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耀廷
成吉思汗是古今中外著名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一个在国内外史学界、政治界乃至平民百姓中很有争议的人物。七八百年以来,中外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人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和探讨这位伟大人物,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名言与论著。2003年1月,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蒙古族和汉族学者巴拉吉尼玛等三位先生编著的《千年风云第一人---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汇集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余位名人、学者有关成吉思汗的精辟论述和相关媒体的报导,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成吉思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看一看世界名人对成吉思汗的评说,可以使我们开阔眼界、将成吉思汗的研究推向一个新水平。
一、成功者的典范-----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成功者之一
《千年风云第一人》的作者在<致读者>中写道:“我们敬重成吉思汗,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民族的骄傲,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每个人都企盼获得成功。”①在引言中,他们专门写了对成吉思汗的全面介绍,其题目是《成吉思汗创下了十二个世界之最》,包括“创建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千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等,其中有的是不言而喻、世人公认的,但也有些“之最”不一定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但其中提到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功者”②,倒是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
日本学者太田三郎在《成吉思汗》一书中称成吉思汗为“世界古今盖世之英雄”,他说:“观蒙古民族雄图伟业,俯仰六百年间,当时都为龙盘虎踞之大版图而赞叹。自有地球以来,英雄之席卷大陆者不知凡几;自有历史以来,君主之削平邦土者亦不知凡几。然规模之大,版图之广,如蒙古成吉思汗者,前后无其俦匹。 ┅┅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等较,基业之伟,领域之大,亦故不能同日而语耳。”故而他认为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亦且为世界古今不见俦匹盖世之雄也。”③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大蒙古国包括中国境内的元朝、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中国境外的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其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亚,南达爪洼中南半岛,在北纬15度至60度、东经15度至130度之间,总面积达到三千万平方公里。正如苏俄著名学者巴托尔德说:“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从某一点上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把远东和前亚的文明国统一在一个王朝之下是空前绝后的。”④由此可见,日本太田三郎先生对成吉思汗的评价并不过分。
英国学者莱穆在《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统帅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拿破仑在军事天才之点上,确实在欧洲上空,曾被称作光辉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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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拉吉尼玛等:<千年风云第一人----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第389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②巴拉吉尼玛等:<千年风云第一人----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第5—2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③(日) 太田三郎:<成吉思汗>,武进屠宽元博编译;上海作新社藏版,清光绪二十九年七月。
④(俄)巴托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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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军队的命运任其自然,遗弃在埃及的游途,又埋于俄罗斯的雪原之中,遂败于滑铁卢战役。他的帝国即他在世时灭亡,其子的地位在其死前被剥夺了。”亚历山大马其顿斯基,其英名也可以与成吉思汗相提并论,但“亚历山大一死,他的高官都是因为奢望帝王宝座而互相斗争,亚历山大的儿子遭到了逃亡的命运。”与以上两人相反,“成吉思汗的儿子,没有受到任何继其父汗之位的影响,君临西起亚美尼亚东至朝鲜,南自西藏北至伏尔加的广阔领域。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支配了世界的一半(确切些说是当时世界的五分之四)。”为此,他称成吉思汗为“全人类的皇帝”①。
伊儿汗国的重臣、伊朗著名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池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②甚至拿破仑本人也说:“我不如成吉思汗,他的四个虎子都争为其父效力,我无这种好运。”③
马克思在谈到成吉思汗时曾说:“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720部。”④在《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一书中马克思写道,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组建了一支军队,他“依靠这支军队征服了东蒙与华北,然后征服了阿姆河以北的地方与呼罗珊,还征服了突厥族地区,即不花剌、花剌子模和波斯,并且还侵入印度。他的帝国的疆土从里海一直沿伸到北京,南面伸展到印度洋和喜马拉雅山西面到阿斯特拉汗和嘉桑。他卒后这个帝国分为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蒙古和中国;前三部分由汗分别统治;最后一部分作为帝国的主要部分,由大汗直接统治。”⑤
