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股票上市 珍妮和我卖掉了沃德兰德山上的房子,搬进了我们在比佛利山庄新买的大屋。但我却很少有时间住在家里，因为麦当劳在1963年的成长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几乎没有时间来处理个人事物。我们在这一年里，刷新了以往任何一年的开店纪录，在全国各地共新开了一百一十家店，而1964年的业绩更好，我们在这一年总销售额达一亿两千九百六十万美元，并有了两百一十万美元的净利润。我不得不在洛杉矶和芝加哥之间频繁飞行，两个星期在洛杉矶，下面一个星期就在芝加哥的公司总部。 我现在必须在公司总部负责处理更多的事，一方面因为业务膨胀得太快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哈里﹒桑那本现在已脱离了日常业务的运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公司股票如何才能上市中去了。 哈里和迪克﹒博伊兰曾同一些大型公司，包括“联盟食品 - Consolidated Foods”、“假日酒店集团 - Holiday Inns”、“联合果业 - United Fruit”等探讨过收购兼并的可能性。当时，收购兼并风行一时，因为相对于自己独立寻求上市来说，跟一家已经上市的大企业兼并似乎有很多好处。所有的谈判都是浅尝辄止，无法深入进行，因为哈里和我都坚持，唯有在对方同意保留麦当劳作为独立存在的公司时才可以继续谈其他条件。 我们争取股票上市而不是简单地只为公司借债融资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需要从上市的股票中套些现金出来。我们已经把麦当劳这个巨大的赚钱机器发动起来了，而且它正在高速运转，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得到什么，因为我们为保证公司的快速扩张发展而把所有赚来的钱又都再投了进去。 因此，哈里整天同银行家、股票经济人以及律师等人在密室里开会，商谈有关事宜。我则忙于公司的组织架构重组，希望把高度集中、垂直管理的结构改得扁平化，从而更机动灵活一些。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有了637家餐厅，从芝加哥直接管辖所有的餐厅，显然是难以操纵和反应不灵敏的。我总是主张把权力尽可能下放到基层，并希望最接近餐厅的管理者可以不必等待总部的指令就能自己做出决定。 哈里跟我就这些方面的观点不尽相同。他喜欢极权式严谨的公司控制形式。我则希望根据工作性质来授权的管理方式。这样的话，虽然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但却是唯一的方法可以鼓励有能力的人在组织中得以成长，以免他们因才华被压抑不能施展而流失到其他地方去。对这一点，我自己以前在约翰﹒克拉克手下工作时深有体会。就公司管理来说，我坚信恰到好处的“无为而治”是非常重要的。据我所知，麦当劳是目前同等规模的企业当中最不讲究组织结构的公司，但我相信，在任何其他企业中，都找不到比我们更开心、更可靠、更努力工作的管理团队。 我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把全国划分成几个大区。我们希望成立五个大区，但首先组建的是下辖十四个州的西海岸大区，因为我们在该地区的成长速度快过其他地方，而且相对而言，该地区最不容易从芝加哥直接控制。我任命了史蒂夫﹒巴恩斯做我们的第一个大区经理。 史蒂夫于1961年加入麦当劳，此前为洛伯曼的公司工作，负责供应纸制品给我们。他1962年同另外一个同事肯﹒斯特朗合作研制冷冻法式炸薯条，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肯﹒斯特朗目前在加州负责我们的食品研究实验室的工作。 使用冷冻薯条这样的主意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这将确保我们把从爱达华州采购的高品质马铃薯作为稳定的货源而不必临时从其他地方进货，因为我们可以按计划一次性采购并加工足够数量的原料，甚至把整个当季的产量全定购下来，而不必担心保存期的问题。因为冷冻薯条可以装进四四方方的箱子里，这样一来比起原来的一百磅一麻袋的马铃薯更容易储存和搬运，运输成本也可以降下来。随之而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把“削皮”和“预炸”这两项既费时间又麻烦的操作从餐厅的例行工作中取消。 公司内部一些顽固不化的人认为，只有用新鲜的马铃薯才能炸出好的薯条。对他们来说，“削皮”、“洗去淀粉”和“预炸”这些程序就象宗教仪式一样具有神秘、甚至近乎庄严的色彩。逻辑上说，我才应该是最反对用冷冻薯条的人，因为我是如此强调薯条的品质，并坚持在我们的“汉堡大学”里把“炸薯条”作为一堂必修课。 