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面对挫折和非议的态度 当我在教士队1974年赛季的首场主场比赛中，因为对场上队员的拙劣表现强烈不满而抢过播音员的话筒，对着扩音器大发雷霆的时候，包括我太太和球队管理人员的所有人都被震惊了。四万多球迷咆哮如雷，就连场内的棒球记者也都跟着癫狂起来。比赛结束后，我一回到酒店就接到了琼妮的电话，她为我的行为感到羞耻，并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酒喝多了？没有，我向她保证说，我没有喝醉，我只是被气疯了。 其实那一瞬间发泄的怒火在我心中已聚积了好几个星期，恐怕当我第一次请唐﹒鲁宾来为我买这支球队谈判时就开始了。我知道当时的球队老板、加州银行家C﹒阿恩霍尔特﹒史密斯正陷于严重的财务危机，有可能被迫出让球队。当时有几个财团表示有兴趣，所以交易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唐打电话给巴兹﹒巴瓦斯，告诉他是雷﹒克洛克想买他的球队。 巴瓦斯在电话中说道：“那好啊，这个财团里还有哪些人？”唐回答说：“这个财团就他一人。”电话的另一端好一阵、显然是持怀疑态度的沉默，跟着唐又加了一句：“他持有七百万股可以流通的麦当劳股票，目前的市价大约是每股五十美元。” 巴瓦斯大概是在心中计算了一下，然后高兴地说他可以去同史密斯先生谈谈。 正式谈判前，我与巴瓦斯和他的儿子彼得先见了一次，谈了一些有关棒球的趣闻轶事。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坦诚相待。我告诉他说，我一直对他的职业生涯非常钦佩，从他早年加盟布鲁克林﹒道奇尔斯起，直到跟棒球大师拉里﹒麦克法伊尔、布兰克﹒里奇还有沃尔特﹒奥马里伊等合作。同他的谈话在我心中搅起了对平生所钟爱的棒球无尽的兴趣和对往事的回忆，更下决心一定要买下这支球队。我们花费了许多个焦虑的星期才使谈判有了结果。开始时，史密斯的要价比我的出价高了近五十万美元，等价格谈得差不多了，又因为他的律师忙于处理他与政府间的麻烦而拖延了一阵。唐每天跟我通电话，通报与史密斯以及他的助手谈判的情况。谈判的地点是在当时史密斯掌控的银行大楼顶层的豪华套房里，从窗户看出去就是美丽的圣地亚哥海湾。在一局非常关键的会谈中，双方僵持不下，唐跟他的伙伴鲍伯﹒格兰特去到另一房间，单独商量下面将要采取的策略。后来唐告诉我，当时他们认为史密斯就快要缴械投降接受我们的条件了，但他们自己不敢肯定判断得对不对。这时候他们注意到桌子上放着的镜框里镶着一张旧照片，照片被阳光晒得褪色很厉害，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以分辨出像片中的三个人，原来他们是C﹒阿恩霍尔特﹒史密斯、理查德﹒尼克松和斯彼罗﹒阿格尼伍。这张照片是他们逝去的荣誉的象征，特别是当时照片中的人正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想到这里，我们的人精神为之一振，又满怀信心地回到谈判桌前。最终，双方将分歧慢慢谈拢归结为一、两点。第二天晚上，我就飞到圣地亚哥与唐﹒鲁宾他们一起去见史密斯了。 见面时，我对史密斯说：“你看，史密斯先生，我们已经拖得够久的了，如果今天不能签署合同，我们就不会再谈了。”于是，我们成交了。 教士队已经连续五年处于低谷状态了，因此我并没有期望立即产生奇迹。我告诉体育专栏记者说，我预计要花至少三年的时间来把这个球队打造成一支强队，所以本赛季开始后，它在洛杉矶连输三场的战绩一点也没令我感到惊奇，失望但不惊奇。 我在圣地亚哥被人们象英雄一样尊崇，走在街上时经常有不同年龄的人停下来同我打招呼，感谢我救下这个城市的棒球队。在我们的首场主场比赛的开赛仪式上，市长还颁奖给我。体育记者也以他们的方式颁奖给我，当我站在开赛仪式上时，随着美国海军乐团和水手乐团的奏乐声起，照相机的闪光灯对着我闪个不停，人们挥舞着双手，伸出两个手指作出表示胜利的Ｖ字形状，欢呼雀跃，象对待总统候选人一样。 歌星戈登﹒麦克雷唱完了国歌后，主裁判一声令下“开球！”当休斯敦宇宙队第一个击球手走向本垒时，我激动万分，几乎难以抑制自己。但是这种心情很快就随着我们的队员一次又一次的失误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几个回合以后，我简直是不原再看下去了。 之后，教士队曾浮现出一线生机。我们有一个队员出局，但有两个队员分别站到了一垒和二垒上。这时第四名击球手打出了一个高高冲起、飞向本垒后方的球，我们都紧张地看着它，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肢体语言，希望球能够落到看台上造成本垒打。但是休斯敦宇宙队的接球手把球接到了，我们又有一名跑垒员出局。我转过身对唐﹒鲁宾说：“真他妈倒霉，不过还算有起色，我们还有一人在场上。” 但是当我回过身继续看比赛时，我吃惊地看到宇宙队的球员已经小跑着离场了。我大叫起来：“怎么回事？