你﹐這事沒那麼簡單。做事﹐對結果要有清醒而正確的估量﹐才能免於盲目。就像打仗﹐打得嬴打不贏都打﹐就白白消耗自己的兵力。” “你認為打不贏﹖” “難贏。” “為什麼﹖有理也打不贏﹖” “理是理﹐輸贏是輸贏。” “那是什麼邏輯﹖” “那是現實﹐不是邏輯。” “槍杆子硬﹐就可以不講理﹖” “你有你的理﹐人家有人家的理。” “佔了房子﹐又對抗政策﹐算啥理﹖” “當時是按政策沒收的。人家不是出示過文件啦﹖” “沒收錯了﹐不該糾正﹖” “那房子已經不是原式原樣地在那兒了。周圍都是軍事設施﹐要動就得全動。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是誰的事﹖” “當然不是你的事。但是﹐那座房屋已經很難物歸原主了。” “難﹐是具體問題。還屋﹐是原則問題。共產黨做事﹐能夠因為難就放棄原則嗎﹖當年武裝革命不也很難﹖為什麼還是要革﹖” “曉陽﹐我不跟你辯嘴。但我要求你別做得太過份。到時候房屋到不了手﹐卻跟軍區做了個冤家對頭﹐化不來的。” “還能把我打成反革命抓起來﹖” “這倒不會。不過﹐路上有隻挺凶的攔路虎﹐不是好事情。對我﹐對之朗﹐都不好。你要注意了。凡事都要留後路。買賣不成交情在。這才妥當。” “我會注意的﹐爸爸﹐別擔心。‘有理有利有節’嘛﹐是不是﹖那麼多年的毛澤東思想﹐是白學的﹖” “很好。曉陽。我正想跟你說個事。上星期在北京﹐我見到了 X老一面。是Y 帥帶我去看望老人家的。他非常關心經濟建設的事。說要大力起用管理企業的行家擔任高級領導工作。老帥對我說﹐你不是有個女婿把個國營大企業搞得挺不錯啊﹖老人家就說﹐幾時帶他來讓我看看。他多大歲數﹖我說剛好四十。老人家很感興趣﹐說﹐這樣的年齡﹐合適啊﹐差不多是解放後受的教育啊。又問﹐文革時他搞了點什麼名堂﹖老帥代我回答說﹐人家武鬥打得熱火朝天﹐這小伙子是技術人員﹐專門修機器保設備護廠子﹐所以文革一結束就當上了黨政一把手﹐這幾年生產和效益都搞得好。老人家連連說﹐要考慮﹗要考慮﹗你領你東床嬌客來給我看看。我告訴組織部。你寫個條子﹐現在就寫。寫上姓名職務年齡﹔嗯﹐介紹人嘛﹐就寫他帥爺吧﹐好不好------”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