然而，从营运的角度来说，坚持在餐厅里面把马铃薯“削皮”而不是用冷冻产品来替代，就好比坚持要自己在餐厅里杀牛、然后再自己把牛肉绞成肉馅来制作牛肉饼一样荒谬。虽然给马铃薯“削皮”不象宰牛一样复杂，但也确实带给我们不少麻烦。至少有一家餐厅在这方面失败了，另外几家也曾面临严重困难。在一些边远地区，生活污水是通过化粪池来处理的。有些地区因为土壤条件不同，污水处理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在我们餐厅里是用砂轮机打磨的方式来给马铃薯去皮的，打下来的细小碎屑就沿着排污管道被冲进化粪池。如果化粪池不能正常工作，哇，富含淀粉和酵母成分的土豆皮腐烂后发出的怪味实在是太臭了，比世界上任何马厩发出的臭味还要臭！没有一个客人愿意走进被废物的臭气笼罩着的餐厅。 当然，高品质的炸薯条是麦当劳赖以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也一定不想因为冷冻薯条的品质不符合标准而使我们的生意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决定，所有的冷冻产品都要经过全面、严格的检测，在可以满足我们对该产品品质的所有要求以后，才可以在整个系统中推广应用。 在那同一时间，我们还测试了另外一种产品，事后的结果证明这种产品对我们的生意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麦香鱼汉堡（亦被称为鱼柳汉堡 – 译者注），它是我们西西那提的持牌人路易斯﹒格罗恩在绝望中发明的产品。在麦当劳的早期，我和哈里想尽办法到处找人加盟，就差没有用捕捉蝴蝶的网子去大街小巷乱抓了。那时，路易斯跟我们讨价还价，争取到了在西西那提市独家经营的权利。他在那里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大男孩 - Big Boy”连锁店，这一品牌当时主宰着当地市场。路易斯想方设法跟对手竞争，但在每个星期五那天的生意无论如何也争不过人家。西西那提的很多居民信奉天主教，而教会规定每周五是“禁肉日”，在这一天几乎所有麦当劳的客人都会走去“大男孩”餐厅就餐，因为那里有用鱼做的汉堡卖。 当路易斯第一次跟我提出他关于鱼的想法时，我的反应是，“见鬼去吧！绝对不行。就是教皇亲自来西西那提我也不在乎。他可以象其他人一样吃汉堡包儿嘛！我们可不想让餐厅里弥漫着你那可恶的、不新鲜的鱼发出的腥味！” 但路易斯又去做佛雷德﹒特纳和耐克﹒卡洛斯的工作。他告诉他们说，要么容许他卖鱼类产品，要么他就把餐厅卖回给公司。于是，他们一起做了大量的研制工作，最终通过一次产品的演示说服了我。 阿尔﹒伯纳迪恩，我们当时的食品技术员跟路易斯一起尝试用哪一种鱼来做汉堡包儿最合适，他们比较了大比目鱼和鳕鱼，最后决定用鳕鱼。我并不在乎用什么鱼，但是考虑到“鳕鱼”这名字会让人们联想起小时候吃的鱼肝油的味道。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用“北大西洋白鱼- North Atlantic whitefish”来代替“鳕鱼”这名字销售这一产品也是完全合法的，我更喜欢这个新名称。开发这种新的汉堡包儿还要考虑所有的细节，例如：鱼柳要炸多长时间，用什么样的面粉来裹鱼柳，鱼柳的厚度是多少，以及用什么样的酱做配料等等。 有一天，我来到楼下的实验厨房，阿尔告诉我说，路易斯餐厅里的一个年青员工吃这种鱼柳汉堡时，在里面加一片奶酪。“那当然”，我大声叫起来，“加一片奶酪，这正是做汉堡包儿所需要的。不，应该用半片。”于是，我们试了一下，味道好极了。这就是麦香鱼汉堡里的半片奶酪的来历。 开始时只是部分地区每个星期五有麦香鱼汉堡出售，随后我们接到很多客人打来的电话询问哪里可以买到这种产品，于是从1965年开始，在我们所有的餐厅里每天都可以买到麦香鱼汉堡了。我们的广告称它是“会钓人的鱼 – Fish that catches people”。 巧合的是佛雷德﹒特纳和迪克﹒博伊兰都信奉天主教，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家伙等着看，我们为了这个麦香鱼花了这么大力气，又研制了所有的设备，到时候教皇把规则一改，看你们怎么办。”几年以后，我的话真的应验了，那可恶的老东西！但结果不过是让我们看着麦香鱼那令人满意的销售记录，心里觉得更舒服。 我的味蕾比较发达，就象决定给麦香鱼汉堡加奶酪一样，我通常情况下可以预测什么样的食品组合能够受到公众的喜爱。但也有过一次失误，那次是推出“乎拉汉堡”，我曾经预测它比麦香鱼汉堡还要受欢迎。“乎拉汉堡”是用两片奶酪和一块煎菠萝夹在面包里做成的，味道非常之好！我至今仍然在家里经常把它用来当午餐，但在我们的餐厅里销售的情况却不好。有一个客人说：“我喜欢‘乎拉’，但汉堡又在哪儿呢？”我们总是难以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1964年对麦当劳来说是非常好的一年，但对我来说却因为阿尔特﹒特里戈的死于癌症而心中蒙上一层阴影。