孙中山先生说:“亚洲早期最强大的民族之中元朝蒙古人居首位。”“元朝时期几乎整个欧洲被元朝所占领,远比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更强大了。”⑥
毛泽东同志将成吉思汗亲切地称为“一代天骄”,将他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刘邦、朱元璋相提并论,在评点二十四史时写道:“可不要看不起老粗,┅┅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⑦
以上记载说明,无论是各国的名人、学者,还是国家元首、革命领袖,大家都从不同角度承认成吉思汗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成功者之一,我们说他是“成功者的典范”还是名副其实的。
二、东方战神――-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
我国蒙古兵学专家达林太先生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蒙古兵学是蒙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说:“蒙古民族在中国和人类战争史上演出了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斗争经验,创造了丰富多彩、别具匠心、独树一帜的兵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他将“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视为“蒙古兵学的鼻祖”,主认为他们“成功地处理了战争与游牧狩猎经济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和运用了游牧狩猎经济在战争中的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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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莱穆:《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转引自《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研究论文集》第二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研究会编,1990。
②(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第27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③转引自常保国《成吉思汗》,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7。
④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第155页。
⑤马克思:《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第2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⑥孙中山:《孙中山文集》,曹锦清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⑦毛泽东:《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第1402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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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组建了一支天下无敌的强大的骑兵,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给养、后勤供应问题,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符合骑兵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得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②他非常赞成勒·加特的说法:“蒙古人所进行的征战,就其规模和艺术、突然性和灵活性、包围的战略和战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成吉思汗即使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最伟大的统帅,无疑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③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给陆军部长的一份报告中说:“如果有关战争的记载都从历史上抹掉,只留下成吉思汗战斗情况的详细记载,且被保存得很好,那么军人将仍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从那些记载中,军人可以获得有用的知识,塑造一支用于未来战争的军队。那位令人惊异的领袖(成吉思汗)的成功使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他渡江河、翻高山,攻克城池,灭亡国家,摧毁整个文明。在战场上,他的部队运用得如此迅速和巧妙,横扫千军如卷席,无数次打败了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人。”“虽然他毁灭一切,残酷无情,野蛮凶猛,但他清楚地懂得战争的种种不变的要求。”④
俄国将军以葛那吉夫说:“横览宇内,历年之少,而开拓疆土之广大,如成吉思汗者,千古所未尝见也。成吉思汗登蒙古大汗位之初,兵籍之户数约一万三千而已(约三万),其后征服民族之数凡七百二十部之多,其言语信仰,大抵异类。其子孙蒙业开拓,所奄有之全版图,包括今之清帝国,印度之北部,韩国半岛,中央亚西亚之全城,俄罗斯帝国之大半,印度斯幼发拉的士两河间之南部,兵刃之所斩刈,马足之所蹂躏,由东达西,成一直线,径长六千英里(约当中国1万6千里),其间列国数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才以六、七十年之短日月次第削平者也。此最大盖世之雄,果如何而崛起者耶?”⑤
俄国军事家柯列金也说:“通观世界历史,用很少兵力(拉施德丁说12万,小林高四郎说20万),在很短时间内(公元1207年到1227年共20 年),攻略广大土地(欧亚两洲的大部),统治众多人口(中小路彰说6亿人口,我认为有些夸大),除成吉思汗时代的鞑靼人和帖木儿时代的中亚细亚人之外,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⑥
