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代的入党誓词这样写道“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从牺牲个人到革命成功后的玩世不恭是必然的，这和娄经磨难而后过起的糜烂生活是殊途同归的。就象很多革命者从来不拒绝女人和孩子，但他们可以随时抛弃女人和孩子，有的人是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有的人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如果说因为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性，尚有情可原。那么在建国之后的生活糜烂，则不得不让人感觉到这是一脉相承的。诸如很多已经定性为革命的背叛者的高岗等人的生活腐化早就传遍了每一个角落，那么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生活就不是腐化的嘛?
在《聂元梓回忆录》里，据聂称，当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经常到吴溉之家聊天打麻将。“安子文来打麻将，经常带个女的，叫邓觉先，她妹妹叫邓觉慧，也是常来常往”，邓觉先的丈夫即张仲瀚，聂知他远在新疆工作。
“交往多了以后，我发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很暧昧，而且在人前也不避讳。比如说，安子文身为中央组织部领导，人却经常在邓觉先家里，中央组织部派人找安子文，要是到吴溉之家里找不着，就到邓觉先家里找，一找准能找到。安子文要出差，都是从邓觉先那里走，他出差回来，也先到邓觉先那里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么时候回来，邓觉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点什么消息，就找邓觉先，问邓觉先，准能知道。有时候，邓觉先居然代替安子文处理工作，安子文分管党的组织工作，管干部，是党的要害部门，有时一些老同志找他谈工作，因为安子文不好找，就先找邓觉先，然后才能见到安子文。安子文的有关意见，有时也是通过邓觉先传达。这完全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呀！
“其它的人我不多说，吴溉之自己，爱人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一个人生活，孤单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学的孙子调到北京，调到身边来，但户口等问题不好解决，要安子文帮忙。他和安子文那么熟悉，三天两头就凑在一起，两个人的办公室也挨得近，可是吴溉之自己不对安子文讲，却先和邓觉先讲，邓觉先再和安子文说，才给他办了这件事情。 [《聂元梓回忆录》页９５－９６）。 ]
安子文越轨，萧劲光、吴溉之等都熟视无睹，这不会是一个特例，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那就是大家已经熟视无睹了。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在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所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提及这么一件事:
早在七十年代末，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即在一次谈话中对给陈伯达戴上无数帽子的作法表示了反感。一九七九年十月，他根据新了解到的事实，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果断地停止点陈的名字，而在原来习惯点陈的地方换上了康生的名字。
从此处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是多么的不实事求是，没有调查，没有验证，更没有考证，就把原来属于陈伯达的污水泼给了康生，就是因为康生至今仍定性为坏蛋，我们完全有理由置疑那些污水是不是陈伯达的，也可以充份的怀疑那些加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有多少是真实的。就这样，也许是哪个后来成为革命者的污点就这样被乾坤大挪移的被移到了某个反革命者的头上。事实正是如此，那个流传甚光的吴法宪诬蔑彭总杀红一军团的事情就是某政治部领导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