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封 小语： 今年你生日的那一天，我恰好完成了一篇散文。题目是《没有遗嘱的遗嘱》，内容是纪念你的祖父、祖母，蕴涵于中的思想也有我要向你说的话。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里是很难过的。因为作为儿子，我有愧；我未能在他们多病的晚年常陪左右；而我深知那时的他们，是多么想念我啊。他们是非常矜持的老人，绝不会絮絮叨叨地叹息和诉苦；绝不愿子女为他们担忧。但他们一定在想，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多么需要向子女倾吐和嘱咐；他们在等待能有这么一天，他们的耐心是足够的。 那一天竟没有等到。虽然有时我回去了，却如旋风，匆匆回去，匆匆离开，还没有坐定，就忙着准备走的事了。再加上难得见面，他们更愿意谈一些轻松、高兴的事，关于身后的事，可能是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一而再，再而三，终于没有了说一说的机会。他们都没有正正规规的遗嘱，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 我在以前的信中说过，你的祖父、祖母临终走得快速而平静，没有留下遗嘱的时间。但如今想来他们并非没有遗嘱，只是他们的遗嘱比较特别。而这是更深刻的遗嘱。 我在给你的谈爱国主义的那封信中，提到你祖父在1957年被迫害，成了右派的事。回想起来，他的后半生很压抑，很痛苦。 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直接告诉过我，他打成右派的事。从读大学到走上工作岗位，我都不在故乡上海。那时长途电话不像今天这样方便，但和你祖父始终保持着联系，无论他在上海，或是他被贬到北京，或是被发配到干校。我的字曾被他评为“不成体统”，而他的每封信的确字迹工整；他的一笔一划中，从不流露一点儿牢骚和颓丧；数不清的信，内容可概括为八个字。四个字描述他自己，是“平安勿念”；四个字是给我的，“勤学敬业”。对于我来说，他的信永远如春风，如阳光。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你祖母才匆匆并悄悄的告诉我，你祖父在1957年打成了右派，1962年“摘帽”（不是平反），为的是让我心中有数，要填什么表格的时候，要把这事填上，免得落一个“隐瞒家庭政治情况”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湖北干校，其间受到什么冲击，生活状况如何，家人一概不知。给我的信，内容依然是那八个字。只有一次，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已没有工资，只有少量的生活费，要我节省一些，支援你的祖母。他特别强调，那一天收入恢复了，他立刻归还我。我即刻回信，告知照办不误。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要我给家里经济支持。我深知他的性格，提出这样的要求，他的心在滴血。他是一个强者，在一切人面前，包括亲人。但命运偏偏要他低下不肯求人的、高傲的头颅，这是灵魂的摧残 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后，他带着一身的病痛退休回家。 他的去世很突然，当我接到你小娘娘的长途电话时，他已去世。我赶回上海，他已躺在殡仪馆中。 听你祖母说，去世前一天，他看上去很正常。按常规，请了一个熟悉的理发师到家中理了发；他坐在那张藤椅上看报、读书，下午吃了点心，你祖母记得清楚，是一个豆沙包。晚上，也照例按平时的作息时间上床睡觉。可第二天清晨，你祖母唤他起床，却毫无动静。他没有打搅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了。你祖母说：“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会死。”他是一个爱整洁的人，看过的书、报、杂志，还叠得平平整整地放在藤椅旁的小茶几上。 死神没有给他留一点儿写遗嘱的时间。但我当时也还有一点欣慰，那就是上帝关爱了你的祖父，让他在临终时，依然保持着平静而又安详的形象。他一生很不喜欢的就是窝囊，他走得一点也不窝囊。 而你的祖母也没有留下遗嘱。 她一直说自己的身体很好。我们也确实相信。因为她总是穿得很单薄，从不盖厚棉被。而当她查出晚期乳腺癌时，你姨婆痛苦地说：“她自己也许早就感到不舒服，她就是不说。” 我接到你小娘娘告知病情的长途电话赶回上海。