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尘封的历史--记张申府先生(图) -------------------------------------------------------------------------------- http://cul.sina.com.cn/p/2004-11-19/94807.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4/11/19 12:21 南方周末 作者：章立凡(北京)
1923年在柏林合影。左起：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光宸我初识申府先生是在1980年，那时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久。有一天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见见申府先生，他可是你父亲的老朋友。你研究近代史，可以帮他写自传。”她带我前往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见到了久仰大名的申府先生。
这是一个已经破败的大院落，大门敞开着，第一进住的是普通居民，后院比较整齐，申府先生就住在后院的正房里。
见章夫人和我进门，老人缓缓起身，互道问候。章夫人说：“这就是乃器的小儿子立凡，他刚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我和乃器是老朋友了，乃器这个人……唉，可惜了！”老人慢慢坐下，开始用略带河北口音的京腔，与我们叙旧。这时申府先生的老伴关夫人也过来了，她是老先生与前夫人刘清扬离异后再娶的，原籍镶蓝旗(我想是瓜尔佳氏)。。
章夫人很健谈，与老人一直谈到傍晚时分，谈的都是民盟和农工两个党派的新闻旧事，我则用目光四下扫描老人的藏书。这时房门开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女孩走进来，她就是申府先生的掌珠燕妮，刚刚从单位下班。。
这天章夫人跟申府先生说定了一件事，就是要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指定我协助。此后我差不多每周去张府一次，记录他所谈的往事，并根据查到的史料予以核实，按时段整理成文。毕竟是故人之子，老人对我的态度很自然也很亲近，凡是我提出需要了解的问题，他都尽可能地满足。。
按照“遗忘律”，人到了上年纪的时候，对越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楚，越近的事情则越模糊。申府先生那时已接近九旬，我所记录的往事中，青少年时代最详尽，中年以后的回忆则只剩下片段了，很难连串成一部回忆录。。
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最后不得不中止，我把整理出来的记录交给了燕妮，后来她又整理了一些，在老先生逝世后收入《所忆———张申府忆旧文选》一书。。
史家不忍遗忘，哲人情愿遗忘。申府先生早年就写下过这样的话：“知道一切，恕宥一切。忘了一切，乃得一切。”(《所思》，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83页)。
也许对老人而言，遗忘真是一种快乐。如今我只能翻开尘封的笔记，搜寻往日的雪泥鸿爪……。
邃密求真。
如果不是一段阴错阳差的求学史，申府先生可能成为数学家，那他就成不了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党史也许就会因此改写。。
老先生在中学时期对数学很感兴趣，受到当时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先生的提携，准备学习数学。他说：“1914年我考入北大，当时预科尚未毕业，按规定无文凭的学生只能考北大文科，我就是先考入文科哲学系，又通过冯先生的关系转到理科数学系的。没想到这样一来，我又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到了数学系，我又不能忘情哲学。所以对数学正课常用心理会，而纵情读哲学书，尤其逻辑书。”他认为自己所最重视的“是兼乎数学与哲学的，也是介乎数学与哲学的，是数学与哲学之间的东西”。(《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页)。
其实申府先生对哲学的兴趣，在中学时代已经萌生。他说：“我当时对《老子》虽不真懂，而甚喜读。”(《所忆》，第81页)他在1911年给京津同盟会的刊物《民国报》投稿时，给自己起名张弓，号见素，即是受老子的影响。老先生平生喜写短文，则是受时人于右任的影响。当时他的老同学郭仁林、梁漱溟都是该报编辑，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维世之父)，他自己也曾在该报短期工作。。
建党退党。
1920年初，“南陈北李”与申府先生等已开始酝酿创建共产党之事。他回忆说：“1920年8月创党，北京有李和我两人，第三个要发展的就是刘清扬，她曾和张国焘代砣?a href=http://chanews.sina.com.cn/s.cgi?k=国学&c=60 class=akey target=_blank>国学联到南洋募捐。暑期回来，我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和刘谈话，希望发展她入党，刘不同意；张国焘同意入党，因此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同年冬，申府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深造。行前他曾到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陈独秀家中，这是中共筹备时期的中央所在。