我们还有一个人呢！”唐摇着头说：“本来是还有一人，但刚才那次没成功的击球时，我们的一垒队员跑向二垒，所以一下子被人家的接球手打下去两个人。” 这下我真的大怒了，一下子跳起来，窜过几排座位跳进播音员的包厢。那个手拿麦克风的播音员难以置信地看着突然冲进来的我，说道：“你好，克洛克先生。”我没有回答他的问候，一把抢过他手中的话筒。就在这时，一个人赤条条地裸体从左手边的看台跑下去冲到了比赛场地上。我愤怒的声音脱口而出，并通过扩音器传遍球场的每一个角落：“把那个光屁股的人赶出去！叫警察来，逮捕他！”那个人并没有被抓到，他的行为在观众中也引起了一阵骚动，但比起我后来造成的混乱场面来说，就算不上什么了。 我手持话筒对着全体球迷说：“我是雷﹒克洛克，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说。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今天我们来看比赛的人比几天前在查韦兹拉夫尼那个更大的球场观看洛杉矶道奇尔斯队首场比赛的还要多一万多人。”我接着怒吼道：“坏消息就是，我们让你们看了一场非常糟糕的比赛，我向你们道歉。我为球员们的表现感到恶心，这是我所看过的最愚蠢的一场比赛。” 直到今天，还有记者在采访我时问到那件事。通常他们会问我，是否后悔说了那些话。我的回答是，“一点也不！” 我唯一后悔的事就是那天没有对这些球员更严厉一些。礼貌上我确实不得不向球队的管理团队道歉，但令我欣慰的是，我的行为为棒球比赛引入了一条新规则，那就是：在比赛中，除了官方发言人以外，任何人不得使用公共播音系统。我同时还引入了另外一条对棒球队员来说也是新颖的观念，那就是我一贯坚持并广为麦当劳雇员所熟知的信条：我们的客人有权要求付钱买到的是高品质的产品。显然，我也是第一个球队老板对球员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的球员理所当然地应该用高水平的比赛回报支持他们的球迷。 在当时，各界人士对我的勃然大怒反响不一。报纸的专栏作家和电视评论员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和反复辩论。我想，总体来看，他们都同意我的观点：没有竭尽全力去打赢一场比赛的球员是应该有负疚感的。在职业比赛中应如何贯彻这样的职业道德，对此，所有的棒球界人士分成正反两派。宇宙队的第三跑垒手道奇﹒拉德尔（后来转会到我们的俱乐部）就说：“他妈的，他以为他跟谁讲话呢，是一帮快餐厨师吗？”我告诉媒体记者说，拉德尔冒犯了所有的快餐厨师，因此在下一赛季我们主场迎战宇宙队的首场比赛时，我将邀请圣地亚哥地区的所有快餐厨师作为我的客人前来赛场，跟我们一同打败他们。只要来的人戴着厨师帽子，他就可以免费入场。那天，成千上万的人头戴厨师帽来观看比赛，他们都坐在拉德尔所在的第三垒后面。比赛开始前，有人跑上前去送了一顶厨师帽给拉德尔，而比赛中只要轮到拉德尔出场，我们的球迷就齐声喝倒彩 – 当然，所有的人的心情都是快乐的。 看着圣地亚哥的球迷们即使是在我们的头两个赛季成绩不够好的情况下，是如何支持教士队的，真令人振奋。球场的上座率逐年显著增加，而且随着球队的战绩越来越好，前景肯定会更好。我们为了激励士气搞了很多活动，例如开赛前举办的爵士乐晚会，现在已经成了橄榄球比赛的传统，也很快就会在棒球比赛中采用。有一次比赛前，我捐出一万美元来搞一个抢钱比赛。我们从看台上随机抽出四十名观众，让他们走到比赛场地上，接抢从高空抛下来的钞票。在规定时间内，谁抢到多少就归他所有，你能想象当时欢乐的混乱场面了吧。 巴兹显然因我对球队的积极支持而深怀感激之情，他说，很多球队的老板连主场比赛都不到场。我们即使不在一起也会用电话保持联络。当巴兹第一次带我到俱乐部的办公室去时，我就对办公室人员的薪水之低而大为震惊。当然，以前是因为史密斯身陷严重的财务困境，不得以而为之，但我却不愿意这些在办公室一线工作的员工说我是小气鬼。我指的员工并不包括球员，他们是职业化的，有很好的合同条款的保障。我对巴兹说：“我要你给所有员工加工资，全体人员都加。”他表示非常为难，并告诉我说，传统上从事棒球的职员的工资都是非常低的，因为俱乐部收入好的年份总是少过差的年份。我回答说，让传统见鬼去吧，只要我买了这个球队，我就要给他们发满意的薪水。最终，我们达成妥协。并非给所有的人涨工资，但我要确认那些应该涨的一定涨了，而且每个人在圣诞节和球队成绩好的时候，都会领到奖金。巴兹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球队成绩提升的部分因素是来自于新表现出的有兴趣、高效率的办公室人员的工作。 我们的球场归圣地亚哥市政府所有，所以我不能对它为所欲为。我的一些改进场地设施、美化球场的计划被市议会否决了，因为他们还要考虑橄榄球比赛对场地的需求，我的计划将减少一些座位，可能会对他们有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使我们的比赛更具欢乐气氛。其中之一是搞一个“独角电子乐队”，一个自鸣钢琴并带有鼓、钗钹等所有的音响效果。