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与“碰” 一，中国这一、两个世纪以来被“闯”的历史 “闯”与“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字也是这样结构的：闯，是一匹奔马破门而入。马是闯者，门是被闯者。碰，是两个互动，所以是两块石头并在了一起。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儒－道文化与西方的希腊－基督教文化真正的较量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清朝自乾隆后，已由盛世日渐转为衰微，加之文宗咸丰皇帝殁后，同治孱弱，其母慈禧垂帘听政，后来又上来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光绪，朝政像是一团未织成绸的丝绵，纲纪全无。起先，西方列强还以传教为名，后来便动了真格的，明火执仗地发动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1900年那个让中国人老脸丢尽的、八国联侵占北京！而我们的堂堂大清的政府居然将一座千年古城丢给洋兵，自己逃蹿而去，并谓之于“西幸”！简言之，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西方人文对我们的人文不啻为“闯”：是西方的列强用坚船利炮“闯”开了我们的大门 ――华夏这座阴柔的古厦几乎被它们闯坍。虽我们有林则徐，有虎门提督庞天培的英勇阵亡，也有义和团与由稚女组成的红灯照。中华的子孙用其血肉建筑了一条长城，不过毕竟我们是凡胎，人家是枪弹！直到这个时候中华民族才觉醒：原来在一个科技使然的时代，我们的文明不堪一闯。 但是如若从数千年人类的文明史，或以我们老、庄的“道”来看，也正是这般的衰微，乃至阴气淫淫，才会招来西方的阳刚大汉：老子有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兮其若存，用之不勤。”〈1〉中国百多年前的阴笃形成了谷虚之势，犹如一个倦怠乃至弥留的美女，急需盛阳来充填的道理。 此说并不是遑论，非此，我们不会有“洋务运动”，不会有李鸿章建立的北洋水师；不会有深谙儒道的张之洞引进西方的技术在汉阳开设铁工厂；也不会有袁世凯仿效德国在天津小站训“新建陆军”。 非此，也就不会有最早的一批青年负笈过洋，来到欧美，较为真切地了解西方，研习西方的人文传统。这些人当中有两个人必须提及，一位叫王涛，王于 1871年到达英国，后来发表了著名的――中国为“道”，西方为“器”；中国为“形而上”，西方为“形而下”的东西方区别的理论〈2〉。另一位叫严复，于 1877年由清廷的海军派往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大学留学。严留英回国后先发表了《原强》，赞扬达尔文的进化论，后又翻译了赫黎胥的《天演论》极力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3〉。他的这些西方的理念对康有为为首的“君主立宪”――君主与民主法制并存的一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而胡适的“适”字也是来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4〉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步、历经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一场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使得中国再次品尝失败的苦果：大清帝国引以为荣的“帝国北洋水师”倾覆于东瀛小国日本的手里！接下来便是赔款、割地、签订辱国辱民的条约；为此，康有为啸集了一千三百余名举人联名上书给皇帝，此举历史上称之“公车上书”〈5〉；继后，于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借势迫使慈禧政府接受变法。但是历史总是不尽人意，维新改良只维持了103天便被腰斩：谭嗣同、李光第等六君子就义在北京的菜市口，戊戌变法彻底失败。 但是万物的运行规则逃不脱阴阳互动，祸福相依：一方面是清朝政府通过外患与“内乱”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即：要想使大清帝国继续存在下去，精励图强是唯一的道路，而邻近的那个弹丸小国，中日战争中的战胜国日本，是取经、习技的好地方。 另一方面是日本：日本政府从中国的政治风云中清楚地看到文化影响之重要，遂之于1898年正式向清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时年即有64 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翌年，他们又出资为200名学生安排赴日。后来，派去的学生与年俱增，从1901年的274人――包括官费生与自费生，到了1906 年的高超时期――赴日留学人数超过了8000人〈6> 此前，有一在美国夏威夷奥兰尼中学学习，后在火奴鲁鲁英国公理会教会学校就读的一个叫孙逸仙的人出现在历史上。这个孙逸仙后来在香港完成医学学业，看到行医治病救不了中国，便投身政治，决心推翻清帝国，实现美国合众式的共和国。他先于1894年上书李鸿章，后又试图影响维新领袖康有为，但均未获得成功；于是1895年他密谋策动广州起义，但是起义未遂即被出卖。随后他逃往英国伦敦。在英国期间，他的革命思想逐渐成熟，那篇《伦敦蒙难记》〈7〉是他 “三民主义”的雏形。孙中山是个基督教徒〈8〉，不过他的理想是混成式的：诸如基督教的“爱民”、达尔文进化论加上一些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俄国的民粹主义。到了二十世纪头十几年，皇帝终于被孙中山与袁世凯逼退了位，届时英美法德由于国际势态的变化暂时放缓了“武夺”，也采取了日本政府的法子，试图以 “文征”来控制未来的中国：他们声明庚子赔款〈9〉之部分款项可以用于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自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国家才有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留西洋人材。 这一留，就留了一个世纪。中国人、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在这些留洋学生的影响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历史上遂出现了一连串的“文化精英”的名字，这些精英个个都是喝洋墨水的（包括喝日本的“准洋墨水――亚德国模式”）。论及这些“世纪风云人物”在中国的建树，从民主、自由、民权、人权到政治制度，法律体制，经济学，市场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建筑等几乎是遍及了所有的形而上、形而下的方面。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在中国播下的桃李之种已经开出了花朵与结下了果实，虽说中间也经过了他们所不喜欢的“竹幕时期”，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还是开放了，她的国门向西方敞开了。 这样的情况使得欧美某些对中国不坏好意的“西半球中心主义”、“白人是优越人种”的鼓吹者们与东洋日本的“大帝国”的梦幻者都颇为自慰，以为他们使用的这套经营了上百年的“接纳留学生”――以教育的方法从根本上用西方的基督教思想来替代我们的华夏文明的韬略――得到了的胜利。中国走西方的路，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套，而且最终会成为他们的附庸，成为他们“现代性价值”的“垃圾站”（日本惯以向中国出让过时技术就是一例）。