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关于《序》的来由 □沈敏特 六月，我的书信体随笔集《提前十五年给儿子的信》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序言是请邵燕祥先生撰写的。有朋友问及此事，说：“你请邵燕祥先生写序是否为了追求名人效应？” 邵燕祥先生是名人，此话不假；并且还是大名人。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即是享誉全 国的著名诗人，他的工业题材的抒情诗脍炙人口。1957年错划右派之后，沉默了二十余年。新时期到来之后，他的创作如火山爆发，不仅诗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新时期诗歌的一个标杆；而他的杂文则如异军突起，令人荡气回肠，成为新时期杂文代表作家之一。他能为我的著作写序，无异是我的荣耀。 但这并不是我请他写序的主要原因。 我不敢借他的名声来为我增彩。当我把书的稿本寄给他请他写序时，特别恳请他“务必不要勉强”，希望他在看过之后，掂量一下，再考虑此书是否值得作序。他也确实十分认真翻阅之后，才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从他的序文中可以看到，他为我的著作写序，除了他基本认可了其中的内容和思想，希望广大读者能关注此书之外，也和我要说的另一个原因有关。 我和邵燕祥先生有过交往，却并不频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我曾策划过一本图书，向他组稿。但前后也仅见了一面，那时他正忙于搬迁新居，那一面也是三言两语，匆匆忙忙，时间很短。这之后，一直到去年，我们才在纪念诗人公刘逝世一周年诗歌朗诵会上相遇。此时我已读过他新时期的大部分作品，他也在广东的一个刊物上读到了我的系列文化评论；在这文字之交而生的心灵相通的基础上，我们有过一下午的深谈。正是在这次交谈中，我提起了四十多年前一件影响我生活选择的往事。 我大学毕生那一年恰逢反右斗争。虽然阴差阳错，我躲过了那一关；但已听到父亲岌岌可危，快成“右派”的消息。但学校可能还不知道，仍按成绩将我分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到之后，人事部告诉我们这批大学生，运动在高潮中，无暇给我们安排具体工作，要我们先参加反右，等待安排。我们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出席右派分子批判会。人事部的干部说：“这是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去受受教育吧。” 他还说，这次批判的是一个“名人”：邵燕祥。我是中文系的毕业生，知道这是著名的诗人，有一种说不出是惊讶还是好奇的心情。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批判会安排在一个有舞台的大播音室。我们进去的时候，批判会已经开始。台上站着一个清清秀秀的年轻人，正在读一份“检讨书”。噢，他就是邵燕祥啊！实在看不出青面獠牙、穷凶极恶的“反动”。但他轻声细语地诉说着自己的“反动”；紧接着一个个积极分子上台发言，声色俱厉、上纲上线地声讨“反动”。一个“右派的儿子”确有“兔死狐悲”的惊悸。仔细想想，他的那些“反动言行”只是我们平时安之若素的常识，怎么就成了“罪行”了呢！我有了一种呼吸都感到困难的不安。 不久我父亲划为“右派”已成定局，我很明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的“要害部门”不是一个“右派的儿子”的安身之地。与其等着发落，不如主动撤出。于是我向国务院人事局提呈要求调动的报告。就这样，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只有半年便离开了，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教书生涯。记得一位人事局的女处长接待我时，打量我一会儿说：“你这个年轻人有点怪，人家想来中央国家机关，来不了，你刚来，就想走！” 我的这次生活旅程的改道，确与邵燕祥的批判会有关。冥冥中此事成了我心理的一个“情结”。这次出书需要一篇能契合要旨的序言，几乎没有思考，跳到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名字：邵燕祥！ 【2005年0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