我把它画在教士队的黄、棕相间的海报上并安放在体育场的入口附近。巴兹起初认为这是个愚蠢的主意，但当他看到那么多球迷比赛开始前围着观看“独角电子乐队”的演出时就改变了想法。我还想出了一个以一美元的价格出售大包装爆米花的主意，我们宣称这是“世界上最大盒的爆米花”。其他一些想法还包括开发新的小食品等。 球队本身的战绩也一直在改善，1977年赛季开始前，我们又新买入了几个很好的球员，包括获1976赛季新秀奖提名的巴特切﹒米兹戈尔和1976年CY Yougn奖得主兰迪﹒琼斯。 总而言之，拥有教士队使我很有成就感。其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激发了圣地亚哥市民的进取心，而且我认为这里注定要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社区之一，这才真是最重要的。这里的气候适合各种制造业在此发展，劳动力资源充足，而且还有着象从前的凤凰城、迈阿密曾经有过但又丢失了的激情，这也是我又买下了参加过1976年8月世界曲棍球联赛的圣地亚哥水手队的原因。我认为就象拥有棒球和橄榄球队一样，这个城市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曲棍球队。水手队也曾兴盛过，但后来开始赔钱，因为它缺乏有较强的生意头脑的人来指引，我想巴兹和我的女婿巴拉德﹒史密斯可以胜任，后者现在担任水手队俱乐部的副总裁兼总经理。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并没有多么关注曲棍球，但我知道它的比赛是紧张激烈而又丰富多彩的。有人说，一旦你看了几场曲棍球比赛后，你就会被那曲棍“钩”住了。 花钱买棒球队或曲棍球队这样的行为总会招来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应该有更好的方式花钱。通常人都有一种错觉，那就是用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其实不是。钱会带来问题，你有的钱越多，问题就越大，并不单指如何聪明地花钱。 人们有时指责我对待钱就象饿虎扑食一样，他们错了。我从来也没有做过一件只为赚钱而做的事。几年前，当我们刚刚开始赚大钱时，在一次与金融界人士开会的时候，我刚讲完话就有一个家伙站起来说：“难怪克洛克先生总是这样充满激情和精力旺盛，原来他拥有四百万股麦当劳股票，而且每股又涨了五块钱。”我被他羞得无地自容，实在太尴尬了。那家伙说完还在看着我，我对着麦克风大声说：“那又怎样！我还不是每次只能穿一双鞋。”我实在是怒不可遏，但这个人的想法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心理，他们只以自己的观点看待所有问题，而不去设想一下，别人可能跟他们的想法根本不同。也真有一些记者写文章批评麦当劳，说我们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免费为受灾者提供咖啡和汉堡包儿的做法是利用一种“自助式”的公关手段来取悦公众。这就更说不过去了，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尽自己的努力做个好邻居和负责任的公民，我们也从来都是鼓励持牌人投身社区工作，并给正规的慈善机构捐款捐物。 还有另外一些反对我们的文章也是有失公允的。例如，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有人发表文章指责我们，说我们为了建一个麦当劳餐厅而拆毁了一座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志性建筑，但作者隐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该建筑在我们买下之前就已被烧毁而成为一片废墟了，而坎布里奇市政府也没有计划把它作为该城市的标志重建并保留下来。那间餐厅于1974年开业，因为那些出于政治目的的示威活动导致它的生意一直不好。餐厅的持牌人劳伦司﹒金迈尔曼只能靠在波士敦的另外两间餐厅的收入来维持这间餐厅。然而，坎布里奇市的市民们渐渐地意识到了麦当劳餐厅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有益的，并忘记了当时那些负面的种种无稽之谈，餐厅的生意也慢慢好起来。有一个曾经为民主党拉票的黑人妇女，当时曾是最大声地反对我们开业的人，后来也被麦当劳餐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并在劳伦司的餐厅里找了一份工作。后来在1976年，国会议员兼发言人托马斯﹒奥尼尔告诉金迈尔曼说，他很高兴看到麦当劳能够克服在坎布里奇市遇到的困难，因为“你们在这里为社区服务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们在旧金山同工会的争论中也曾被指控为“不正当操纵”，我个人只把它当作说“我们没有做蠢事”的另一种说法，因为只有成为失败者才真是“不正当的”。