不过，那些真正了解中国的所谓“中国通”们，他们非但不那样沾沾自喜，反而在发出警告：因为他们已然察觉到在这开放的后面，中国文明中那股深厚的力量在什么地方闪光了－－中国（不如说是儒－道的文化在其作用）数年内持续不断地（意识与非意识，包括自费的学生）送出去万计、十万计、几十万计的留学生，他们都是到最先进的国家去学习，而且进入这些国家最好的学校――以英国为例，目前2004年，进入英国最昂贵的私校的人数已达千人。如果说一个世纪前“玄牝之门”被洋文明开启了，继后便是一个长长的妊娠期――这个胎儿足足孕育了一个世纪。到了二十一世纪，婴儿才出世，说是“横空出世”也不为过，因为这样一个迅速成长的孩子并不完全是西方列强在百多年前所期待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个孩子是在她自身文明不孕症被西方强剂量的药物治愈后临盆的。这个孩子当然不是亚当，也不是混血，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华夏之种，不同的乃是他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得到了西方的滋养。但是问题也出来了，这个孩子长得太快，快到几乎能跟西方人站在一个视野线上了，而且开始用身体与西方的大个子“碰”了，当然只是刚刚在接触身体，即使如此，其力量已使得西方不敢忽视。 二，“碰”就需要有实力，不然还是被闯 话到深处，其实那些资深的中国通们已从全球整体上（三维度上）把中国与其他的文明、国家、民族做了一番比较，并总结出五个特点，即我们这块东方古国 1，地大；2，有天然资源；3，有劳动力资源；4，带着长的文明史；5，具有持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观――以儒家思想为定位的社会，还有能使国家统一的汉字系统。 这五个特点确实为我们中国所独有。其他诸国如俄国，他们所具备的是1，2，5――东正教的理念。美国有1，2。日本有4，5――大和魂（众神观念）＋儒教＋佛教。加拿大有1，2。世界上仅有印度与我们相似。但是他们缺少5〈10〉。 遗憾的是在这个新世纪中，我们带入现代的只是1与2，加上一个教育水平不高的13亿民众――据《文汇报》2004年10月24日的报道，我们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为7.85年，是美国100年以前的水准。而4与5，已被我们自己抛在了路上。 且看：因为我们已经打倒孔子百年了，所以，可以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否定了我们的传统价值。而最致命的是我们非但在认知上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且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的方式。 “教育”的涵义倒底是什么？ “教育”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词组，它是一个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来；它影响到一个国家整体的政治走向、经济的走向与文明的走向！“教育”也正是那些百年前策划我们学子留学西洋的人们“放的长线”――不夸张地说，也正是我们的“世纪精英”们在我们的国土上作出的重要“功绩”之一： 证据是：这些人在我们全国小学的授课内容中以白话文的“国语”替代了中国古代的经典。 “经典”是什么？是指可以经历得起时间检验的、带有典型性的、真善美的东西；“时间检验”又是什么？是每一个时代都能承认、接受、以至能赋予它们新的内容；它们囊括哲学、理论、文学、艺术、建筑以及科学、技术等等方面。 世界上的经典，哲学上有希腊的三位哲学家的思想〈11〉，有亚当·斯密，康德，也有尼采；宗教上有《旧约》、《新约》、《可兰经》与《佛经》；音乐上，有莫扎特、贝多芬；歌剧上有威尔第、普契尼；戏剧上是莎士比亚；诗上有歌德、普希金；文学上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科学方面具有经典贡献的是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等等等；总之，能冠之以“经典”的、就其世界范围来说，不算很少，以上仅是举一些人们熟悉的名字。能够列出这些名字是因为时间对这些人的思想、作品、理论已经不存在任何意义了，它们自身已是永恒。在宗教上以《圣经》为例。几乎每隔五年，就会有一个新的、将其增添了时代内容的《圣经》出版：其经文是一样的，但是其解释则非常符合当代人的需要；音乐的例子就更多：莫扎特的作品每年全世界至少上演几千场；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光是《罗米欧与朱莉叶》就有歌剧、芭蕾、话剧、音乐剧、电影等等。我在英国还看过台湾来演的莎翁的《麦克·佩斯》的京剧。 中国的经典是什么？我们的经典也一定是那些留传的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并且影响最大的东西：所以无疑是孔子的《论语》与老子的《道德经》。据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的统计，世界上被翻译成各种文字的作品中，老子的《道德经》的销量仅次于《圣经》〈12〉；而且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大都受到了老子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儒学的宗师孔子被列为世界上十位最重要人物的头一位，他的后面有牛顿、达尔文等；在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第一届诺贝尔获奖者大会上，一位物理奖获得者内斯·阿尔文博士提出：“我们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3〉可见孔子是一个世界顶顶级的经典人物。军事上则是孙子：美国的西点军校把《孙子兵法》当作基本教材，连华尔街的股市专家与银行家都把孙子的计谋编集成册。 中国诗歌的经典家们是屈原、庄子（他同时与老子并列为道家思想的开山鼻祖）、李白与杜甫；2002年我还在一个在英国乡村举行的、德国作曲家马勒的《第九交响曲》的音乐会上讲解了李白的诗词：这部在西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是作曲家从唐诗、特别是李白的几首诗中得到了灵感而创作的。在中国戏剧上是关汉卿；文学上是曹雪芹。这些就是经典，经典不但要经得起时间大浪的冲刷，而且是超文化、超地域、超种族跟超语言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百年来是怎样对对待自己经典的呢：二十世纪初，在西方的闯击之下，先是梁启超力主“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革命”三个革命〈14〉；而胡适之自美返回后，便与北大的校长蔡元培、教授钱玄同一起提倡以白话文为国语的教材。胡适博士说国文应该是“我手写我口”；并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中阐述“文言合一”的理由；还以欧洲文学为楷模，举了意大利的但丁是第一个放弃了古拉丁文而启用本国俚语写作的例子。 是否使用白话文取代经典国语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一场风波，以林纾为代表的“经典派”与胡适展开了激烈地争论。不过最后林纾、辜鸿铭等人还是寡不敌众――于1920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下令在全国的小学实施白话文教授国文；同时学校里的《四书》、《五经》被棒杀。 然而以白话文替代“国语”的最深层的影响远不是书写什么体的问题，而是使得学生无法接触到我们的经典，因为中国的经典都是由古文写出来的。这便造成了另一个可悲的现象：古文需要由专家翻译成现代白话才看得懂。 新文化运动派还不甘于此，白话文派最终的目标不仅是想杜绝学子接触经典，还要把大部分中国的经典斥为“吃人”〈15〉跟“吃人的礼教法制”〈16〉，要中国人的子孙后代永远抛弃这些东西。 