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考上了私立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可当时私立大学的学费相当昂贵，我的哥哥已经在一个私立大学就读，如果我再上私立大学，对我们这样公职人员的家庭来说，在经济上几乎是难以负担的。
恰巧，这时我的男朋友程应铨要北上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父亲决定让我和哥哥都随程北上求学。他听说清华设有先修班，因此写信给清华的同乡林徽因，请她帮助我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
林徽因是我们福建的才女。在我们家的客厅经常有些家乡人来拉家常，几乎每次都要提到林徽因，并谈到她嫁给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他们还说：梁思成、陈寅恪与翁文灏三人被誉为中国的三位国宝。
我终于到了北平，这个我向往已久的城市，并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故宫，然后又游览了三海、天坛和太庙。我从没见过这样伟大壮丽的建筑，当我站在太和殿前，多么希望自己能长久地留在那里，哪怕做一名清洁工我也愿意。当我走在天坛笔直的长长的神道上，远望圜丘时，感到自己也仿佛飘飘然地接近上天。而太庙却又是另一番情景，它那大片的古柏，那般肃穆，连轻轻咳嗽一声都怕惊动了祖先。天啊!我有生以来从没有领教过，一个人可以从建筑物上得到这么多的感受。在昆明，我爱它美丽的湖光山色；在上海，我只看到它的商业繁荣；然而北平，只有北平，这成群宏伟的古建筑，加上人们那彬彬有礼的北京话，使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祖国文化的伟大。使我长期在上海形成的、崇拜美国物质文明的心理受到谴责。北平啊!祖国的明珠，祖国的瑰宝，你给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我第一次进清华是从西校门进去的。从西校门到二校门，乘汽车不过三五分钟的路程，我却走了半个多小时。路沿着一条清冽的小溪延伸，在路的另一边是一片树林，路上不见一个行人。路旁的大树缓缓从我眼前掠过，多么幽静的清华园。我到清华时，朱自清先生刚刚逝世不久，那天上午刚开过他的追悼会，清华园笼罩着黯然的悲哀。朱自清先生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个爱国者，使清华园又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气氛。这就是1948年清华这个中国最高学府给我的印象。
我到清华后的第一件事自然应该去拜访林徽因先生。但我听到一个坏消息，她不久前刚刚做了肾切除手术，肺部结核也已到了晚期，医生告诉梁思成说她将不久于人世了。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悲哀的事。我反复地考虑着去不去拜见她。我不断听到人们对她超人才智的赞扬，及对他们夫妇渊博的学问的敬佩。我更害怕了，我这个没被清华录取的小青年，在她的面前将多么尴尬。我一直拖延着去拜见她的日期，直到她听到我已到清华的消息，召见我时，我才去见她。
在一个初秋的早上，阳光灿烂，微风和煦，我来到清华的教师住宅区新林院8号梁家的门口，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开门的刘妈把我引到一间古色古香的起居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着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着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我的注意力被书架上的一张老照片吸引住了，那是林徽因和她父亲的合影。看上去林先生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啊!我终于见到了这位美人。我不想用细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双眼皮，长睫毛，高鼻梁，含笑的嘴，瓜子脸……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她。不能，在我可怜的词汇中找不出可以形容她的字眼，她给人的是一种完整的美感：是她的神，而不全是貌，是她那双凝神的眼睛里深深蕴藏着的美。当我正在注视这张照片时，只听卧室的门“嗒”地一声开了。我回转身来，见到林先生略带咳嗽、微笑着走进来，她边和我握手边说：
“对不起，早上总是要咳这么一大阵子，等到喘息稍定才能见人，否则是见不得人的。”她后面一句话说得那么自然诙谐，使我紧张的心弦顿时松弛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这句话包含着她这一辈子所受的病痛的折磨与苦难。我定睛看着她。天哪!我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瘦的人了。这是和那张照片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她那双深深陷入眼窝中的眼睛，放射着奇异的光彩，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抓住。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羊绒衫，白衬衫的领子随意地扣在毛衣内，衬衫的袖口也是很随便地翻卷在毛衣外面。一条米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驼色的绒便鞋。我们都坐下后，她就开始问我报考大学的情况。这是我最怕的事，只得羞怯怯地告诉她，我自认为数学、化学、语文尚好对付，物理和地理不行，最头疼的是英语，我对它简直是一筹莫展。她笑了笑说：
“你和我们家的孩子相反，再冰、从诫（梁思成的女儿和儿子）他们都是怕数学，你为什么怕英语？”
“我怕文法，”我说，“我简直搞不清那些文法。”
“英语并不可怕，再冰中学时在同济附中，学的是德语，英语是在家里学的，我只用了一个暑假来教她。学英语就是要多背，不必去管什么文法。一个假期我只选了一本《木偶奇遇记》做她的课本，儿童读物语法简单，故事也吸引人，她读一段背一段。故事读完了，英文也基本学会了，文法也就自然理解了。”
结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2)