那些人说我曾经问市长阿里奥托，“让我在旧金山开第三家店的代价是什么？”但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或任何类似的话。 我提到的所有这些并非意味着我自己认为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恰恰相反，我犯过很多错误，可能也足以写成一本书了，但我认为那样的书一定没有多大意思，读者看了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因为我从不认为“负负相加可以得正”。 曾经有一次，哈里﹒桑那本、琼﹒马丁诺和我三个人在芝加哥南部投资了一家开在养鹿场的餐厅，那是一次失败。我还试图搞过一个高档次的汉堡餐厅，名叫“罗纳尔多”餐厅。公司一共开了两间罗纳尔多餐厅,一间在比佛利山，另外一间在芝加哥。两间餐厅的收益都不好，所以我只好为了不再继续亏损而把它们都关了。罗纳尔多餐厅给我们带来的唯一有用的东西就是它为我们提供了日后在城市里面开麦当劳餐厅的原型，而后者已被事实证明是非常受欢迎的。失败的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坚持在生意额总量不可能高的这样类型的餐厅里，强调食品的质量保证和使用货真价实的原料，使得我们的利润率象热狗肠的肠衣一样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我在加州投资的另一个项目上，那是以珍妮﹒道宾丝的名字命名的派连锁店。事实上这个项目的设想是很好的，派的味道也很好，非常受欢迎。然而，我们卖得越多就亏得越多，再做下去就要破产了。我在麦当劳的产品开发方面也犯了几次颇为重大的错误，例如前面已经详细描述过的我的“乎拉汉堡”残败给持牌人路易斯﹒格罗恩的“麦香鱼汉堡”那件事，路易斯直到今天还有机会就拿来取笑我。试图增加烤牛肉产品是另一次失败，最初我们也是颇为之兴奋的，在部分餐厅试销时效果也不错，但这种产品很难用我们的经营方式来处理，也很难跟我们的餐厅风格相适应。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从上述这一失败中汲取了很多经验教训，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愿意冒较大的风险，这也是我一贯的做法，就必须明白失败的机会是存在的；同时必须尽最大努力从失败中学到尽可能多的有用的东西。我想，我们从烤牛肉产品的失败中得到的就是，我们形成了自己的检测牛肉的方法，它的价值要远超过我们的损失。 我还想提一提我犯的另外一个错误，只是因为很多蠢驴至今依然为此喋喋不休。那就是我于1972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捐献了二十五万美元。我当时被尼克松的筹款人莫里斯﹒斯坦斯说动了心，直到后来才意识到是做了一个错误的捐款决定。我之所以支持尼克松，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我反对乔治﹒麦克高文。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做法其实是违反我的原则就好了，那就是：不应该采取任何不正确的行动去实现那怕你认为是正确的目的。这次捐献造成的最恶劣的后果是，后来被一些狗杂种用来影射我企图通过它来对联邦物价委员会施加影响，使他们在给我们的四分之一磅牛肉汉堡定价时予以特殊照顾。结果正如我的朋友、律师佛雷德﹒莱恩所说：“经过水门事件专门委员会、国家会计协会、司法部以及检察院的详细调查，没有发现使用任何不恰当手段的嫌疑。”我在此引用他的话，是因为我自己的语言说出来会有伤大雅而不宜出版。 当我在达特茅斯校园发表演讲时，曾经有一个学生提问，问我是否要求麦当劳的高层管理人员跟我采取一致的政治取向，佛雷德﹒特纳插话说：“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克洛克投尼克松的票，而我自己则支持麦克高文。”我接着说：“是的，但我们都错了。”听众哄堂大笑过后，我又加上一句：“我相信如果两个高层管理人员的想法完全一样的话，那他们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是多余的。 我看到有人在报章上贬低麦当劳或我本人时，是会非常恼怒的。然而，我喜欢一直受我尊敬的前总统哈里﹒杜鲁门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不能耐受高温的话，你就应该早点离开厨房。我是不想离开厨房的，在金盆洗手之前，我有太多的有关麦当劳发展的计划没来得及实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