胡适这些大学者向以予人印象深刻的是治学严谨；胡适本人也成为“实证主义”在中国学术方面的典范，但是衡量一下他一手发起的白话文运动，我们就会发现他在那个时候陷在了一种激烈的、犹如“文化暴力者”一般的情绪之中：既然他以但丁为例，我们也不妨用这位意大利13世纪的诗人为例――在他的诗作《神曲》中，但丁是在冲破一个不可挑战的、神的世界，所以他的作品是“中世纪人生观最好的表现”〈17〉，也是中世纪的教会对希腊哲学的妥协。但丁的作品的伟大是在于对人的认识。众所周知，“古代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尊敬，正如西赛罗所说，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18〉。了解欧洲人文史的人都知道，欧洲文艺复兴的奠基石是在13、14世纪的意大利的学者在重新学习古拉丁文、古希腊文，回到经典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发现了古希腊的经典精神才铺下的。可以说，没有古典的精神就没有继后的文艺复兴。可是作为美国哲学博士的胡适先生却在他的名著《文学改良刍议》中，引旁偏据，唯是唯所，以但丁弃用拉丁文来遮蔽同是这个但丁继承了古典精神。 结果，接下来的这一个世纪，我们在教育上就一直在搞“新学”；什么是新学？从理念上，西方原来也都强调经典教育，只是在这一、两个世纪才开始尝试所谓的“行为科学”，加上后期出现的“实用主义”或“儿童中心本位”等理念。 我本人在西方教育界工作了近二十年，而且我自己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也都是在英国读的，因此对他们的教育制度有一些发言权：在英国，政府的教育部门对于“如何教授孩子”这些根本的理念始终都还在实验之中；加之党同伐异，教育的问题又常常掺杂着政治的因素，所以很难作出一个相对满意的答案。比如过去英国保守党在台上的时候强调――学好国文（英文）就不可不学好英文的语法，而且在学校设置了一些经典课程。这个想法最初是由伊丽莎白一世在16世纪提出的，这样的学校称做“语法学校”〈19〉。“语法学校”设立的宗旨之一就是经典教育，这个情况一致延续到二十世纪。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工党上台以后，新学伊始，开始强调孩子的兴趣，主张给学生以最大程度的自由，即，他们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所以将很多“语法学校”改成“综合学校”〈20〉。九十年代后期工党重新上台，觉得过去的那种太放任的概念有问题，又打算修正――其中一个趣闻是工党的布莱尔(Blair)首相将自己的儿子从其选区的综合学校转入了语法学校，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却闹出了一场政治的风波，一些报纸称他是伪君子……。总之，不管是经典教育还是行为主义教育，是强制式教育还是什么别的教育，这一切还都在徘徊之中，还尚未得到一个定论。 可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包括台湾，我们却全盘地搞上了西洋的教育法――在大陆自五十年代起采纳的则是苏俄式的教育。就是说我们的教育一直在沿着 “胡适们”的实用的、厚今薄古的路在走。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我们的几代人一直都攀登不上华夏五千年文明应有的高度；形成了“个子可以长高，却患了软骨病”的现象。 在这一点上，我相当赞同台湾学者王财贵（牟宗三的学生）的观点，他用“文化侏儒”来比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2002年在他给北京师大的讲座里批评了白话文的语文教学使得我们的学生“只能进入身边文化环境，进不了历史环境。” 的确，由于失掉了历史感，百年来中国人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去看世界。什么巨人？这巨人就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高度，没有这个高度，我们就看不清别国的文化，也就无从识别“他山”之上，到底什么是“玉”，什么是“垃圾”。 儿童心理家指出，一个孩子在三岁到十三岁之间是记忆力最强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理应大量地学习、大量地记忆，而不一定非要能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在这个阶段给他们两本东西――两本经典，头一本是《论语》，第二本是《道德经》。也许很多人会说这样作有些不近人情：“即使死记硬背背下了这些东西，也是食古不化。”但是实际上――这位台湾学者也说“没有这样的教育，这一辈子不要想成为一个所谓的‘大人才’。”。 确实如此。不说别人，就拿首先在中国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来说，他四岁始读古诗，其后学四书五经，八岁读了《资治通鉴》，十一岁读完朱熹的《小学》，十三岁读毕了《左传》。胡适自己说：“先生使我读《资治通鉴》这部书，实在是大历史家司马光于1084年所辑编年式的中国通史。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我不久就从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号编成有韵的歌诀，以资记忆。” 〈21〉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高度，他二十岁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西方哲学时，国学一经与西学相融，就写出了他那篇著名的《先秦名家研究》的博士论文，成就了他终生的大业。可惜的是，我们如今已经无法要这位大学问家扪心自问：他取得的成就难道不是与他在十三岁之前硬吃下去的古文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新近由于读到一本书上谈到了郭沫若的儿子郭世民的遭遇，便引起了我再读郭沫若的兴趣。虽然不少人对他的学术成就与人格有微词，但是我个人认为郭的早期创作是非常有建树的，他的新旧体诗都写得很真，有的也很美。书中提到他在二十几岁时曾用六天的时间就将一篇《周易的时代与精神生产》杀青了。他在他的回忆中说那时“感受着一种迫切的冲动，想把小时候背得滚瓜烂熟的《易经》来做一番研究……，由太极而两极，由两极而八卦，那不和细胞的倍数分裂巧合吗？” 〈22〉这一篇东西后来被收进了他的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社会》之中。 以上两个是东西文化“短路”时迸发出火花的例子。如若没有很深厚的经典文化的根底，是绝难达到这般成果的。 三，再谈“碰”就需要实力，实力在哪儿？ 上面说的是上一个世纪中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特异现象”，那么在这个一百年之中，西方的思想情况怎么样呢？ 他们基本没有改变：即――西方的宗教依然保持着只崇尚“一个神明”的信念，继续把发扬、光大“上帝”的理念作为义不容辞的使命。这般的决心，表现在欧洲历史上就是为一个神而战的“十字军东征”；这个名声极坏的战争是“上帝的军队”去攻打另一个“一个神明”“默罕莫德的军队”；当然，现在不是“黑暗的中世纪”的重演，但究其根茎，不同的只是西方已然――当然是静悄悄地把他们的“神明”、“上帝的选民”、“白色人种优越”装扮成所谓的“第三种文化” 〈23〉、“现代理性”、继而“民主制度”而已。 一言蔽之，以我们中华新生儿的成长速度与软骨病的素质，无论是无识的西方人还是有识的、西方的中国通们都给予了极度的关注。因为“闯”的时代已经结束，“碰”的时代即将来临：但是要想使我们的孩子健康、有力量，并具有“碰”的实力，我们必须调整他们的营养。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都是“留学生”，胡适之一代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留学生毕竟有很大的不同。