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儿子:提前15年的信 (第七封)

在美国,忙忙碌碌地求生存,谋发展,我虽一直想写些什么记下这些年的心路历程,可还真不曾想过要写成一本书。但经过9。11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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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封 小语: 上一封信留下一个未完的话题:爱国主义。你祖父在五十年代初,志满意得,以为找到了知音,爱国情怀从此着陆,剩下的任务就是,贡献时间精力,智慧才华,融入祖国的建设事业。不料纯属自作多情,1957年,一场政治冰雹从天而降,你的祖父成了“右派分子”。爱国?不够格,没有门,你连“人民”的资格都没有挣得,爱国,有你的份吗? 整整二十二年,你祖父的就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人要争取所谓好的政治表现,向他开火;有人要晋级升官,向他开火;有人自己要保平安,向他开火。他是“活靶子”,他是人人可踩的门槛和阶梯。 他极自尊,一直到死,他从没有直接和我说过,他当了右派,他怎么当了右派。按他的性格,我确信他有过生不如死的念头,他没有死,忍辱负重活了下来,是因为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责任,他不能放弃。 我是从他的卸职,他的沉默,从那个时代特征,揣测出他当了右派。 据你的祖母说,六十年代初,他摘了右派帽子。但是,全无意义,实际上,他依然是右派。这里有一个故事。 文化大革命中,他已高龄,仍然被发配到所谓干校劳改。有一年春节快到,忽然收到他的一封信,说是他有一个年假,希望我也回家团聚。我兴冲冲地回去了。我见到了消瘦而衰老的他,但依然矜持、整洁,不显颓丧。 一家人正准备共度这难得的团聚,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原来是街道革委会通知你祖父到办公室去一次。你祖父让起身就走。一家人又陷入惴惴不安之中。我跟着到街上去看看情况。果然,有一张大布告,上写“凡外地返沪的地、富、反、坏、右(包括摘帽右派)必须立即离沪,不得在沪过年。”你祖父的实际身份就圈定在这括号之中,与地、富、反、坏、右,同等对待。 当晚,我就帮他买了一张车票,拎起包送他去火车站。我俩一路无言,这是一个无以言说的时代;人的重要的能耐就是视不正常为正常。我至今不能忘记车站那黑乎乎的人群,那昏黄的灯光,那气氛的低沉和凄苦。你祖父只说了一句话:“回家安慰安慰你妈,把这年过了,如今到处都差不多。”他接过我手中的包,拍拍我的肩膀,转身上车。我看着火车慢慢向前蠕动,渐渐远去,那车轮滚动的声音显得特别沉重。 这沉重让我联想起那时很流行的一句话:“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你祖父摘了帽子依然翻不了身。 我的心里,涌出一个大逆不道的念头:“父亲,你留在大陆,就是爱国吗?你当时出了国,就是不爱国吗?” 如今想来,这真是算不了大逆不道;当时不这样去想,倒有点愚昧。面对不合理的政治迫害,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包括躲到外国去,把善良的人、精英的人保护起来,这是真正的爱国。马克思在英国躲过,孙中山在日本躲过;他们是伟大的的爱国者。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小提琴家马思聪在一个厨师的保护下逃亡国外,这位厨师是真正的爱国者。 看来,你祖父是爱国的,但对爱国的真谛并未悟透。文化大革命过后,政治形势有了变化,你祖父的一些在海外的亲友,包括以前劝你祖父出国的,都回国,或探亲,或旅游,或考察,或投资,或养老,或短期定居,他们成了海外爱国华人,被奉为上宾。在爱国这一点上,一点儿也不比你祖父逊色。 而你祖父的晚年,除了二十二年被迫害的历史,确实没有什么贡献;你总不能说,被迫害就是贡献啊!这只能说是一个人才被毁灭的悲剧。这一点,成了你祖父晚年无法摆脱的悲哀。他极少在子女面前长吁短叹,但在去世前一个月,曾对我说过一段话,我终于难忘啊!他说:“我的后半生,什么事都没做,只当了政治运动的对象。”这就是悲剧。 你这样的属于21世纪的人,也许根本无法理解,这世界上怎么能出现如此不讲道理,不讲法律的事情。 道理,在毛泽东的书里,有“以理服人”的字眼儿,但字眼儿和实际不是一回事。你被迫害了,你要讲道理,那就是“死不改悔,负隅顽抗”,效果是罪加一等。 法律,当时最值得骄傲的行为,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因此,我对爱国,爱国主义,不能不深加探究。 我们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爱国论调。 地大物博是爱国的骄傲。 人口众多是爱国的骄傲。 历史悠久是爱国的骄傲。 试想:地不大物不博,人口不众多,历史不悠久的国家,就没有爱国主义?或者说,那爱国主义就得打折扣吗? 再试想:地虽大,物虽博,人口虽众多,历史虽悠久,就是经济依然贫困,教育依然落后,政治依然缺乏民主,也是爱国的骄傲吗? 陈独秀有一段爱国论,十分精彩: 。。。。。。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爱国的中心问题是,能不能使人民获得创造幸福的充满了民主与科学的环境! 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为科学与民主而奋斗! 敏特 20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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