以上记载说明,无论是中国的军事学界还是外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大家都一致认为成吉思汗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至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有人曾经统计过,成吉思汗一生共进行了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没有一次失败过。因此中国学者刘乐土先生在其“中国大皇帝书系”<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他麾下的铁骑,势如破竹,硝烟漫卷到了俄罗斯、阿富汗及印度北部。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已经成了战无不胜的神,对手无不闻风丧胆,屈服于脚下。”“什么人才能称得上战神?惟有成吉思汗!”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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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蒙古族)达林太:<蒙古兵学是蒙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②(印度)尼赫鲁:<怎样对待世界历史>第一卷,扎布译,1981。
③(印度)尼赫鲁:<印度的发现>,译自英文版,扎布译,莫斯科,1955。
④(美国)麦克阿瑟:原文载<十九颗星----对美国四位名将之研究>;<千年风云第一人>,第266页。
⑤转引自(日)太田三郎:<成吉思汗>,清光绪二十九年。
⑥(俄)柯列金:<铁木真、帖木儿用兵论>,转引自<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研究论文集>第二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研究会编,1990。
⑦刘乐土:<成吉思汗>代前言:<征服欧亚大陆的中国战神>;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三、信仰自由-----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国横跨欧亚两洲,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其统治的范围之内几乎是应有尽有。其中包括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西藏、西夏和汉人信奉的佛教,金和南宋的道教、摩尼教,畏兀儿和西方各国信奉的伊斯兰教(回回教、答失蛮),蒙古高原一些部落乃至钦察、斡罗思各国信奉的基督教(包括景教,即聂斯托里派;也里可温,罗马派)等等。蒙古贵族征服天下,基本上是采取屠杀和掠夺政策,但其宗教政策却比较开明,并不强迫被征服者改信蒙古人的宗教,而是宣布信教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而且允许蒙古人自由参加各种教派,对教徒基本上免除赋税和徭役。实行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对蒙古贵族的得天下和治天下都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萨满教是蒙古人的原始宗教,成吉思汗在其初起阶段正是利用这种宗教竭力宣扬天命论,自称自己是“得天地之赞力”,“天命众百姓都属我管”① ,并依靠萨满首领豁儿赤、通天巫阔阔出等人的支持登上了汗位,宣称天神命铁木真“为普世之君主”②。它说明这时的萨满教已经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已经成为成吉思汗等蒙古贵族教化与欺骗人民、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
但萨满教毕竟是比较原始、比较落后的宗教,用这种宗教欺骗比较落后的人们还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却难以用它来统治其他先进民族。因此在成吉思汗西征的路上,就千方百计地将中国北方全真派的道教首领丘处机召至身边,向他询问统治汉人的办法,并大力扶植道教,借以加强对汉人的思想统治。本书在第七章中对这一问题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介绍。国内外名人、学者也比较一致地肯定成吉思汗的这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如中国学者杨绍猷先生曾说:“成吉思汗并不把自己信仰的萨满教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也不消灭他们的宗教,而是利用各种宗教为自己的军队扩张服务,容许各种宗教存在。”“他虽然大量屠杀那些敢于抵抗的民族,但并不消灭他们的宗教,而是‘宣布信仰宗教自由’。”“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成吉思汗在宗教为我所用的宗旨下,一是容许各种宗教的存在,二是允许各族包括本民族有信教自由,三是对宗教职业者进行优待,豁免其赋税。”③比如乃蛮王子屈出律在用阴谋手段篡夺了西辽的王位之后,又强迫当地人民放弃自己的信仰。成吉思汗的大将者别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屈出律。在西征花剌子模和俄罗斯时,成吉思汗与者别等也曾多次利用当地的宗教矛盾为自己的征服战争服务。
英国史学家道森在其<出使蒙古记>的绪言中曾介绍了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与基督教世界的关系,其中说:“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他在东方和西方的所有后裔历代都忠实地遵守了这项原则。”他分析了这一政策产生的原因,认为“蒙古和土耳其斯坦是世界上各种宗教会合的地方,蒙古人自己作为新来者发现,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已经在一些民族中间扎下了根,而他们是从这些民族获得初步文明的。”④在他们的部众和同盟者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人信奉以上各种宗教。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早在唐初就传入中国,取了一个汉名叫景教。元代称为也里可温(阿拉伯语,修士),或称聂思脱里。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汪古、乃蛮、克烈等部就信奉景教。窝阔台的妻子脱列哥那(蔑儿乞人),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妮(克烈部人,蒙哥、忽必烈、旭烈兀的母亲),汪古部驸马,以及蒙哥朝的大必者赤(副丞相)孛鲁合等,都是景教徒。因此景教在蒙古汗廷有强有力的势力和靠山。取消或压制这一宗教,显然不利于成吉思汗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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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朝秘史>卷9,224节。
②(波斯)拉施特:<史集>卷1 ,第167页;北京 :商务出版社,1997。
③杨绍猷:<民族研究>,1983年第一期;<千年风云第一人>,第239—240页。