新的留学生，这些人的数量与过去那些派出的人的质量是一个奇特的等号－－就是说，现代的留洋派大多没有中国文化的积淀与底蕴，他们是在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环境中成长的，而过去的留洋者都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受过极其严格的传统与经典的训练。 基于这样的事实，我在今年五月一个给牛津大学学子、学者的讲座上提出了有关要“重诠中国古代经典”的建议〈24〉，我的提议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反响，大家不仅与我有同感，而且还立即组织了起来，旨在为我们中华的未来做一点大事情；在会后的谈话中，我还提出了“要重新评价近一个世纪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想法。一个主要的依据是现代中国依然没有从过去那条背弃我们的经典的错路中走出来。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那么可能在又一个百年之后，我们中华的文明会像其他已经在地球上消失的文明一样，仅仅成为一个历史的遗迹。当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种文明的价值当她得不到适当的环境使其延续时，她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寻求另一个环境与载体以求自存。不过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是漫长的，而且其转换的形式也是潜移默化式的。古代希腊文明被罗马帝国、后罗马帝国又被日耳曼民族衍传就是例子。但对于本来拥有这种文明的民族依然是一个悲剧；一些证据是，当我们今人与某个普通的希腊人接触的时候，已经从他们的身上感觉不出他们曾拥有过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与一位意大利的个体交谈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亦是荡然无存――甚至连文艺复兴影子也无迹可寻；这个情况多多少少也发生在现代的中国人的身上：我们那个灿烂的儒－道文化的金沙还有多大成色闪烁在我们的举止行为和言谈话语中呢？ 我们今人并非要全面否定那场二十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那场运动所留下的“后遗症”。若站在一个历史高度来看，可以说百年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有感于当时的时世，出于对国家的忧患，站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维度，想把中国从封建帝国的桎梏中解救出来；那么于今，我们不但要站得比他们更高：我们将站在华夏五千年文明成果的高度；即，在接受清末的腐败是与宋、明后的理学有密切关系的同时（并非真儒学），更要看到西方某些人的用心所在――他们从百年之前就在计划从文化上来颠覆我们。所以我们要动手重新诠释我们的经典，努力挖掘儒－道经学，评定我们古老的文明在现今多元化世界中的现代价值，以期在不久的将来，能真正将我们中华文明的宝库展示给这个世界。 四，我们的武库，世界文明之瑰宝 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宝库里，中华文明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世界目前流行的是希腊－基督教文化；这个文化起先以欧、美为主，后来随着西方传教的过程逐渐向亚洲、南美洲以及非洲蔓延。与之抗衡的是伊斯兰教。这两大教派在本质上和组织形式上有非常雷同的地方：一，是只信奉一个神，这是理念上的；另一个是有明确的组织形式，有教堂，更有庞大且系统的财政手段去支持教会的活动。第三个相同的地方是――都积极地发展自己的组织，以入教、宣誓（基督教是洗礼）来表示尽忠于教会与教义。 比较之下，我们的文明形式是散淡式的，是无神的，是理念性质的，也是无组织系统、甚至是无需处所的。何以我们与他们有如此大的区别，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去研究，也是应该引起中国以外的世界的注意的。 可以说，在我们的传统里，儒－道思想具有很强的理想特质，这方面与宗教的信仰相去甚微，而这个“理想”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去实现的。当然，儒与道相比，儒更容易被理解与接受，这是缘于它以“入世”的方式来影响人们并作用于社会。而道家往往是在人们“不得已”或“不得意”的时候，才会较全面地接受那种尊崇大自然、以大自然为楷模的“不争”〈25〉的理念。基于儒、道在我们的民族中有这样广大的群众基础，权且把它们称作“宗教”也不为过；的确，西方很多学者都把儒学与道学的思想称作“儒教”与“道教”；并把我们有众多的大成殿、夫子庙；观、宇等视作儒、道的“教堂”。我认为这是某种程度上的误解：其缘由是，如果说“道”有自己的观、宇还可以理解――在西汉的时候，人们已经将太上老君说成是老子在天的“真身”。可是“儒”就是另一回事了：实际上儒的“庙宇”――无论夫子庙还是文庙，都是少数，而那些遍布于全国、成百万上千万的“家族祠堂”才是真正儒学意义上的“庙宇”。人们都知道，孔子理论中最重要的两条里的一条是“孝”，孝是对祖先的尊敬；而这些祠堂就是家族祭祖的地方。它们如同任何一座西方的教堂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儒学的“宗教意识”与同姓的“宗亲意识”是一个性质，这就铸成了儒学无法发展自己组织的特征，因为家庭本来就是一个完善的组织。而孔子的“仁”在思想上也是以“孝”为纵轴，这纵轴既是家族的也是历史的。 因而，儒学的“宗教性”表现在：除了这条纵轴的“孝”以外，还有另一条“弟”（悌）的横轴与之相辅相成；弟，是指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是指家庭中平行血缘应有的关系；弟，是要“爱”，爱自己的兄弟姐妹；由此，一个“家庭的十字”便形成了。这个十字即是儒学的宗教性，即“仁”性。按照儒学的思路，要是每一个家庭都胶合成一个牢固的十字，千万个家庭便可以横纵胼连变成一个社会的大网，而提纲携领的便是政府（过去是皇帝与他的朝廷）；如此这般的情况一经形成，社会就安定了，道德就昌明了，太平盛世也就到来了。不但如此，中国的这种非人工化的、由家庭天然血缘形成的组织还不重神明，孔子自己“不语怪、力、乱、神”〈26〉，所以他当然不要人们去信仰神明，无论是一个神或者是众神，对他们都应该“敬而远之”〈27〉；换言之，孔子要人们信仰的是教育，强调从学与用的过程中获得真知，而且还要求人们不要忘记去实现理想（即或是梦想），因为他说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28〉；这也可以说是儒学在组织形式上无需去发展自己的原因，因为孔子深知发展一种的组织，推广、推崇、推销“一尊神”的思想都是很危险的。事实证明，孔子这样的思路在千百年来非常有效地深入了中国的家家户户，也触及了每一个社会的成员。这便是我们的儒学在内容与组织形式上与基督教、穆斯林教的区别，这般的信仰和与其相适应的形式使得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绝少有宗教的战争。而这些特点也是西方人认为的儒学的一个“神奇之处”。 儒学的再一个神奇之处是：鉴己而言它。我们中华的文明根植于我们将理想与信心浇铸在“人”的本性上，建立在一个以“人”做基准的理念上。通俗些说，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他也是人……所以，作为一个“仁”的人，就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很多学贯中西的学者总结说，中国的文化是“重情轻理”，西方则是 “重理轻情”。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也不能绝对，我们的文明也是有非常重“理”的方面的――不是吗？