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总是可以一起分享欢乐并在我需要时提供帮助。有一次我星期天想去办公室，不小心被车门夹了手，一个手指头不能动了。当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阿尔特，是他带我去的医院。 脑海里的镜头画面： 阿尔特.特里戈跟我一起坐在那间乡村俱乐部里我喜欢的餐桌旁边。我刚刚跟他提出要他来为我工作时，他面带惊恐的表情看着我说：“有些事你不知道，克洛克先生”。接着，他告诉我说他曾经犯过罪。早在禁酒的年代，他曾经因给芝加哥的黑帮驾驶运送啤酒的卡车而两次被逮捕，第二次甚至在监狱里服刑。我拍了一下大腿说：“那有什么关系！你已经为此付出代价啦，还记着它干什么？”他开心地笑了，问我：“好啊，我什么时候开始？” 我欣赏阿尔特的诚实，我喜欢人们平等地待我并跟我讲心里话。我也总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虽然多次因此而惹麻烦，但我却从未因为受良心的谴责而晚上睡不着觉。这也是我为什么不能从政的原因。人们经常建议我去竞选总统，他们认为我可以用同样的诚实、正直和行之有效的生意经，象经营麦当劳一样来管理这个国家，但我知道那是行不通的。并不是说我认为政客都是不诚实的，但他们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有时必须做出妥协，而我就做不到。 阿尔特的去世在另一方面也给我造成了不便。我不禁回想起那无数个夜晚，我们两个单身汉在一起吃饭，我就象个失恋的学生似的向他倾诉着跟琼妮有关的事。我对珍妮很满意，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人，但只有琼妮才真正是我所爱、所知的人，永远都是。 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来谈论死亡或者那些无法挽回的事。公司的生意额直线上升，不断刷新纪录。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开业的第十个年头了，但对我们来说就好象是刚刚开始一样，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我们即将公开上市，在这一意义上说，我们确实是刚刚开始。整个上市工作的谈判漫长而复杂，最后的十天是我们公司开业以来所经历过的争论最激烈、也是最难熬的时光。哈里和迪克选定了Paine、Webber和Jackson & Curtis几家券商来作我们的股票保荐发行人，他们就细节问题不断争吵，返返复复谈了几个月。其中一件事就是，这些保荐发行人坚持要求，我们必须聘请八大会计师事物所之一来做我们公司的帐目。而我们近十年以来，一直是爱尔﹒托堤的公司负责处理我们的会计帐目的，哈里跟我都想让他们继续做下去，但我们无法说服那些保荐发行人。最后，哈里不得不让步了，他选择了Arthur Young & Company会计师事务所，而我们让爱尔﹒托堤的公司继续负责我、哈里和琼的个人帐目处理。负责我们公开上市的法律事务的律师是来自Chapman & Culter 律师事务所的戴易﹒瓦茨和皮特﹒科拉得尔茨，当然，他们跟哈里的工作关系非常密切，这种关系在后来我与他们的交往中曾令我感到不很舒服。 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曾经使用的所谓“开发期记帐法”在我们的会计师看来是不规范的，所以我们的所有帐目都要重新做过，以显示不用“开发期记帐法”做帐的收入情况。我们只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来重做以往的所有记录并按新的方法更新所有帐目。盖里﹒纽曼带着他手下的员工没日没夜地连续干了十天，报告终于在截止时间的前四个小时赶了出来，并用我们公司的飞机送往华盛敦中心区，刚好在他们下班前赶到。 我们跟那些保荐发行人之间的最大分歧还在于我们的股票发行价的定位。我们当时已经把所有的股权拆细为每份相当于一千股，保荐发行人认为我们的市盈率应该在十七倍。我不同意这样定价，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赢利水平远不止这么多，而且如果定价低了，我比任何人损失都大。哈里同意我的观点，他也认为应该定为二十倍的市盈率，并因此从芝加哥飞纽约往返了许多次，去试图说服那边的人同意我们的观点。谈判陷入了僵局。当我们面临最后的选择 –让步还是放弃时，我来到哈里的办公室，告诉在那里办公的所有有关人士说，我们不可能同意低于二十倍的市盈率。当时的气氛非常凝重，而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即使前功尽弃，我也不会把麦当劳贱卖了，一点可能都没有！ 