李大钊、陈独秀在国内就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抵达法国后，他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周恩来。申府先生于1921年初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又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后来到达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申府先生1923年底取道苏联回国，翌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到广东大学任教，并参与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创建，担任了军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又向廖仲恺、戴季陶郑重推荐了周恩来，从此这位历史伟人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关于申府先生在1925年退党的原因，他说主要是由于在中共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与张太雷、彭述之、蔡和森等发生分歧。当时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要不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他曾表示反对。美国学者舒衡哲在《张申府访谈录》中，则记述为要不要接受资产阶级领导的问题，并谈到周恩来“跟着他走出了会场，对张的观点表示支持的同时，劝张不要一怒之下就宣布退党，他们应该回去和大家一道达成与党的纪律相一致的共识”。
申府先生在退出中国共产党时曾与李大钊等约定：保持友谊关系，做外围工作。此后，他继续从事各种革命工作，曾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并开始了著述和教学生涯。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数所大学执教；自1930年起，应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之邀，到清华大学讲授逻辑和西洋哲学。
国难当头
1935年冬，申府先生与刘清扬、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并因此在1936年3月与刘清扬一同被捕入狱，出狱后不久即被清华解聘，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政治活动生涯。
申府先生在北平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员。
申府先生1923年从欧洲返国时，曾在苏联与奉派考察军事的蒋介石相遇。在创建黄埔军校时期，更一度与身为校长的蒋共事。他说当时蒋有平易近人的一面，但同时也显示出专断作风。抗战期间，他与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再度共事，情况就更不愉快了。老先生回忆说：
1940年4月，武汉失守，民心动摇。当时我担任国民参政员和政治部设计委员，各党派人士去见蒋介石，坐下之后，我第一个发言。言犹未了，蒋突然变色，大骂我是‘反对政府’，说什么‘你不但在报纸上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说曾任山西省财政厅长的某人，在防空洞里当场听我讲的。我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哪来的这件事？局面搞僵了，陈布雷只好站出来为蒋打圆场，才算下了台。告辞出来后，左舜生对我说：‘申府，你这是代人受过，在防空洞里讲话的是伯钧。’事后，伯钧也感到过意不去，到住所来安慰我。我平白无故地挨了蒋一通责骂，怒气未平，就提出要辞官去打游击。当时政治部部长已换了张文白(治中)，跑来挽留我，我才留任。但后来改选参政员和设计委员，蒋把我和伯钧都除名了，足见此人胸襟狭小，睚眦必报。后来伯钧的参政员又恢复了，但我的职务则没有恢复。
抗战期间为促使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大后方兴起了民主宪政运动。申府先生在重庆主持“宪政座谈会”，推动成立了民主同盟的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随着抗战胜利，他代表民盟参加了旧政协。1946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执意召开“国大”，申府先生拒绝参加，由南京重返北平，并负责民盟华北总支部的工作。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因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了盟籍。
关于《呼吁和平》一文的发表经过，老先生是这样说的：1947年4月国共分裂，我回到北平，从此未再离开过北方。我回京后同时在北平华北学院和天津育德学院执教，并应《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之请，为该报写过文章。
在华北学院任教时，有山西籍记者某，要办一刊物，向我约稿。我一贯是反对内战的，便写了《呼吁和平》一文，给华北学院的山西人某某看，他建议我投给《观察》杂志。过去我是不给《观察》投稿的，这次破例照办了，储安平很高兴。这篇文章便登在《观察》五卷九期上，送来稿费30元，并请我再写文章。
故纸堆中
“周公对我一直很照顾，我到京后定居黄化门的一所住宅，原系敌伪产业。解放后曾有人想要这所房子，经北京市政府向国务院请示。周公批示：‘房子仍由张申府先生住，不收房租。’后来迁居王府仓，这项待遇未变。”