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是自己觉得不合理的、不讲人性的事情，就不要将这样的东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29〉，意思是要人们不去攻击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因为这样做危害无穷。儒学中的“礼尚往来”，重视“克己复礼”〈30〉都是这一类意思。在儒家的思想宝库中，我们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跟“求同存异”〈31〉的理念，这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制止战争、实现和平的唯一的办法。而孔子的“天人合一”〈32〉、“钓而不纲，不弋夜宿”〈33〉――只用线去钓鱼，不用纲网去网鱼；不去射杀夜里在巢里睡觉的幼鸟――这些爱护自然，尊崇环境的思想，不也正是我们全人类都在追求的那种理性的光辉吗？ 再回到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正在丢掉自己好的传统：我们这一百年走的路，使得世界上文化宝库中的“中华标记”已经名存实亡：我们明明有这般好的思想，有这般明智的理念；但是却没有给其他文明带去应有的影响；反之，我们却要将那些舶来品当做宝贝；结果，东学日没，西学也由于我们缺乏自身文明的视角与高度而无法鉴别其良莠，结果是走了火，入了魔。所以东学不昌不完全是西方的责任，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失职，尤其是中国学人的失职。 其实，很长时间以来，西方世界一直陷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情绪当中，一种是带有普遍性的、盲目的“基督教胜利主义”，以为世界终将笃信一个神――上帝；而这股势力的推进器是高度发达的科学与技术；另一股情绪来自那些不同于群氓的有识之士，包括很多善良的中国通们，他们不但从道义上不能接受眼前西方动辄穷兵黩武的政策，并且，对那些在科技的辅助下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倒尽了胃口，这一切使他们愈加对西方文明价值的取向充满了怀疑。这一切便是近两、三个世纪西方思想家求助于东方古老哲学的原因所在。 而今，我们有识的中国人，中国的新一代青年，应该与西方的有识群体联合起来，共同开掘我们文明的宝库，也许在某一日，我们的经典将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瑰宝，尤其是西方的希腊精神阴阳互补，达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4〉的境界！ 五，重新评价百年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所以，现在是给我们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了，阔清其影响已迫在眉睫。而且，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看，这个“新文化运动”是功达极致；按《易经》【乾卦】的卦象，我们国家目前已处在“用九”的爻位――是“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是“见群龙无首，吉”；这个“爻”的意思是：取得的已经够多，要明白“丧失”，“失”是转势，以“失”转入第二个“得”的层次，一个更高的层次；不转就会危险降临。 为此，我提出几个需要今后着手的事情： 一，重诠中国古代经典 1.重诠中国的古代经典，尤其是《四书》，《易经》，《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等著作。应当把这些经典放到当今多元文化的维度中来以找寻它们在思想、哲学、社会、人文各个方面的现代价值，为世界贡献我们的文明成果。 这里，有必要引用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在他63岁时发表的一篇叫“传记文学”的讲话，他说：“《论语》这本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最重要的地位，这部书的绝大部分是记孔子同他的弟子或其他人问答的话的，聪明的学生问他，有聪明的答复，笨的学生问他同样一个问题，他的答复便不同。孔子说话是因人而异的；但他对学生、对平辈，以及对国君－政治领袖－那种不卑不亢的神情，在《论语》里面很完整地表现出来了……像这样一部真正纯粹的白话文言行录，实在是值得宣传，值得仿效的。很可惜，二千五百年来，没有能继续这个言行录的传统。不过单就《论语》来说，我们也可知道，好的传记文字，就是用白话文把一言一行老老实实写下来的。诸位如果读经，应该把《论语》当作一部开山的传记读。我们若从语言文字发展的历史看，更可以知道《论语》是一部了不得的书。它是二千五百年来，第一部用当时白话所写的生动的言行录。从《论语》以后，我们历史上使人崇拜的大人物的言行，用白话文记录也不少……”〈35〉 从这篇讲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希望通过这个讲话，对他自己早期那种“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36〉的过激的论点做出修正；虽然他是从传记文学的角度来赞扬《论语》文风之朴素无华与孔子人格之高尚，但是，凡是有心人是听得出――他在忏悔。 2.重诠的基础是比较，应当将我们的经典与世界其他同时期的经典做比较、鉴别。 3.重诠的人员应该尽量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专家――一定要避免文化的偏见。 二，逐渐恢复繁体字 1.对简化字运动及其成果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 在这方面，很多文字专家都提出过相当多的看法。我本人是站在恢复繁体字系统一边的。 确实，如很多文字专家所说，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字史来看，汉字一直在趋向简化（同时汉字也存在着少数汉字繁化的情况）；其证据是从甲骨文到金文的简化，又简化到大篆，再简至秦代的小篆。由小篆到汉代的隶书，不但是简化，而且是“横矩形化”，这段历史被文字家称颂为“隶书革命”；到了魏、晋、南北朝，又从“方块化”到楷书，以至再简化到行书、草书以及间于二者的行草体。所以以“简化”一词来概括我们的文字史并不为错。但是，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是不是我们的文字要“历史性地”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用如此简单明了的语气是因为一个世纪以来，一些大学问家，大文学家，汉字学家，甚至一些伟人都明确地倾向汉字简化的归宿是拉丁化。 针对我的问题，很多人会说“是，既然是历史的规律，人的意志就不可能逆转。”另一些人会说“我们这几十年推行简化汉字，使得中国的文盲减低到现在的 5％，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趋势是必然的，也是正确的”。或许还有一些热衷于文字“继续革命”的人会拿一些大人物来做他们的后盾。因为鲁迅说过“汉字不亡，中国必亡”〈37〉，钱玄同则提出了著名的“废汉字”〈38〉的口号，他说――汉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39〉。胡适不但支持鲁迅跟钱玄同，他还说：简化――“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一桩过渡的改革”〈40〉。连毛泽东也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的方向。”〈41〉 按照以上这些人的观点，汉字最后的结局就是“必亡”，取而代之的是拼音化。 对以上诸公之是也、非也，我不想直接回答，在此，我先简单地摘录一位热心于保护汉字的香港实业家写的有关汉字改革的文章，然后讲一点儿我的教汉字的体会，最后讲一个羊与狼的故事。 