④(英)道森:<出使蒙古记>绪言,吕浦译,周良宵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科学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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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伊斯兰教,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则是采取政治军事上征服和宗教信仰上自由的两手政策。早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回教商人就在蒙古各部落中活动,回教徒札八儿火者曾参与了钦班朱尼河水,成为成吉思汗的开国功臣,后来被任命为镇守中原汉地的第一个大达鲁花赤。成吉思汗派到花剌子模经商和出使的人员中也有不少伊斯兰信徒。甚至参预成吉思汗西征的畏兀儿等三国军队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信奉伊斯兰教。但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对象花剌子模则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的一派掌权的国家,对于这个政权成吉思汗在政治军事上则是毫不留情,坚决征服、摧毁,但并不强迫当地人放弃自己的宗教。尽管伊斯兰教的主流派哈里发帝国与花剌子模有矛盾,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也没有放过这个政权。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攻克了巴格达,灭亡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正如中国学者周燮藩所说:“ 阿拔斯王朝的灭亡,正式结束了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中的至上地位。”也就是结束了在此之前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体制,但也没有限制当地人民的信教自由。“伊斯兰教不顾以其名义进行统治的王朝废立,发展为以自身体制维持的世界宗教。它不再依赖军事和政治扩张,照样往世界各地渗透,对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依然具有吸引力。”①
随着中亚、波斯等地的被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空前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分子和富商大贾作为压迫与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高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一般的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于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总之,“在中国,由于蒙古人采取‘信仰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政策,伊斯兰教乘机往东发展,大批穆斯林迁居来华,为中国各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②
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是主张政教分离,即认为宗教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不同的,不应该用宗教的主张与利益干预现实的政治。但在蒙古族内部也有另外一些人主张政教必须合一,由此又导致了不同派别乃至不同政权之间的矛盾与战争。比如在伊儿汗国,第三代帝王曾改信伊斯兰教,并采用伊斯兰教的名称,自称为阿合马算端,结果遭到其他蒙古贵族的反抗,很快就被推翻并被处死了。但时过13年之后,伊儿汗国著名的国王合赞汗,正是依靠伊斯兰军队的支持夺取了国家政权,从此改信伊斯兰教,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的后人也大都是伊斯兰信徒。而钦察汗国的后人则改信了当地的宗教——回教和基督教。在语言文字上,蒙古人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统治各地的蒙古贵族,为了统治的需要,也逐步掌握了当地的文字和语言。而术赤后王与伊儿汗国之间的对立与战争,实际上也与宗教不同有关。
自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者主要提倡喇嘛教,西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自西藏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灭亡。元朝统治者如此重视佛教,也是出于统治天下的需要,据<元史>记载:“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且险远,俗犷好斗,思有以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尽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帅臣以下,亦僧俗并用,军民尽属统理。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西土。”③从此佛教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中国内地自东汉以来佛教就已经传入,唐、宋时期曾出现不少教派。蒙古统治者提倡佛教,对统治中国内地也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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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周燮藩:<伊斯兰文化面面观>;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
③(明)宋濂等:<元史>卷202<八思八传>,第45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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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民族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安定。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宗教政策值得进一步研究。
四、经商与战争―――打破东西方壁垒的千年伟人