接着她又问起我的食宿情况。我告诉她，我已经在工字厅食堂入伙。系里的美术教师李宗津先生把他在工字厅的宿舍暂时借给我住，因为他城里另有住房。但是工字厅是男教工宿舍，所以很不方便。她很快就想到可以让我借住在吴柳生教授家，并说要亲自去和吴夫人商量。然后她又问我对北平有什么印象，当我正准备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汇来回答她时，她已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北京的历史。
“北京城几乎完全是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她看出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便又接着解释说：
“北京城从地图上看，是一个整齐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了城墙的西北角略退进一个小角外，全城布局基本是左右对称的。它自北而南，存在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过景山，穿神武门直达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后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全长八千米。这种全城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筑家和学者的无限赞叹，称之为世界奇观之一。
“‘左祖右社’是对皇宫而言，‘左祖’指皇宫的左边是祭祖的太庙。‘右社’指宫室右边的社稷坛(现在是中山公园)。‘旁三门’是指东、西、南、北城墙的四面各有三个城门。不过北京只是南面有三个城门，东、西、北面各有两个城门。日坛在城东，月坛在城西，南面是天坛，北面是地坛。‘九经九纬’，是城内南北向与东西向各有九条主要街道，而南北的主要街道同时能并列九辆车马即‘经涂九轨’。北京的街道原来是很宽的，清末以来被民房逐渐侵占越来越狭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当年马可·波罗到了北京，就跟乡巴佬进城一样吓蒙了，欧洲人哪里见过这么伟大气魄的城市。”我们都笑了，她接着说：
“‘面朝后市’也是对皇宫而言，皇宫前面是朝廷的行政机构，所以皇帝面对朝廷。‘市’是指商业区，封建社会轻视工商业，因此商业区放在皇宫的后面。现在的王府井大街是民国以后繁荣起来的。过去地安门大街和鼓楼大街是北京为贵族服务的最繁华的商业区。前门外的商业区原来是在北京城外，因为辽代与金代的首都在现在北京城的西南。元朝的大都建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元大都当然和金的旧都有联系，那时从旧都来做买卖的商人，必须绕到城北的商业区去，所以干脆就在城外集市。北京前门外有好几条斜街，就是人们在新旧两城之间走出来的道路，开始是路旁搭起的棚户，慢慢地发展成为固定的建筑和街道。过去一有战争城外的人就往城里跑，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卫才建了外城。……”她一口气说着，一个封建社会宏伟的北京城地图，在我眼前勾画了出来。接着我们又谈起颐和园，这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但是那时到颐和园没有公共汽车，我虽然有一辆自行车，却还不会骑，所以一直没有去。我听说颐和园的长廊特别有趣。林先生却摆手说：
“颐和园前山太俗气了，颐和园的精华在后山。沈从文现在正住在谐趣园，你可以去找他，请他做向导。”我们谈着谈着，实际上是她谈着我听着，不知怎么搞的竟过了两三个小时。我完全忘了她是个重病人，慌忙站起身告辞。她笑笑说：“我也累了，每天下午四点我们喝茶，朋友们常来坐坐，欢迎你也来。”我从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交往过，但不知怎么的，一段意想不到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我从梁家出来感到既兴奋又新鲜。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旧认为，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像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那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调皮、关心、机智和热情。真的，怎能包含那么多的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感受到的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她是那么吸引我，我几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那天我没有见到梁思成先生，听说他到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衔去了。
我初到清华时，建筑系开办才两年，全系师生加起来只有三十多人。学生都在一个大教室上设计课，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学生对教师不论老少都称“公”。那时的建筑系真是富有民主精神，而且朝气蓬勃，我也常常到系里去看李宗津作画。
有一天我正走在建筑系的楼道里，迎面来了一位中年人，他身材瘦小，有些驼背，穿一身考究的西服，戴着一副宽边大眼镜，更增加了他那学者的风度。他看来和蔼可亲，诙谐风趣。他向我伸出手，笑着点了点头，又扬起眉毛调皮地说：
“是林小姐?我猜对了吧?这位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虽然我搜不出一个字来回答，但立刻就断定这位亲切的长者是梁公。
汪季琦先生回忆他第一次和梁公见面时，梁公的头一句话就是：“我应该叫你一个好听的，叫你一声小叔叔。”因为汪有一个比他大三十多岁的哥哥是梁启超的好朋友。汪季琦回忆说：“梁公是个很有风趣的人，他几句话一说，立刻就能使对方消除生疏感，而与之亲切地交谈起来。”
不久林先生果真去拜访了吴柳生夫人，并和她谈好让我借住的事，我便搬到吴家去了。那年因为时局的动荡，清华校方为迁校的问题斗争得非常激烈，因此没有办先修班，我也就只好自己复习课程，还跑去听了几门名教授讲授的中外通史和梁公讲的中西方建筑史。
由于清华的先修班停办了，因此林徽因决定亲自辅导我的英语，并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我又高兴，又担心，因为有这么一位好老师来辅导我真是求之不得。同时我又看出她十分严厉，对不满意的事会直率地提出批评，而且毫不留情，我担心以后免不了会挨批评.