安子介先生是香港有名的实业家，但是也是一位语言学家；他的语言学的知识不全在对语言学本身上，而更多的在他能熟练地讲英、日、法、德跟西班牙语五种外语方面。他对汉字简化最后“拉丁化”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他说过一句：“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的话。 安先生在他新近出版的《解开汉字之谜》与过往关于汉字改革的文章中，强调了几点：一，秦朝用小篆统一文字，是由于战国时期虽然小国遍布，但是大家都使用汉字，所以才能统一得起来。而且这个传统延续了几千年。二，汉字有奇特的承传功能，它将中国的古代文化承传给后代，如我们的经典《易经》《论语》《道德经》等。三，有了汉字，能团结中国；没有了汉字，也能分裂中国。汉字的拉丁化、用拼音来替代方块字，其结果是你说你的方言，就用你的那套拉丁拼音；我说我的方言，就用我的那套拉丁拼音；结果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将四分五裂，将出现江苏国，广东国……。 安子介先生还说，日本与韩国都在近代史上有过以拼音取代汉字的情况，但是都半途而废了。他指出，欧洲现今分裂成众多的国家，语言不统一是原因之一。连我们的邻邦印度都意识到了文字不同所带来的危险；曾任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过一句：“语言既是团结的因素也是分裂的因素”〈42〉――印度由于语言不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分裂的问题所困扰。 下边是我的一点经验：有些人说：汉字的简化字（甚至拼音化）会使得外国人学习汉字比原来容易许多。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是缺乏证据的。我本人在英国教了近二十年汉字，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作为外国人，中国老师教他们什么他们就学什么，并无简繁之分。真正令他们困惑的是我们有两套文字：当他们花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终于学会了一种以后，突然发现看另一种时几乎又成了文盲！他们不但很愤怒，而且觉得受了欺骗。 简化字、繁体字我都教，实际上学生是各有所锺。倒是当他们学会了其中的一种，再“补另一种的课”时，那么“从繁到简者”会为他们失去的部分而遗憾； “从简到繁者”会为他们获得“补充”部分而欣喜――如爱－爱；国－国；开－开；龙－龙。不过总的来说，由于有文化的间隔感，他们通常更喜欢学带有更多文化信息的繁体字，而并不介意多写一些笔画。 狼与羊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著名的生产高级羊毛的地方。但是自七十年代以来，澳洲人觉得野狼对产毛羊是个很大的威胁；于是展开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打狼运动；因此狼的数字大为减少。固然这个运动使得羊被狼咬死的数目锐减，可是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澳洲出产的羊毛的质量明显地下降。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原来羊毛的质量与狼的威胁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有被狼咬死的威胁，使得那些最强壮的公羊有较多的机会在羊群中建立自己的地位，从而在与母羊交配上得以占上风。因此产出的小羊体质也强壮，羊毛的质量也更好。狼没有了，母羊的“情人”便滥觞了，出世的小羊也都成了凡种庸胎，于是羊毛的质量下降！ 2.鉴于我是“恢复繁体”派，所以繁体字不但应该恢复，我甚至希望启动一些功力深厚的文字学家，文学家重新整理一些字与词，并以身作则，写出一些好的例句，做出一些好的文章，以此来鼓励后学们使用。尤其是一些连词、介词，我自己是写书的人，常常为我们的字库里的词语的贫乏而苦恼；另外，有些古文里的动词现在很多都加了一个字成为名词，使得我们现今的话语不如古文的生动。比如“母”，本来动、名通用，如今只可用做名词，而且通常还要添上一个“亲”，母亲。 在此，我拿出一段提倡中国文字拉丁化的梁启超先生的文章，先将他的原文录在下面；然后我再将他的这一段话用拼音记录下来，以做比较： “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蛾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籍，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阔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43〉 以上我仅是随随便便撷取梁公的几行“汉字”，已经是“色香味”俱全了，有着超等的感染力。对现代思想史或对现代文学稍感兴趣的人都会熟稔梁启超那日月临空，精辟贴切的文采；而他行文的气势也是长虹贯顶，绕柱不散的；更加之音律上的抑扬顿错，使人朗读起来便如金铃缀地，玉盘落珠，妙不可言。正是这一颗颗汉字，使得当时千千万万中国读书人奋然而起，响应他的“革命”。这些人中就有胡适。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变成拼音： “Ranze qiu weiwang qiu jinbu zhi dao,jiang naihe? Yue,bi qu shu qiannian hen bao hunzhuo zhi zhengti,posui er jifen zhi,shishu qianwan ru hu ru lang ru huang ru e ru qu zhi guanli shi qishe shu cheng hu zhi pingji,ranhou neng didang changwei yishang yu jinbu zhi tu ye!Bi qu shu qiannian fubai roumei zhi xueshuo,kuoqing er ci pi zhi,shi shu baiwan ru duyu ru yingwu ru shuimu ru chuquan zhi xuezi wu dei yao bi nong she wu wen jiao zi,wei minzei zhi houyuan, ranhou neng yi xin ermu yi xing jinbu zhi shi ye!” 天地良心，真不知需何等的语言之高手或话剧的名角儿才能读得出来以上的佳文――要是上面那段用吴侬软语或唐山塌腔拼念出来，就更不知是什么样子了。 3.果人们对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端午节”作为他们“文化遗产”记忆犹新的话，现在已经是我们有必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中国汉字的世界遗产权的时候了。 4.必须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繁简并行，不要强制一方，双轨最后的结果是恢复传统的中国汉字。 三，历史地、站在人文主义的角度重新评价白话文运动。此项是与第二条紧密相关的。 四，对新文化运动的人物的重估，特别是那些对现代中国有重大影响的人，思想上、学术上的如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文学上的如鲁迅，语言文字上如钱玄同、赵元任等人。 五，抛开政治的功利，以千年的史观来客观评定我们的十九、二十世纪的百年史，写出一部相对可信的现代史。（虽然西方现在也流行一种“无史可信”的观念） 六，对现行教育的思路与体制进行大胆改革： 由于这一题目十分重要，所以单另做一个章节来讨论、 六，教育的思路与体制的改革 （一）教育的任务目的是“定位” 人生在基本的需求上满足以后，要不要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人活于世，从理论上都会有一个自然的定位。