大家知道,成吉思汗西征导因于一次东西方的商业冲突:讹答剌城守将海儿汗惨杀蒙古商队,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导火线。因此,讹答剌城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首要目标,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它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打破东西方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认为,如何正确地分析经商与战争的关系,是能否正确评价成吉思汗的关键。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先生在《翻开看世界历史》一书中曾客观地分析了成吉思汗西征与经商的关系,他说:成吉思汗在占领“朝鲜、唐古特之后,本想停止扩张。他并没有打算攻占西方诸国,而且想要同花剌子模沙拉和平相处。但是沙拉的一个督统杀了蒙古商人。在这种情况下,成吉思汗仍然是希望和平相处,派使团要求处理杀死蒙古商人的督统。沙拉不但没有同意成吉思汗的要求,反而杀害了使团团长,其余的成员被剃光胡须押出国境。成吉思汗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无理行径,做好准备后于1219年进攻并摧毁了花剌子模。”“沙拉杀了成吉思汗的使者,这是血仇,所以成吉思汗攻打花剌子模,报了仇。”①尼赫鲁先生的这一分析实际上包含了如下几种含意:第一,从成吉思汗的本意讲,当时“他并没有打算攻占西方诸国”,而是想在蒙古与花剌子模两个东西方大国之间开辟一条和平商路,保护两国的和平商人,促进双方和平相处;第二,当450名商人被杀死之后,成吉思汗也没有立即选择战争,这说明他和平相处、和平经商的诚意;只是在花剌子模沙杀死其正使、侮辱其副使之后,成吉思汗才不得不选择战争。尼赫鲁先生认为花剌子模的这种做法是“无理行径”,“是血仇”,实际上是对国与国之间和平交往原则的粗暴践踏;第三,成吉思汗攻打花剌子模,是为了替商人和使者报“血仇”,这就肯定了成吉思汗打击花剌子模的正义性。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成吉思汗开始西征时具有一定的自卫反击战性质,只是以后才发展为民族征服战争。有一位华裔日籍学者陈舜臣先生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一族 >中,曾将花剌子模的这种行径称为“古代的恐怖主义”②,我认为这一说法并不过分。
中国学者德山先生在《元代交通史》中曾说:“国际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第一次西征“为建立横跨欧亚、空前未有的大蒙古国奠定了基础”;第二次西征即长子西征,“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钦察汗国,”“开辟了通往中国的国际交通----钦察道”;每三次西征即旭烈兀西征,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的另一个汗国-----伊儿汗国,“开辟了中国通往波斯的国际交通----波斯道。”③法国东方史学家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 >中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④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说:“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他认为,“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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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印度)尼赫鲁:《翻开看世界历史》,蒙古文版,扎布译;乌兰巴托出版社,1987。
②(华裔日籍)陈舜臣:《成吉思汗一族》;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3。
③德山:《元代交通史》,北京:远方出版社,1995。
④(法)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278页;商务印书馆,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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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记名家哈罗兰姆将成吉思汗称为“人类帝王”,他在其著作中说:“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②
1999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说:“有人认为,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的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却塑造了伟大的成吉思汗。同样,我也赞成一些人的评价,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却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建立了国际往来关系。”③韩国著名学者金钟日也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④
我国著名的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也曾经充分肯定过成吉思汗西征在促进中西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他说:“成吉思汗在开始西征起,便采用中原的交通制度,在通往西域的大道上,开辟‘驿路’、设置‘驿骑’、‘驿牛’和‘邮人’,把中原原有的驿站系统延伸到西域。一直到他的子孙时代还继续改善和发展这一艰巨事业。”“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到西方,西方的药品、织造品、天文历法等也输入了中国。”⑤正由于蒙元时期用暴力扫除了亚欧各国之间的此疆彼界,又逐步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于是将几千万平方公里之内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了。比如在元朝境内就有陆站、水站、狗站等1383处,拥有驿马44301匹,驿车 3937辆,驿船5921条。“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脉络相通,朝令夕至” ⑥。一个使者、商人或旅行者只要能领到帝国发的乘驿牌,就可以在亚欧各地通行无阻,所谓“之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在邻家” ⑦,这种说法并非夸张。
亚欧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直接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使欧洲文化从神学手里解放出来,出现了文艺复兴。火药和火器传入欧洲,也使它发挥了在中国未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 ⑧并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⑨它对欧洲的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起了重大作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⑩指南针传入欧洲则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了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促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无怪乎有的学者这样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东西文化交流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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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拿大)斯塔夫里·阿塔斯:《全球通史-----1500年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②(美)哈罗兰姆:《人类的帝王-----成吉思汗传》,台湾,中华书局,1972。