结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3)
每次上完课林先生都邀我一同喝茶，那时梁家的茶客有金岳霖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陈岱孙先生也常来。其他多是清华、北大的教授，还有建筑系的教师。金岳霖先生每天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他们常常在诵读的过程中夹着议论。
梁家每天四点半开始喝茶，林先生自然是茶会的中心，梁先生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林先生则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活泼。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她曾学朱畅中先生向学生自我介绍说：“我(é)知唱中(朱畅中)。”引起哄堂大笑。
有一次她向陈岱孙先生介绍我说：“这个姑娘老家福州，来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清她是福州姑娘，还是上海小姐。”接着她学昆明话说：“严来特使银南人！”（原来她是云南人!）逗得我们都笑了。
她是那么渊博，不论谈论什么都有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天林先生谈起苗族的服装艺术，从苗族的挑花图案，谈到建筑的装饰花纹。她又介绍我国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纹的产生、流传；指出中国的卷草花纹来源于印度，而印度的来源于亚历山大东征。她指着沙发上的那几块挑花土布说，这是她用高价向一位苗族姑娘买来的，那原来是要做在嫁衣上的一对袖头和裤脚。她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靠在沙发上的梁公说：“你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我不禁噗哧一笑。
接着梁公也和我们谈起他在川滇调查时的趣闻。他说在四川调查时，曾被作为上宾请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门上贴着一副绝妙的对联。上联是：“握手互行平等礼”，下联是“齐心同唱自由歌”。然后他又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横批是‘爱——的——精——诚’。”客人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着说：“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和建筑系的老师们往往在梁家听了满肚子的趣闻和各种精辟的见解与议论之后，在回家的归途上，对梁、林两位先生的博学与乐观精神万分感慨。我从没有听到过他们为病痛或生活上的烦恼而诉苦。
他们的老朋友费慰梅（Wilma Cannon Fairbank，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之妻。1909年出生于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美术系，曾任美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是研究东方古代艺术的专家）曾这样来形容林徽因：“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
但是林先生的病却一天天明显地加重了，我的英语课也只好断断续续地进行，直至完全停止。但我仍常常去看林先生，她只要略有好转仍是谈笑风生。
一天，我们又谈起北京的古建筑，她问我是否都游览过了。我说城里的古建筑算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些，城外的还都没有去。她又问我最喜欢哪一处。我说，很难说，因为每一处都给我留下了不同的感受。于是她热情地为我讲解分析每一处建筑的艺术特点，似乎完全不理会我是个一无所知的“建筑盲”。当她听我说到天坛、故宫给我的感受，及太庙那大片的古柏给我的印象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笑着问我：
“听过我和思成逛太庙的故事吗?”
我摇摇头。她说：
“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眉毛，调皮地一笑说：
“可是你还是嫁给了那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梁先生深情地望着她，握着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抚弄着。他们是多么恩爱的一对!林先生那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在兴奋中泛起一点红晕。我呆呆地看着他们，想起医生对林先生病情的诊断，心中不免一阵酸楚。
其实，他们的现实生活十分艰辛。解放前清华的教工宿舍还没有暖气，新林院的房子又高又大，冬天需要生三四个约有半人多高的大炉子才暖和。这些炉子很难伺候，煤质不好时更是易灭，对付这几个大炉子的添煤倒炉渣等活儿，简直需要一个强劳力才行。那时梁再冰和梁从诫都在城内就学，这个沉重的担子就落到了梁先生的肩上。室内温度的高低冷暖，直接关系到林徽因的健康，所以梁先生也不敢轻易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他常带着笑说：“这是粗活。”是的，他还有更重要的“细活”：每天定时为林先生注射各种药液，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的技术；为病人配餐；为使林先生能坐得舒服些，给她安放各种大大小小的靠垫和垫圈；为林先生朗读各种读物，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护士。除了这些事外他更重要的任务是领导建筑系的工作和他自己的教学与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