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离开家乡的时候，我爷爷因心情不好，吸起了大烟。作为大夫的爷爷，当然是知道那是害人的东西。可是，他还是染上了大烟的瘾。几年之间，不仅卖了房子和土地，而且原本就不是很好的身体也彻底垮掉了。不久，奶奶当时唯一儿子，也得了天花，夭折了。夫君不听劝告，可爱的儿子也死了，奶奶也大病了一场。家里就全靠大伯的妻子支撑着，她在大伯父离开家乡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女儿，据说比我父亲还大一岁。上面公婆病重，下面几个弟弟妹妹，加上自己的女儿，这个小姐出生的女人，真真吃不消了。不久以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奶奶，又再一次怀孕。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出生的。爷爷吸大烟，奶奶体弱多病，家里也只剩下一栋三间的瓦房，和１７亩土地。就在解放前夕，爷爷去世了，享年五十多岁。几个月以后，奶奶也随他去了，当时只有三十出头。具体时间不祥，就连我父亲的出生时间也是不详。我大姑说奶奶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是十三个月，我二姑说，她那时候是八个月。而他们家的长工说，给我奶奶办丧事的时候，我父亲正坐在门槛上啃着一根胡萝卜呢，看样子，差不多有两三岁了。
就在这时，大伯的第一个女儿和我爸爸，同时都得了麻疹，不知道当时是不是有药可医，还是我父亲命大，反正我爸爸死里逃生，只在半边脸上，落下了十来个小小的麻子坑。可是那个比他还大一岁左右的女孩，我大伯的女儿，却没有逃过这一劫。
唯一的女儿没了以后，这个大户人家出身的小姐，再也不想呆在我们蔡家了。“好像我欠了他家一窝孩子似的！” 她托人写信给我大伯，告诉他自从他离开家乡以后，这许多年发生的事情。那时正值解放以后的第一次离婚热。全国上下，不知道有多少封建包办婚姻离了婚，她也要求和我大伯离婚。不久以后，她就改嫁了，这个老人家现在还在世，已经八十多岁了。儿孙满堂，曾孙子都好几岁了。我大伯现在还不到八十岁。可是他的前妻说，其实旭和她差不多大，他是为了讨小老婆而改了岁数了。
十几年以后，弟妹都长大了，大伯父才第二次结婚. 我的第二位伯母是我大姑的大学同学。而大伯父那时已经38岁了（也可能是四十出头。）
我二姑说，她记得大嫂刚走的时候，她常常牵着弟弟的小手，到别人家门前站着，等人家给口饭吃。虽说是去的都是亲戚邻居家，其实就是乞讨，小叫花子，要饭的小孩。
那时，最常去的就是他们的九叔家。父亲的九叔，我九爷，那时候有四十来岁，单身一个人，一辈子也没成家。爷爷奶奶去世以后，他非常想把我父亲，乳名叫广兴，过继过来给他养老。
我大伯本来是想回来家乡奔丧的，可是那时候，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于是，他写信给我十三岁的大姑，问她可不可以带上弟弟妹妹到北京找他。到了北京，大姑二姑可以上寄宿制学校，我父亲则送整托的幼儿园。由于我大伯父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而且也任比较高的职务，所以那时候的工资每月有差不多七十元。随信寄来一百元钱。信自然是我姑奶奶先拿到了。这一大笔钱，让她爱不释手。可是这是给这几个孩子作路费的钱，怎么才能到自己的手里呢？于是，她就和我大姑说：你哥哥一个单身汉如何照顾得过来你们三个小孩？你们两个大一些了，还好说。你弟弟年龄这么小，要是闹个病什么的，那幼儿园的老师能好好待他吗？到底是外人，不如让他先留下，我来照顾他。等到他到上学的年龄，再让你宝山哥给你大哥送去。这样不是更好？我大姑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就把钱留下了一半。
姑奶奶同样也打发了其他打算收养我父亲的人：“这娃娃的大哥可是在京里当官了，人家肯定不能同意把这唯一的弟弟过继给别人家。我也只是暂时给帮忙带几年，过几年，大一点了，就给送到北京城去了。”其他人见是这样，也就算了。就这样，我爸爸被姑奶奶从姜店乡带到了下面的一个村庄，就是她的婆家。我大伯父每个月都给她寄十块钱，作为我爸爸的生活费。十块钱，那时是很大一笔钱了，应付姑奶奶一家人在乡下的生活费用，还有富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