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静: 我的忘年交——艾琳

我的忘年交——艾琳

 

·常 静·



  

我与艾琳的相识纯属偶然。

  那是十二年前的圣诞之夜,我们当时住在洛杉矶,受朋友之邀去参加一个圣诞晚宴。那天,来的人很多,但熟悉的面孔却寥寥无几。我象征性地与互不相识的人打着招呼,那几句挂在嘴边的客套话说完了,就不知再说什么好了。为了避免尴尬,我索性去厨房拿了盘子,随手捡了一点儿食物,把嘴先占上了。

  
“你好!我是艾琳。
”一位风度翩翩、白发碧眼的老妇人向我伸出了手。我慌乱地在纸巾上蹭了蹭手,迎着她的目光,含笑报了自己的名字。谈话中得知她是个心理学家,早已退休了。一听她是搞心理学的,我顿时来了精神。我一直对搞心理学的人有着一种盲目的崇拜,对这门学科也有着极大的兴趣。为了满足我强烈的好奇心,她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一连串儿稀奇古怪的问题。出乎她的预料,在这样一个便宴上,竟有人对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感兴趣,她也变得异常兴奋起来。

  谈话中印象最深的,是她讲的一段读大学的经历。她的心理学教授上课的第一天,给同学出了一道题,让同学就题发挥,写出自己的论点。说完,教授在黑板上写了个特大的“WHY?”同学们愣了一会,就埋头刷刷地写起来,有人竟写了长达三四页。艾琳的回答简明扼要,只有两个字:“WHY NOT?”结果,只有她一个人得了满分。

  一个晚上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竟不知不觉地说了两个多小时的话,我被她的机智聪颖和知识的渊博所吸引。临了,我们互留了电话,依恋难舍地道了别。

  以前,这种一面之交的朋友数不胜数,无论当时谈得有多热乎,往往一分手,就人走茶凉了。

  转眼,过了有一个月的光景。周末的一大清早,家里的电话铃响了。

  “你好!我是艾琳!还记得我吧?就是圣诞之夜那个最古老最能唠叨的老太婆啊!”她风趣地说。

  我一阵兴奋:“当然记得,怎么会忘记。你还好吧?”

  “今天晚上我想请你们一家人吃饭,不会太突然吧?”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热情,让人无法拒绝。

  “哪里,哪里,等我问一下先生。”我突然有一种想要见到她的冲动。

  晚上,我们准时到达她在电话里约定好的那家饭店。这家中国饭店我们还是头一次来,坐落在离海边不远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不大,却很温馨。看得出来,艾琳是这的老主顾,一进门,我们就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整个晚上,她显得很高兴,神采飞扬的样子,人看上去也年轻了许多。她说,从那次分手后,她就一直琢磨着什么时候再和我们聚一聚,今天总算兑现了。

  那顿饭吃了很久,她的精神头十足,诙谐幽默,谈笑风生,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到了她嘴里,经她连手势带表情地一渲染,就变得滑稽可笑了。况且,她跟我、我的先生、我的儿子都有不同的话题,真不愧是个搞心理学的。我们老少三辈都很开心,自始至终都未感到年龄上的差距。大家边吃边喝,边说边笑,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打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频繁的交往。再忙,一个月怎么也得聚上一次二次。很快,对她的身世和经历有了些了解。知道她是挪威后裔,很年轻的时候就离了婚。据说,她的前夫是生意人,很有钱,对钱比对她要亲得多。艾琳无法忍受长期被冷落,提出分手。最后,他舍妻弃女奔钱去了。离婚后,艾琳一直独身,领着她惟一的女儿过日子。

  我只和她的女儿见过两次面。她女儿比我大几岁,是个全职太太。先生在好莱坞做事,他们有一双活泼可爱的儿女,住在靠海的一栋房子里。她先生就是《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的场景设计。艾琳曾送给我儿子一张由她女婿签了名的电影宣传画。当时,儿子还小,并不懂得什么名人效应,自然也不会珍惜艾琳女婿的签字。后来搬家,那张画也不知去向了。

  因为婚姻给艾琳带来的不幸,使她落下了个恶习,吸烟。她的烟吸得可怕,一天至少两包,多的时候会一根接一根,一天下来都没数。她的肺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做了几次手术都难以挽救坏死的肺部。最后,她不得不抱着氧气瓶来维持正常的呼吸。