据李健生先生对我说：在齐燕铭去看望申府先生后，伯钧也曾代表周恩来去看他，后来又提出安排他重新加入民主党派。伯钧想让他回民盟，但盟内原救国会的领导人都反对，于是只好安排他加入了农工党。不料这件事反而害了申府先生，“反右”时伯钧遭批判，申府先生在农工的会上站出来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于是申府先生也被划为“右派”。
大概是由于周恩来的关照，申府先生的“右派”帽子很快摘掉。“文革”大难降临时，他作为“不戴帽的右派”靠边站，但没有受大的冲击。
申府先生经彭真、张友渔等人安排，于1949年9月2日到北京图书馆任职。他是一位“书痴”，到北图真是得其所哉，那地方的人事关系也比较单纯，不像高等学府总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使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得以幸存。
申府先生爱书的习惯，是少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上学时养成的，当时的校址和住处毗邻琉璃厂，他从购买数学旧书开始，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来在北大图书馆协助李大钊工作，他又自学了图书管理学。
老先生自云：“一生何所好，首要在群集”，他博览广搜群书，而不甚注重版本。他曾对我说：“我买不起太贵的书，不像伯钧那样注重版本。”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许的家刻本，申府先生一生致力搜集，谙熟版本，连许家后人姬传先生都自愧弗如。
我行我“素”
申府先生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罗名女人许之斋”，“罗”即罗素，“名”则名学(逻辑)，“女”是《列女传》，“人”为《人物志》，“许”乃许刻本。他一生读书的爱好集中于此，而以罗素排位第一。。
老先生对我说：“罗素、马克思的观点是我在北大图书馆时接触到的。当时比较重视马克思，主要是苏俄革命的影响。”。
除了“五四”期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杂志上，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外，申府先生也是最早将罗素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这项工作直到1949年以后才中断。罗素在1920年9月来华讲学，他曾代表北京大学前往上海迎接；不久罗素来到北京，申府先生行将赴法留学，梁启超先生曾感叹：“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行前两位学者又曾多次见面。此后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老先生还珍藏着罗素的信件。。
申府先生在“五四”时期经常用“赤”、“赭”为笔名，1922年巴黎共产党小组创办刊物《少年》后，他常用“R”为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字母有三个涵义：“俄国”(Russia)、“红色”(Red)和“罗素”(Russell)。老先生说：取这个笔名，就是“我是红色的罗素”的意思。但这三个“R”最终无法调和，从革命的激情重归理性的学术，这正是我认为需要研究的“五四”知识分子现象。。
我曾问老先生：“如果早年你没有退党，或者1948年没有发表《呼吁和平》，是否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他说：“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了。”我又问：“你当年呼吁和平，是否因为受罗素的影响？”(罗素是和平主义者，因此在欧战期间曾被英国政府拘禁)他答：“是的。”。
老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有一次在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仪式上遇到周恩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要来了。我们谈。
笑叙旧后握别，后来罗素因年高未能成行。”。
真话真言。
申府先生虽是“五四”的先进，但并不否定传统。他一生求索于旧学新知之间，中西贯通，天人合一，出入无碍。他指出：“‘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所思》，第94页)他曾向我谈起：“三十年代初我曾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纪念孔诞》，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申府先生晚年的遗憾，是没有将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整理成一部有系统的专门讲学的著作。
1986年6月20日，申府先生老成凋谢，享寿九十有三，最后历史头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他晚年成为“出土文物”之时，已是垂垂老矣的耄耋老翁。“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李后主的这首《浪淘沙》，是老人晚年经常吟诵的。他曾对舒衡哲说：“说真话的日子不多了。”但对于迟到的“参政议政”，似乎也建言不多，更不在乎什么“历史地位”之类的事，一副“镇之以无名之朴”的气度。
我不禁又想起老人早年说过的话：“有的人重视过去。有的人重视现在。有的人重视将来。我所重视的在现在未来之间。”(《所思》，第62页)。
这是一片什么样的时空呢？(原文约8000字，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