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长途火车，现在是好多了。吃喝、睡、排泄基本上都无太大的窘状。这次2月3日返回上海，上车居然还能补到卧铺，尽管距已酉年还有五天，本属春运高峰。据说香港或广州进京列车有单间卧铺，带大卫生间，可洗热水澡。 卅年前的长途车弄一张对号座票尚且大费周折，上了火车往往一路严重超员。最要命的是超载后把车厢底的弹簧都会压得变形无法伸屈。不修理影响安全，一修理又影响了准点，恶性循环。超员后往往三人座要挤坐四人，两人座挤坐三人。然后立或蹲在过道上，车厢连接处，实在不行就挤入洗手池边甚至厕所。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大部分的硬座车厢只有一个蹲位的厕所，定员座为118人，如厕之紧张可想而知，如遇厕所被人占为“座”位，要“方便”就得“依次换位”，一进一出。如从整个车厢乘客的位置分布来看，就是若干个人的换位运动，远比排球场上六个运动员的换位轮转来的复杂了！女乘客就更是难了！我在贵州时有一个熟人徐元生君。南京农大67届毕业生，夫人何惠莲也是他的同学。去贵州后开始，两人均在农中教书。后来不教了，两人自愿到供销社的一个公社就业点去卖布。他是常州农村人，其母中年守寡，舍不得独子来贵州随他过。有一年春节一家五口（当时他有一子一女）回常州过年。据他说在安顺上火车都是从窗口爬上火车（车门因超员打不开），一个托一个。厕所也挤了好几个人。老太太一路上不吃不喝以求不如厕，数十小时。下火车时面色如同死人，吓得他再也不敢带她去贵州了。好得文革临近结束前，南农大原来的当权派早就“解放”了。因与之交厚，把他们调回江苏。好得贵州不缺卖布的营业员，比之教师要更易放行，所以除了“解放”了的高干子女外他算是较早离开贵州的。离开贵州前又添了一个儿子。尽管他的老母已在常州，他们一家仍是五口同行。现在想必早已子孙满堂了！ 当然像徐老太太这样的在火车上不吃不喝是较为个别的例子，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吃饿得慌”，我一直没有捉摸出这句话的前六个字的来历及缘由，钢是铁炼就的而且硬度大于铁，怎么用来比喻人与饭的关系？但后面七个字确是事实，或者可以说是“真理”。所以火车上向来都有伙食供应，尽管时好时差。我记事起火车上最奇的是卖过一种饭上加一勺“果酱（？？？）”的“份饭”。这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先由餐车服务员出来售牌，只售给持有长途客票的乘客，售过之后在车票上做一个记号。上世纪80年代后，开会发“纪念品”在代表证上做一个记号与之一脉相承。短途乘客是无法享受此项“优待”的，哪怕正值开饭的时候。需知火车上吃饭是不要粮票的，而且是细粮，非亲历的人无法知道几两粮票当时的分量的。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火车上的盒饭是一口价0.30元一份。除了上述的果酱客饭外，一般都是半盒饭（常用的铝盒），加上两种菜肴，有时有点肉丝或鸡蛋的算是荤菜，白菜或卷心菜算是素菜。三角人民币现在或许只能买到或买不到半个茶叶蛋，而在当时却是平常人一天的伙食钱了！ 1962年我考入上海二医时，每月的伙食标准是十二元，到1964年下半年由“中央下文件”提高大学生的伙食标准为每月十五元。当然家长出钱，少数有助学金的也是自己付钱的。助学金是否同时有提高，因当时事不关己没有打听，但按当时考虑“政策”之周全细致，想必会有相应的提高。“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物资供应相对宽松，火车上的盒饭供应相对有了质的提高，也不用预先售票发筹，用小推车（现在有时还沿用）推来卖，收现钱，也不用查看车票。食具仍是被摔得凹凸不平的铝饭盒及竹筷。用完回收，洗、蒸后反复使用（一次性盒筷是以后的事了）。仍是0.30元一份，但质有好转抑或也有一个荷包蛋出现在饭盒中。有的地方考究，也搞些特色，如哈尔滨车段的餐车盒饭中有些俄式红肠，江苏车段的餐车盒饭有些苏式豆干等“各色产品”，可算真正的想得周到。我的两个女儿幼小时都随我长途奔波，吃过这种伙食，当然如遇有这种盒中精华总要让她们先尝。人的护犊之心往往源动物（？？？），而“严格要求”虽是圣人之训，凡夫俗妇往往不能。 现在物质（充？？？）餐车当然也商业化了。盒饭的品种也多，用的也是一次性塑料盒及筷子，除了环保及物资消费外，我总怀疑这种餐具的含菌量是否真比以前反复蒸洗（当然要到位）的餐具更少。另外挂羊头卖狗肉（当然现在狗肉比羊肉贵，或许应？？？写成挂狗头卖羊肉了）的行为时有发生。上载秋冬，去福建审稿，途中有些饥饿，患有糖尿病多年，饮食受限。就点了一品“特色鱼丸”。吃到口中其滋味及口感？？？之差，含淀粉之多，均出意外。如提对本世纪40年代福建厨子的手艺，五六十年代上海静安寺斜对面“立丰”提供的福建式鱼丸有深刻的美好印象。福建鱼丸的招牌岂非要被毁。自认为不是九斤老太，只望这次经历只是碰到了汤锅里的一粒石子――如写作老鼠实在是太恶心？？了 200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