③转引自《世界种地蒙古人》,2001年第一期。
④转引自《千年风云第一人》,第23页。
⑤韩儒林:《论成吉思汗》,《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
⑥(明)宋濂等:《元史》卷101《兵制四》,第25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⑦转引自《千年风云第一人》,第9页;待查。
⑧⑩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⑨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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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马可波罗游记>招致哥伦布探险,美洲大陆被发现,欧洲人一度掌握世界霸权,后又美国崛起,日本被美国打败等等。所以,我把成吉思汗诞生可以看作改变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①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新闻界从“缩小地球”、“沟通欧亚”的角度研究成吉思汗,认为他“冲破了亚欧各国的封闭状态,沟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②,是功不可没的英雄和伟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给世界名人排队时,往往将成吉思汗列入中国乃至世界100位名人之列,甚至列为十大名之一,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还曾将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究竟是征服者还是民族英雄?是黄祸制造者,还是千年伟人?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评价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是否西方人的评价都是站在征服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呢?或者他们这样做是不是一种民间游戏,或者是哗众取宠的恶作剧呢?我研究了一下美国 <华盛顿邮报>提出的评价标准和理由,我认为还不能得出以上那些结论。第一,他们提出的世界“千年伟人”的一个标准是“依据由谁缩小了地球为原则”,经过民意测验,多数人集中提到了两个人,一是成吉思汗,一是哥伦布。经过认真分析,他们认为虽然成吉思汗杀人很多,但他与哥伦布一样缩小了地球,而在外交方面却不知比哥伦布胜出多少倍。第二,他建立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东西从太平洋到东欧;南北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比亚利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伊斯兰世界和前苏联占领的地盘都辽阔,冲破了亚欧各国的封闭状态,沟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第三,《华盛顿邮报》还报导说:他们之所以评选成吉思汗为人类文明史上第二个一千年的头号风云人物,主要是因为他“从政治、军事、民族心理上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及世界。”那一年,他们还同时评选出第二个一千年最重要的发明,即源于中国的印刷术。他们指出:将印刷术与成吉思汗“这个人和这件事比较一下十分有趣。一个从政治、军事、民族心理上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及世界,一个从科学文化、教育手段、思想观念上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印刷术改变了历史,同样,成吉思汗也影响了世界。”第四,他们提到,蒙古人后来并没有统治好中国,对欧洲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成吉思汗也并不是一个温顺和蔼的人,也不是思想家与解放者,而是一个残酷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偏要选择这样一个人为千年伟人呢?他们认为:“他是拉近世界的最伟大的人。”他们指出:“历史并不是圣人、天才和解放者的传说,成吉思汗最完美地将人性的文明与野蛮两个极端集于一身,至今还未找到一位比成吉思更为合适的人选。”③他们将是否“缩小了地球”、“拉近了世界”当作评价世界风云人物的主要标准,我认为,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是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
因为成吉思汗曾经大量杀人,而看不到他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因为他曾经进行了野蛮的征服战争,而看不到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这实际上都是以偏概全的片面性认识。
本文既介绍了世界各国若干名人、学者对成吉思汗的评论,也概括了本人对成吉思汗评价问题的基本看法,其中难免有以偏概全或挂一漏万之处,敬请学术界的同仁及读者朋友们予以斧正。我认为,正确地评价成吉思汗不仅是史学研究的需要,也是国内民族团结的需要,是改革开放、振奋民族精神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既不能模棱两可,也不应束之高阁,而应该通过认真研究,尽可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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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本)饭村镶:《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日译者序及后言,巴图、都固尔扎布译;268页。
②③《华盛顿邮报》1996年4月19日阿米·伊·斯克维兹报导;转引自《千年风云第一人》,第32页。
作者简介:
朱耀廷,男,1944年12月生于河北省安平县,196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原北大分校)历史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元史、中国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成吉思汗全传>、电视剧文学剧本、历史小说<成吉思汗>,<中华文物古迹旅游>、<北京文物古迹旅游>、<中国传统文化通论>、<诸子百家与现代文化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