我们最后的公开上市价格是每股二十二点五美元，股价在上市当天交易未结束时就冲到了三十美元。发行受到了超额认购，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上市未满一个月，股价就爬升到了五十美元一股的高位，哈里、琼和我变成了难以想象的富翁。 哈里同我一样对这一结果相当满意，但他并不满足于我们的股票只限于柜台交易，他希望看到麦当劳的股票可以象其他蓝筹股一样被放到“主板”上。但纽约股票交易所有些非常严格的要求：作为在该板上市的公司，你必须在一定的地域有一定数量的持股人，并且持股大户（一百股或更多为一手，持有一定手数以上者为大户）的数量要达到规定的人数。我却根本不在乎这些。但我同意哈里的基本观点，即纽约是传统的股票交易市场，麦当劳的股票应该在此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那些哈里与之打交道的股票经济人很多都是传统的势力眼，他们不能相信我们这样的经营一十五分钱汉堡包儿生意的公司，股票可以象其他大公司一样成为大蓝筹。如果他们真的这么认为，随他去好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被投资者接受了，我们应该庆祝。上市当天，哈里、哈里的太太阿乐伊丝、琼﹒玛丁诺、还有阿尔﹒高林一起站在纽约股票市场里吃汉堡包儿，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他们的照片，原因不仅是汉堡包儿，而是因为阿乐伊丝和琼是当时非常少有的、被允许出现在纽约股票市场的女性。 1966年7月，我们又以两亿美元的销售额再次破了自己的纪录，所有餐厅的黄金双拱门招牌上都挂上了大幅的“记分牌”，上面写着“已售出超过二十亿个汉堡包儿”。库伯和高林向媒体发了一条快讯，给公众解释这一天文数字的意义。他们充满激情地说：“如果把这二十亿个汉堡包儿一个个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五点四圈！”太有趣了，甚至哈里也兴高采烈地参与到了推广活动中。他发起了一次成功的广告战役，我为此感到自豪。他争取到了让麦当劳乐队参与纽约的感恩节大游行这样的机会，并为此批准成立了麦当劳全美高中乐团，由各州及哥仑比亚地区的前两名最佳乐手组成。他还专门从德克萨斯州的一所大学租来全世界最大的鼓，用平板卡车拉到纽约，在游行中大出风头。更令游行的组织者大肆渲染的是，哈里和阿尔﹒高林还给这面大鼓换了一个新的鼓皮，上面写着“麦当劳全美高中乐团”，而且我们的形象公仔“麦当劳叔叔”也在这次游行中第一次露面并上了全国的电视节目，广告战役大获成功。跟着，哈里又一次重拳出击，出人意料地赞助主办了首届全国电视节目超级大奖赛。 这是一连串颇为令人陶醉的节目，但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吹大擂的背后还是要以坚实的经营为基础。1966年4月，我们的股票第一次实行拆分，一股变两股；5月份，我在麦当劳作为公众公司的首届股东年会上讲话时说，我们缔造了一个新的美国商业王国，而我们成功的基础是一贯坚持做生意的道德准则。 生意的不断连续扩张产生了一个我们之前没有预见到的结果，那就是我们的红白相间的砖瓦建筑的餐厅已经过时了，而我们的客人似乎也不满足于仅仅是坐在汽车里就餐，于是我们决定尝试建造更大的、里面带座位的餐厅。正如吉姆﹒辛得勒所说：“显然，现有的设备已不足以应付我们即将实现的生意额”。 1966年7月，我们在阿拉巴马州的汉特斯威里开了第一家里面有座位的餐厅，当然跟我们现在的餐厅相比，它还非常原始 - 窄小的售卖柜台、没有靠背的凳子和不多的几张桌子，但我们毕竟向前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 当鲍伯﹒惠特尼辞职后，我就让路易奇﹒索尔万内斯奇接替其职务，负责加州的房地产业务。这一决定曾令芝加哥办公室的许多人摇头或皱眉，那是因为他们不象我一样了解路易奇。当我1961年进军加利佛尼亚时，他就担任了第一家公司经营的麦当劳餐厅经理，并象个老兵一样对所有经营管理战术了如指掌，总是跟着我对我们的餐厅建筑加以改进。他提议说：“克洛克先生，加州目前在全国房地产和社区建设方面独领风骚，是领导新潮流的地区，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些新开发的小区里再去建那些过时的、尖顶式样的餐厅呢？” 虽然他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大讲什么美学、什么米开朗基罗等等时，我总是气得发疯，几乎想把他从窗户里扔出去，但我内心里也同意他是对的。现在已经是时候对我们的餐厅外观做一次大的改变了，但我还是在等待时机成熟，因为我知道这将意味着引发我同哈里之间的重大冲突。我可以嗅出越来越浓的火药味，而我必须在冲突爆发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