从宏观来说：按照西方对空间――大宇宙的最新的看法是： 1.宇宙大尺度结构是高度对称和均匀的。在星系和星团尺度上存在着各种不均匀性，但是在非常大的尺度上宇宙是相当均一的。任何“一小部分”已经演化好了，并与其他部分有同样的历史。一小部分是指一个几亿光年的尺度。从主线的角度来考虑，宇宙是光滑的也是均匀的。 2.所观察到的所有的宇宙区域的物理规律都是一致的。 3.20世纪6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天文物理学家都相信“大爆炸”存在的理论。 4.我们的宇宙可能是由无数个小的宇宙束组成元－宇宙，每一个小的束又由许多单独的宇宙组合起来。〈45〉 现代天体学家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宇宙可能极其巨大，可能是一个元－宇宙，但是她依然是有东必有西，有南必有北，而且是协调的，即其总的数量与质量，布局与变化都是对等、对称的；总之，宇宙既大又很美丽。而这一切在宇宙大爆炸之前还没有形成，只是在爆炸的那一霎那，一切都就绪了，同时，90％的宇宙空间我们还不能解释――这些都是今天，也许是永远无法揭开的秘密。〈46〉 这些最超前的宇宙形成观与2500年之前中国的先哲老子对宇宙的看法不谋而合。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7〉；老子的“道生一”是指的那次大爆炸。那是大宇宙的初始，就在那一刻，一切都开始了，天地有了，万物与人后来也诞生了。《千字文》的开篇明义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也是在阐述“大爆炸”之时，宇宙的布局便即刻形成的情况。 所以，“道”，即“大爆炸”――这个一切的一切的原动力向我们揭示了两个铁定的法则：均衡、有序。这表现在大宇宙定位于道，宇宙束定位于大宇宙，单个的宇宙定位于宇宙束，太阳系定位于单个的宇宙，地球定位于太阳系――所以，地球具有其祖祖祖父母所有特征，即：对等，对称，协调，一句话：均衡、有序。 由于“三生万物”，生物――进化了几十、几百、几千万年（取达尔文进化论之说），虽然时间漫长，地球却始终是均衡、有序，生物之间，生物与大自然之间，一直都是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下。生态平衡是地球从“道”那里沿袭下来的本能。因此从规律与逻辑上来推论，人类本身也具有这样的均衡－－以下便是我个人的看法了：这均衡必定会蕴藏在整体人类的基因生态环境中。这均衡的秘密我们人类永远也无法完全读译，就如同大爆炸何以发生以及其他的永恒的秘密一样，这个秘密只属于“道”自己。 人类整体基因的均衡、有序就决定了人类本应该是一个生状均衡的群体――即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无法解开的秘密之下领到了一张与别人不同的“活的方式的契约”；这契约便是这秘密所给予的、独特无贰的“基因资源”！ 这资源便是对人类是否能建立一个合理社会的挑战。一个合理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均衡、有序的社会，这均衡、有序表现在她得以在最大的程度上使用每一个个体的基因资源。 理想的情况是，如果每一个个体的资源（基因资源，以下简称“资源”）、每一份“天之赋予”的能力，都得以发挥、展现，贡献于社会，那么由于这种均衡、有序的资源的使用反射到社会的结构上，就是一种对元宇宙的复制，对“道”的复制；换句话，这样的社会将是宇宙与道的最小的自然单元。正缘于此，一个理想的社会只有工种的不同，而没有他多与我少，你大与我小，也不存在贫与富。但竞争还会存在，却是自然的，良性的。人们之间的嫉妒减少了，甚至战争也失去了土壤。 以上所说就是“人生之定位”。 几个实例：在英国。一位少年，他平时不上学的时候非常喜欢与马为伍，而且很善于钉马蹄铁。但是由于他患有天生的“阅读困难症”，所以在学校英文的成绩很差，以至最后结业的成绩达不到他企望进入的一个技术学校的标准。不过幸好有人具有“慧眼”，帮他的忙把事情报到英国考试委员会，经过研究，委员会予以他入学的资格。可以想象，这个青年一生的生活将充满了阳光――能够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 另一个例子的来源是《作家文摘》（2004年10月12日第16版）的一篇文章：一个有电脑才能的中学生对自己在学校的课程越来越不感兴趣，后来经他母亲鼓励于16岁那年从中学退了出来。不久，这个孩子通过自学顺利地拿到了微软公司的MCDBA，MCSD的证书。据说这个等级的证书在亚洲地区的青少年中，他是第二个。 莫扎特的例子就更说明问题，他从四岁的时候就能凭记忆与他父亲的音乐家朋友一起演奏了，音乐这个资源对他来说就象紧贴在他脚下的土地那么坚实与便当；而如今电脑大王、微软的总裁也曾是一个没有完成正统大学学业的青年，但是他在2000年，已经将他的微软包围了全世界。他的资源整整给予他一个电脑的王国！ 无独有偶，英国王储查尔斯最近“重复”了我的看法，他在今年11月的一次关于教育讲话中，对一些学习吃力的学生应该得到帮助的说法是：“我宁可相信每个人都有某种天赋，问题是这天赋需要在恰当的时间得到恰当的辅助……成功可能有各种形式，一个卓有成就的管工或泥瓦匠与一个成功的律师、医生是一样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天赋或才干；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恰当的培养，要是我们做到了这个，他们就会与现在的状况大不相同。”〈48〉 要是基于上帝是公正的；或“道”的规律是对称与和谐；或人人都可以“成佛”；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教无类”，那么“有遗传便有资源”这个定律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灵验”，每一个人都可能存在着至少一方面的强项基因――外表的，语言的，记忆的，音乐、绘画、戏剧，甚至思维，还有某个器宇的，如手、脚、耳、鼻、声带、眼睛、牙齿；以至内脏，肌肉等等。以基因资源的“绝对值”来看，有某种先天缺欠者也必有其缺欠之补偿（老子的理论）：如，聋哑人眼光的锐利，盲人听觉与触觉的敏感等；智力低下的傻子，往往胃口常常非常好，而且通常比正常人对疾病的抵抗力强，不易生病。这些资源优势便是人类定位的“果种”；这些果种很微小，非常难发现，却对每一个个人都十分地重要。它潜伏在你的行为、你的语言、你的睡梦、你的一切行止之中；如若不经意去观察，不细腻地探测，不下一番功夫去培养，是寻找不到它们的。但是它们一经被发掘，就会成长出大树，那将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参天的生命大树。 （二）应该用多长时间找到这个定位的位子？ 既然定位如此重要，我们怎么才能尽早地发现自己的果种呢？ 教育。教育是唯一的答案，包括家庭的教育与学校的教育。教育是帮助人寻找定位的最理想的处所。而等孩子离开学校的时候，就应是踏入自己位置的那一天了；可以说学校的作用在于发现资源优势，给与这个资源以优良的环境，这里是指有形的物质环境与无形的知识环境，以备在学生毕业以前学会使用这个优势。 学校与家庭要长期观察孩子的成长，更要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而任何一成不变、千篇一律的教育都会对“天真未凿”的孩子带来损害；更不要说现行教育制度所谓“一刀齐”的误导――所有的学生参加统一的考试，以能否及格来衡定学生的才能；这样的教条主义的制度不仅会毁坏遗传的馈赠，更严重的是还会扭曲孩子们的心灵。 我们现存的教育体制是很陈旧的，非人性的。这方面东方与西方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在开凿孩子们的天性的方面，一些英国最好的私校较为明智：通常，他们给孩子们设立了十几门，有时是数十门课（有的完全是游戏），让孩子在稚童的阶段就广泛地接触世界。而任课老师则在课堂上有责任去发现孩子们的志趣所在，然后加以鉴别，选出那些可能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的课程，以做进一步的观察与培养。遗憾的是这样的学校并不多，而且进入中学以后，反而停止了，反而去完成所谓的国家统一考试。 