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默中活着，为柴玲叫好64期间我在北京，刚刚开始读研究生。也是在那一年，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一晃儿十几年过去了。每年的某一段时间，都很有一些人在这件事上做文章。说好的有，说坏的多。无论说什么，不过是给那一惊天大浪添几滴水。除此之外，我还真想不出来，能起到什么作用。该说的话，鲁迅先生在他的纪念刘和珍君中，都已经替我说完，我实在不想，也不愿，来去画蛇添足。多年来，我极力的克制自己，不参加关于64的任何讨论，对任何言论，保持应有的沉默。工作，学习；老婆，孩子；房子，汽车，就已经足够我忙得了。因为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说些废话干嘛。今天，看着流言家的言论，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冒着被老婆大人骂的危险，随便说几句。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所谓的民主精英，在我所在的大学校园里，对这广播，静静的读这篇悼文。那时早春三月，傍晚的学校广场，寒风依然刺骨。可是，听着他读着鲁迅的文字，象是从心底涌出热流，不断上升，扩散到全身。我感觉不到任何的寒冷，直觉中，要冲破一种无形的压力，即使这种压力，渗透到人间的每个角落。仿佛只有呐喊，才能释放心里的委屈和压力。鲁迅的这篇悼文，写在80年前。15年前，不该死的人还是死了。今天，流言家依然在散布着有关死者和生者的流言蜚语；其他的闲杂人等，还在忙忙碌碌的干着自己该干和不该干的事。生活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不会因为又死了一个大人物，时间就变得快了，或是慢了，也不会因此就回到从前。还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那是在五月份，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几个低年级的校友，谈论学生运动的前途。她们天真的问，我们学生能赢吗？我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即使闹十年，也未必能成功。胳膊扭不过大腿，仅仅几次和平的游行，示威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她们又问，既然不能成功，那我们呆在这干嘛？我说，作为一名普通学生，或者普通党员，参加这次运动比什么都重要。它说明我们为中国的民主努力过，挣扎过。等我们老了，对这我们的儿孙，我们可以骄傲的说，当年，你们的爸爸或者妈妈，是这场伟大的学生运动的一员。 去年，在网上看到京虎子，金书龙等当时在北京上初中，甚至上小学的人回忆89年哪档子事，不禁有点哭笑不得，被他们搞得不知所错。事后仔细琢磨，感到非常欣喜，说明哪档子事是何等的深入人心。15年过去了，连那时刚刚脱去开裆裤，在大人面前晃来晃去的人都在忙着写评论，创作回忆录什么的，我还有必要说什么呢？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故事。工作呢，实在是不想说什么，随他们去吧。过好自己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但愿这不是我的奢望。我的一家人，守在暖暖的壁炉旁。我抱着我的孙子，同我的儿女们讲他们的父母是如何在64期间相识和恋爱的。又是怎么在看到温相的消息，柴玲而且还是好好活着，活出个样子来。好像有一段时间了，看过一张柴玲的照片。照片中的她很胖的样子，引来众人无数的嘲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