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中的小人物(5) 最倒霉的人--时念堂

作者：百锶

<最倒霉的人--时念堂 >

1971年9月12日，对时任空军专机师（三十四师）师长的时念堂来说，这是他一生中的分水岭，他从事业辉煌的顶峰一下跌到了谷底。时念堂那一年才46岁。如果不受“九·一三事件”的牵连，时念堂会成为中国空军中最闪耀的将星之一，因为除了空军高层领导，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对他都很熟悉。而且时念堂超群的业务能力，工作作风上的一丝不苟，以及平易近人的性格，都为人称道，否则他也当不上空军专机师师长。

说时念堂是最倒霉的人，在于看似偶然的因素使他牵涉到“九·一三事件”之中。

首先，时念堂本来有机会躲过这一“劫”的。1971年8月中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交代时念堂， 执行中央歌舞团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剧组出访欧洲六国的专机任务。9月6日，时念堂奉命率包括民航飞机在内的三架伊尔-18型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经新疆和田飞向阿尔巴尼亚。 如果时念堂一直跟着剧组，也就躲过了“9.13”的那一夜。但按计划，把剧组送到阿尔巴尼亚后，机组返回，等剧组访问最后一国时，机组再去把他们接回来。9月9日的晚上，时念堂从阿尔巴尼亚跟着飞机返航北京了。时念堂如果不回来，什么事情也没有。

以下的因素更偶然。9月9日的晚上时念堂回京，因为连续长途飞行，特别疲劳，9月10日机组休息一天，9月11日总结，全体机组成员进行了出国飞行讲评。9月12日，偏巧是个星期天，机组人员继续正常休息，时念堂也是一样。时念堂在去阿尔巴尼亚前，按党委分工在沙河机场蹲点，因此他没有必要到去师里上班。9月12日上午，时念堂要车进城看望母亲，中午回到自己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家。他准备晚饭后回到自己蹲点的沙河机场，车都已经要好了。正要走，空军总院来了两位科主任。因为时念堂有胃病，卫生队长就接来总院的专家给他会诊。时念堂与这两位专家也很熟，就多聊了几句，送走两位总院的专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时念堂告诉司机，今晚就算了，明天一早再去沙河机场。没想到就是这一夜，发生了“9.13事件”。如果去了沙河机场，“9.13”那一夜，时念堂许多事情也就不会参予其中，以后接受“审查”，容易说清楚。

9月12日晚上11点30分左右，时念堂已经睡下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来电话，说总理在查询256号三叉戟怎么到山海关了？时念堂离开专机师工作有一段时间了，他如实向吴法宪报告说，不知道这件事。吴法宪急了，说道：“你们机场的专机，你怎么不知道？飞机都飞走了。”最要命的是，时念堂接受党委分工到沙河机场蹲点前，是分工主管专机的，如此重要的专机活动，吴法宪不相信他不知道。

11点40分左右，吴法宪第二次来电话，又问：“三叉戟究竟是怎么飞到山海关的？”这一回是质问的口气，相当严肃。时念堂还是如实说不知道，但他感到问题有些严重，补充了一句，可能是兼专机师党委书记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派的飞机。吴法宪没好气的说：“那好吧，我找他。”其实要查问也不困难，问调度室就知道了，师里所有的飞行任务包括首长专机，训练飞行，作训科都有人经手办理，并有登记，一整套严密的程序，很容易查，再保密也要有人经办，有领导批准。强烈的责任心使时念堂当即打电话问师机关几名经管航行的人员，结果都说不知道。虽然时念堂没接师里的工作，但他毕竟是师长，他让总机要到潘景寅家。潘景寅家属平静地说，老潘飞行去了。这时时念堂才明白原来是潘景寅驾驶走的三叉戟飞机。十几分钟后，候机室来电话说，吴司令到候机室了，叫你马上过来，时念堂摸黑骑车到了机场候机室。