  艾琳酷爱读书。她家里的床上、床下、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可见翻了一半的书。她说,她喜欢同时读几本书,从不愿循规蹈矩地一本本地依次去读。我说,这点倒是跟我蛮像的,我也有这个臭毛病,家里的书也是泛滥成灾。说完,我们就会心地相视而笑了。我发现,她最珍爱的那几本书,总是出现在厕所里。

  她曾向我推荐了几本好书,多为心理学、哲学方面的。记得作家谭恩美(AMY TAN)就是她推荐给我的。倒不是因为谭的书有多好,只是她听说谭是华裔作家,就觉得我应该读一读。她满有兴致地买了谭的书,读完后,不由分说地塞给我,让我看完后和她讨论。

  《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首映的那一天,她约我一起去电影院。那天,人多得出奇,我们足足在停车场兜了十几分钟,才找到了停车位子。电影院内几乎是座无虚席,这种场面平时极少见。可环视了一周,华裔的面孔却没有几个。

  我注意到,影片演到几处感人镜头,艾琳都在抽泣,不断地擦眼泪。散了场,她的眼睛还是红红的。回家的路上,她不断地问我,这都是真实的吗?中国的女人真的是那么苦吗?

  受她的影响,以后的几年间,我把谭恩美写的那几本书全读了。

  艾琳的爱好广泛。她喜欢画画。那些看来平平淡淡的花呀草呀,到了她的笔下就活灵活现了。她从未刻意地学过绘画,画起来非常随意,所以每幅画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我发现,她选题时,从不选择那些艳丽的花,而偏爱一些不太引入注意的花草。这大概是她孤傲的性格使然。

  艾琳在音乐欣赏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她最喜欢的是歌剧,她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放歌剧听,听到兴奋处,就忍不住跟着唱一段。她对交响乐也有着极大的兴趣。她订了洛杉矶交响乐团演出的年票,每月她固定收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时,她身体不舒服,就会把票转让给我,还同时说服她的另一位音乐会友把票让出。这样,我就可以和先生一起去听音乐会了。

  前几天,我闲来无事,整理信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1994年的音乐会票根,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才促使我写下这篇文字。

  艾琳常给我讲起她的童年旧事。一次,她搬出来十几本发黄了的老照片,一页一页地给我详细地叙说着照片的来历及照片背后隐藏的故事。其中,有一张我记忆犹新,是她高中时和她的初恋在海边穿泳装的合影。那时,她是那么年轻漂亮,充满了朝气,深邃的眼睛里透着稚气和天真。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她,皱纹密布,白发苍苍,步履艰难,手里还抱着那个寸步不离的氧气瓶。哎!岁月真是不饶人啊!

  与她相处了三年后的一天,我们去她家向她道别,因为我们就要离开加州了。我有一种预感,这次道别很可能就成为永别,所以心里很不好受。看见我们来了,她很神秘地对我们笑了笑,把我们引进了书房。只见她从墙上取下了一幅画,我知道这是她在1978年的作品,我对这幅画的熟悉程度就像熟悉她本人一样。

  这是一幅水彩画,画面上有几丛叫不出名的淡黄色的小花,色调淡雅,笔触细腻,细细品味,会把人带入一种含蓄、宁静、高尚的境界。

  她的表情很庄重,“拿去作个纪念吧!”她好像也有预感。

  “这么重的礼物我可不敢收,还是送我一张别的画吧。”我知道这是她的得意之作,不想夺人所爱。

  “我非常珍视我们之间的这份友谊,既然要送,当然是送最好的了。”她很坦然。并告诉我,她早就有了准备,已经按这幅原画,又为自己重新画了一幅一模一样的,送到专业店里去裱了。在她的一再坚持下,我不好再推辞,谢过,欣然地收下了。

  至今,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客厅里。

  离开加州后,我和她通过几次电话。因为杂七杂八的琐事太多,加上人也变得懒散,电话打得越来越少了。再后来,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艾琳辞世的消息。

  我心情沉重地撂下电话,默默地下了楼梯,来到客厅,眼睛紧紧地盯着那幅画。慢慢地,产生了一种幻觉,我仿佛又一次看到了艾琳和蔼可亲的笑容,看到她正迈着缓缓的步子从那幅画里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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