到达时，已是决定动手术的前一天。在推开病室房门前的一刹那，我的心很乱；不知你祖母什么样了，不知怎样安慰重病中的她。但，当我打开房门，见到你祖母时，她竟是那样的安详。和平时一样，她梳洗穿着还是那样整洁；和平时一样，平静而矜持。还没等我和你的大娘娘、小娘娘想出慰问她的话时，她却率先来安慰我们：“我已经七十多了，马上离开你们，也不算短命。如果手术动得好，让我多活几年，那是额外挣来的命。你们要能想得通！”那时正是清晨，一缕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到你祖母身上，你祖母的坚强如阳光也沐浴着我们。 手术过后,确如医生所说,暂时控制和稳定了。你祖母便催我赶回工作岗位.这之后,她不断来信,向我描述她的健康和平安,告诉我,她还常去周阿姨(她的老朋友)家打麻将。这样的状况大概持续了一年多。你小娘娘忽然来电报，要我赶快回家一次。这一次，你祖母已双脚浮肿，行动不便，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要靠你的小娘娘了。于是，我决定多陪几天，也让你小娘娘喘一口气。但是，不到一星期，你祖母却对我说：“你赶快走吧，我一时好不了，也死不了，你总不能不工作，老陪着我吧。这要等多久啊！”你祖母一面催促我，一面对你小娘娘说，要想法子包一点馄饨，“你哥哥，喜欢上海的大馄饨。”当馄饨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必须吃得很香，而实际上，我咽下去很困难。 我就这样离开了你病中的祖母。但不久，你小娘娘的电报来了。我赶回家中，你姨婆、姨公眼睛已红肿了。前面的信中我已向你说过你祖母临终时的情况。除了一句宽慰我们大家的话，也没有遗嘱。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在时间的流淌中，我忽然想到前苏联的一位教育家马卡连科讲过的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当你痛苦的时候，，你的道德责任就是不要把这种痛苦告诉别人！”——你祖父、祖母的一生，好像是这段话的一个实践和演绎。他们总是不愿意让别人来分担自己的痛苦。他们总是用痛苦来磨砺自己的坚强。在痛苦面前，他们从不示弱。 于是，他们不用笔墨来写遗嘱，不用口授来传达遗嘱；他们的遗嘱就是他们一生的坚强。而这，似乎在他们没有过世的时候，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他们的遗嘱。 做一个坚强的人，就是他们的遗嘱转化而成的人生的自觉编织的风格。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从来不是幸运儿。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到手的权益，我必须化费十倍的努力，或许才能获得少许。因为，我的“靠山”就是我自己。但是，这也许正是命运给予我的恩赐，让我不断有机会来磨砺我的坚强 极左冲击过我，我当了几十年“右派的儿子”。我把工作做得再好，也只是一种“白专”的表现；有过想要公平对待我的领导，他们很快遭到“阶级路线有错”的指责。 我也曾遭到掌握特权者的挤兑，在他们面前我只是我，而他们却可能是“某某的儿子”“某某的兄弟”，因此，他们就比我有力量，我就得扮演让路的，让位的。并且，在这种时刻，谁也不能来给我帮助。有几个陈毅呢！ 这时候，你祖父、祖母的坚强就成了最有力的我必须遵照的遗嘱。我总要求自己，头颅必须是昂起的，胸部必须是挺起的，腰杆必须是直起的，双腿必须是轮番举起的。而你祖父后半生的遭际，也使我明白中国多了什么，少了什么，不该有什么。。。。。。这又使我昂首、挺胸、直腰、举步，有了明确的方向。没一次倒霉的时候，会有幸灾乐祸的会有为我担忧的；前者会说“姓沈的这下趴下了”！后者会说“老沈这下子一蹶难振了”！ 而我，昂起头，挺起胸，直起腰，举起腿，继续向前。我不敢说自己又创辉煌，但，我总让自己的今天超过自己的昨天！ 我感谢你的祖父、祖母用自己的生命写成的遗嘱！ 我想，天下的父母应该懂得，书写的、口授的遗嘱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想，天下的父母应该懂得，当你们把孩子生下来的第一天开始，一天天，一年年，你怎么做人，你怎样走在人生道路上，就是在给你们的孩子书写遗嘱；而这才是最重要的遗嘱。 小语，我写到这儿非常惶恐，我不知道， 我会给你留下什么样的遗嘱呢？当然，对孩子来说，对遗嘱也是不能盲从的。 还是要进行选择！ 敏特 200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