9月13日0点32分，256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这一刻，时念堂后半辈子的倒霉再也躲不掉了。此时，吴法宪大骂起来，妈的，说不能起飞，怎么起飞了？一连说了好几遍。在场的人都摸不到底细，谁也不敢说话。时念堂直到这时还不知道飞机上坐的是谁，更没有想到飞机会跑出国境线。吴法宪叫他打电话呼叫，时念堂走进指挥所，通知有关人员打开所有的通信设备，同时叫标图员开始标图。他以为256号三叉戟要飞回北京，又命令外场保障人员迅速打开跑道灯及一切夜间降落设备，导航台也打开。这时，专机师整个行动起来了。机场灯火辉煌，塔台灯打开了，机场跑道灯也打开了。半个小时后，外场指挥车和各岗位都按照保证重要专机任务的规格各就各位。北京距离山海关300公里，再有十来分钟，三叉戟就该到了。不过，时念堂还不知道256号三叉戟变成252号了。时念堂亲自呼叫256号三叉戟，但对方一点反应也没有。几分钟后，北京军区空军的跟踪雷达报告256号三叉戟飞行方向280度。时念堂放松了，这正是山海关飞往北京的方向。飞机到了唐山北边迁安县上空，飞机突然转向340多度，向张家口方向飞去。时念堂傻眼了！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9月13日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又起飞了一架3685号直升机。这架直升机起飞10分钟后，沙河机场才报告，时念堂马上采取措施，但已经来不及了。在此之前，周恩来已经代表党中央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偏偏又是时念堂让大值班室给作战科值班参谋蔡长松打电话，让蔡参谋通知沙河203团政委杨庆升，但还是有一架直升飞机起飞了。火冒三丈的吴法宪大骂起来，而这时由周恩来派到西郊机场的杨德中就在旁边，时念堂真有点说不清楚了。时念堂最倒霉的就在这件事情上。直升机团政委杨庆升凌晨2点40分左右接到禁空令，他没有马上传达。他想反正现在团里也没有飞行了，和平时期，搞那么紧张干嘛？明天早上再传达也误不了事。真没想到这么一耽搁，调度员由于没接到禁空令，直接放跑了3685号直升飞机。可以说，杨庆升把时念堂害惨了。以后，认定杨庆升是和平麻痹思想，不是阴谋。杨庆升没进“学习班”，更没被关起来，转业到地方完事。时念堂可就大不一样了，直到最后给他“落实政策”，这件事情仍然算做他的“错误”。

1971年10月初，时念堂被隔离。10月28日，时念堂被送到空军东郊民巷招待所，进了空军的“学习班”，集中交代问题，实际上是被软禁了。两个月后，时念堂被集中到北京军区招待所86楼。1972年国庆节后，10月16日，时念堂被转到亚洲疗养院，由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这期间，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同时念堂谈过一次话，以后很久没人再找他，绝大多数的时间是一个人在屋里呆着。1978年8月12日， 公安部来了一个处长，宣布中央专案组结论：“时念堂罪行严重，属于敌我矛盾，定性现行反革命，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交公安部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但没有说劳改多长时间。时念堂被押送到山西原平崞阳附近一个劳改农场劳动。1982年7月26日，公安部根据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决定， 解除对时念堂的劳动改造，由原单位复查处理。这时，离“9.13事件”已经接近十一个年头了。

经过十多年的审查，没发现时念堂与“9.13事件”有任何牵连。原来的“双开”和“现行反革命”最后也一风吹了。1985年10月，专机师政治部一位干事向时念堂宣布空军政治部党委对他的处分决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留党察看两年，撤消行政职务，保留原14级，按正团作退休处理。看病住房，工资按正团。”1985年这个重新做的结论主要依据是三件事，一是林立果在西郊机场建“黑据点”的问题；二是周宇驰在沙河机场学驾驶直升机的问题；三是“9.13”凌晨直升机在禁空令传达后起飞的问题。结论说：“9.13”凌晨，党中央向全国下了禁空令，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等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不准任何一架飞机起飞。时念堂13日凌晨2点30接到命令后，没有立即向该师所有部队、场站、 调度室等有关部门传达，也没有提出执行这一命令的具体措施。13日凌晨2点半左右，周宇驰等到沙河机场，3点左右，原203团团长刘景祥打电话向师里报告，有人去机场要飞直升机，时念堂接到电话，既不向刘传达党中央的禁空令，也未采取紧急有效措施，致使周宇驰等劫持直升机叛逃。时念堂认为这三个问题都不符合事实。第一、二个问题，是当时空军司令部直接安排的，作为军人，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三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及，直升机团政委杨庆升接到了禁空令，由于和平麻痹思想，他没传达，并不是时念堂没有及时传达。以后，专机师政治部派人向地方移交时念堂，到北京海淀区人事部门联系时念堂的退休安置，但海淀区政府认为这个处理不符合党的政策，拒绝接收。时念堂是1943年参军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最后对他的处理是极不公正的。

时念堂的“倒霉”也是一种警示：根深蒂固的“左祸”，彻底铲除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