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半个多月，邓小平离开崇义，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七军情况。
对这件事，邓小平自己在1968年写的《我的自述》中写道： “……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说，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个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上海了，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邓小平离开崇义去上海的时间，是1931年3月10日。
这天一大早，他与许卓一起，先到杰坝，看望安置在那里休养的100余名红七军伤病员，并且与赣南特委的同志商讨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特委的同志建议红七军到信丰去，因为信丰县与南康县边界地区是老苏区，建立红色政权已经两年了，又是赣特委机关所在地。红七军到那儿去，可使那儿的红色政权得到巩固，特委也可更好地领导整个赣南斗争。邓小平与许卓接受了特委的建议，决定邓小平赴上海后，部队立即转移到信丰去。
在杰坝，邓小平和许卓还提出，请赣南特委派一名交通员护送邓小平去上海。特委当即物色了人选，随他们一道先回崇义县城，再准备出发。
当日黄昏，就在他们快要接近县城时，突然传来急骤的枪声。经了解，得知国民党军队正在进攻崇义县城，归路被截断。邓小平断定：部队肯定已经转移。他想，既然前委已决定自己去上海汇报，特委交通员又在身边，就没有必要再追赶部队了。他征求许卓意见，许卓赞同他的想法。于是，邓小平便与许卓分手，乘夜改道前往上海。
邓小平离开崇义赴上海的情形，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在父亲告别许卓时，听见远处有枪声，他再度叮嘱，必要时，部队可向井冈山靠拢。
“此后，父亲化装成一个买山货的商人，由行委派一个交通员带着，步行几天经粤赣交界处的大庾，到了广东的南雄。
“南雄当时是我党的一个主要的交通站，由一对姓李的夫妇主持。父亲在交通站上住了一夜之后，即由他们派另一位广东的交通，带领步行到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在广州的一个旅馆住了半天后，又由交通代买了到香港和由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当晚由广州到香港，并很快再由香港坐船到了上海。一路平安。”
邓小平到上海后，很快与党中央接上了头。4月29日，他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七军工作的书面报告。他是原广西左右江根据地和红七军的主要领导人，以为中央会很快听取他关于红七军情况的汇报，会给红七军以后的工作作出明确的指示。可是，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竟相当冷漠地将他置于一旁。没有听他一次汇报，甚至没有见他一面！
这是为什么？原因是王明“左”倾中央早已听取了有违红七军历史事实的一面之词。原来，在邓小平之前，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另一位原在红七军工作名叫阎衡的人，早已向中央作了汇报。他们在汇报中夹杂着许多“左”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红七军千里转战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不是李立三“左”倾盲动的过错，而是红七军前委对中央“左”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得不力。而这些责任，当然应由主持红七军工作的同志负责。王明“左”倾领导者们本身“左”得出奇，加上有了“先入为主”，作为对立三“左”倾错误作了抵制的邓小平，当然只能得到冷遇了。
岂止是“冷遇”，事情远没有完结。在王明“左”倾领导者看来，邓小平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这件事本身，就是难以容忍的“错误”。他们怀疑邓小平是不是擅离职守？邓小平后来在《我的自述》中写道：
“关于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
事实胜于雄辩。邓小平离开崇义向中央报告工作，明明是经红七军前委集体讨论决定的，而且从当时的实际看，他此行也完全必要。这有什么可非议的？好在了解实际的许卓坚持实事求是，如实作了证，要不博古等人定会揪住不放的。
令人愤慨的是，事过35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为了打倒邓小平，竟又重翻老账，硬诬邓小平当时是“逃跑”回上海。
邓小平受组织派遣执行任务，为的是让党中央能更好地了解红七军情况，使红七军今后有更明确的斗争方向。况且，邓小平离开崇义时，还对红七军的行动作了周密布置呢。这怎么是“逃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当时进攻崇义红七军的共有两路敌人。一路是驻守赣州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师一个团和第十二师三十四旅一个营，由三十四旅旅长马昆率领，从赣州出发经南康和长龙、杨眉寺进攻崇义县城，另一路为南康、上犹、崇义三县国民党警察队和商团纠集在一起，从上犹的中稍、磨刀坑进攻崇义，企图合围红七军五十五团。敌军兵力比红七军五十五团多数倍。
红七军初来乍到，尚未建立灵通的情报侦察网络，对敌军进攻察觉过迟，直到黄昏时分待敌离县城很近了，才发现已三面受敌。幸亏李明瑞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他指挥五十五团一部离县城5华里处与敌接火，稍后，红军大部撤进县城。
当晚，细雨绵绵，浓雾迷漫，一片漆黑。李明瑞指挥部队，以少断后，大部撤至县城北门新村。
第二天清晨，敌人包围了县城。李明瑞瞅准战机，指挥部队先向东打一阵枪，接着又朝西边猛烈射击，扔几颗手榴弹。随后，带领部队在两个连掩护下，乘浓雾神速撤出县城，朝过埠、金坑方向转移。军政治部主任许卓也赶上了部队。
愚蠢的敌人从西路杀进县城。蒙蒙大雾中，西路敌军都误以为对方是红军，猛烈对射起来，直到大雾散尽，方知中计。此时红七军早已不知去向。而街头却躺满国民党军的尸体。按照邓小平临走前的叮嘱，红七军五十五团撤出崇义城后，带上留在杰坝的伤病员，经上犹的营前，到达遂川县的大汾，准备向井冈山靠拢。
在遂川县大汾，李明瑞、许卓得知湘赣边界的永新县是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心，立即带着部队朝永新奔去，终于在4月上旬与分别三个多月的红七军五十八团重新会合。
原来，三个月前，当邓小平、李明瑞等率红七军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渡过乐昌河后，被阻在河对岸的五十八团大部，由军长张云逸带领，先在粤北大山中隐蔽数日，然后在地下党的引导下，辗转湘南，又到了井冈山下的酃县，打败当地民团，与前来接应的湘赣红军独立师第三团会合。随后，经茶陵县到达永新，与在永新活动的中央苏区红军第二十军会师，并很快得知五十五团的消息。
红七军两个团又会合在一起了！
4月中旬，奉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指示，红七军与红二十军、湘赣红军独立师一起，组成红军河西指挥部。三支红军部队并肩驰骋于湘赣苏区，配合河东的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
同年7月，红七军与红二十军一起，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东渡赣江，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一方面军主力汇合。从此，他们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保卫、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