我建议学校应该分为三个阶段：这个思路是基于我们中国的大教育家孔子的两句话：“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 〈49〉。 “经典教育”与“发现兴趣取向”为第一阶段： 经典以《论语》与《道德经》打头，使小学的语文经典化；不妨死记硬背――孩子是一张素白的纸，记忆力是他们最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减弱以至完全消失。经典教育应该集中在两个方面，道德与智慧，而《论语》、《道德经》正是最理想的教材。 发现兴趣取向是：从孩子自由玩耍中发现他们的兴趣。这兴趣可能有不止一种；而且要估计到一些兴趣会中途改变；不过不要去干预。这便是孔子的“因材”。“因材”是设置多样化的课程，发现学生的兴趣所在，并进一步发现他们的资源优势所在。为此，我建议从幼儿园开始，至少应该让每一名儿童去接触几十、上百种事物，从兴趣中发现“才能的矿苗”。有了兴趣，方能开拓才智，这将是使孩子们从心理上不会对所学的东西产生厌倦跟感到压力的关键――我最近看到的报道说，北京市初中学生中对学习厌倦者占70％。 “施教”是学科的设计，所以要以导引其才能作为基准－－有一个较形象的比喻：发现每一个孩子的资源优势就如同考古队在挖掘埋在土层里的恐龙化石，需要小心翼翼地去用小土铲去铲，用小尖镐去刨，用小针去剔，用软刷子去刷，甚至还不时地要用嘴去吹，以清除尘埃；只有这样，才可能将整个恐龙的骨骼化石完整地挖掘出来。一如孩子资源优势总是藏在他们的天性、性情、兴趣、嗜好下一样，只有长期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去挖掘，方可奏效。当然，孩子的兴趣可能会改变，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孩子的资源“埋”得很深，有时也会出现“假象”。但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才能就在下一层土里。 第二阶段是从“兴趣取向”进入“导向资源”，并进一步实行“基础教育”： 等兴趣固定后，给予一切条件，使得孩子的“果种”或“资源优势”得到健康的发展。这段时间可长可短，视孩子的情况而定。而教育方式则应该是近于半工半读式的，“工”是发现兴趣，继尔探寻、导向其资源优势。“读”是继续读经典，以立人立志，懂得道德，明了是非；同时教授认、读、写，以及其他基础教育如数学、常识等。 第三阶段是“定位阶段”： 在确定孩子的资源优势后，以这个优势为中心，以相关的知识加以辅导与熏陶，要请有这方面专长的教师给予特殊的指导。比如一个孩子在土木上有才能，小时候喜欢玩复杂的积木，稍大后喜欢自己动手做各种建筑的模型。我们就应该以此优势为主轴，除了在建筑上有人引导以外，他的课程还应该有数学、几何学，美术，雕塑，音乐，历史，美学，电脑等。如果一个孩子喜欢接触植物，教师就应该注意孩子的动向，观察他的心理，也许这个孩子将来是一的出色的园艺家或农艺家。而给予他的帮助则围绕着与植物有关的知识，如自然，生物，化学，艺术等。同时，立人立志的教育依然十分重要。“性相近，习相远”〈50〉是孔子对教育环境的看法。后天的习练环境将会把人们改变成很不同的族群。这个理念非常重要。试想：要是一个孩子天生有外科手术大夫般灵巧的手指，而且对残破的肢体，对血不感畏惧。那么在学校“道德”――经典思想的培养下，这个孩子的果种得到正常的发育，最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很有成就的外科医生。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以道德的教化，未来，他也可能变成一个杀人的天才，一个嗜血的战争贩子。 综上所述，要是一个人的定位不对，或者不准，就势必会产生不稳定的情绪，甚至极度的沮丧。如果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尚好，要是在一个社会中有一半人是这样，社会就处于动荡的边际了――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讲。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定位不准则是一个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的损失！我们这些“过来人”可以想一想，现在你从事的工作在多大的程度上用上了你十几年、二十年从小、中、大学苦读到的知识？个人耗费了学习的时光不说，还一生做着不是你之好、不是你之所才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痛苦！而国家的浪费就更是惊人了，不仅在偌大教育经费上，而且在“才非尽其用”上。这个情况如果发展到极端，则无异于国家花费数年的投资，却在培养自己的“叛逆者”――人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满，近一步则对制度不满，对国家不满。从人类权利的角度就更甚，一个人无法以其素质、资质生活在世界上，那么人生的欢乐、质量、意义何在呢？ 不过一定会有人指责“这种设想是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一个社会需要一百五十个会计，可是有这项资源的、被培养出来的只有一百个，那么这个理论不就站不住脚了吗？〈51〉” 我还是那个既古老――老子，又现代――天文物理学家的看法，无论是我们的地球，还是我们所依存的社会，最理想的状态都是均衡、有序。地球然也：有山有水，有不同的季节，有两南北极，有金木水火土，有月球与行星围绕，有太阳照射，有树木每日制造人所需要的氧气，有上十几万、几十万个物种保持着奇妙的生物链……。那么我们人类的社会为什么“不”呢？人类社会也需按照这个元宇宙的规律“然之”。所以我们应当从另一个角度来评估这个情况，即，要服从这个同样奇妙的生态均衡－资源优势去培养专门的人才，相信由这个元宇宙所产生的数目比例是最合理的，是最有序的，而不是那个“社会”需要的数字。这是真正的“自然 ――而然”，是那个“大秘密”给我们提供的社会分工的比例：是100个会计，而不是150个。 如果从这样的理念来推论我们的社会，那么教育的改革必将成为全世界社会改革的关键。好的教育制度能带来富强，能创造和平，能使人得到真正的快乐，能使我们人类不辜负“人类”的美称。 七，“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百年前，我们精英中的绝大部分虽然满肚子洋墨水，可是不要忘记他们在出国之前有着深厚的中国经典的底子，儒－道的思想已经渗入了他们的血液。这些人即使是“洋到了家”，骨子里还是中国的文化。即使在我们后人批评他们“把新文化运动搞过了头”的时候，我们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的爱国之心“旷史可鉴”。功也，过也，这一代人依然是铮铮骨气的中国学儒。我们这一代则不同，由于我们缺乏自己祖宗的经典，骨子里面铁质不多。所以，到西方经济大潮迅猛而来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学子置身西方物质文明的时候，我们的软骨病就十分突出了，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对中国的未来缺乏信心，甚至会产生类似一百年前梁启超说的 “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种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人最优。”〈52〉的悲观想法。 那么，这骨气从何而来呢？这骨气只有靠自身的文明支撑而没有其他的办法――除非你不想当个中国人，你的愿望只是做一个二等或三等的“异地臣民”。 重估百年来的新文化运动绝非是否定前人的成果，况且，以我个人长期生活在西方的感受是――他们之所以在诸多方面强于我们，是由于其社会的结构、教育的制度、人文的思想以及很多方面都有相当合理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前辈“着迷”之处。而且没有前辈所做的一切，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现实。我们不但不怪罪他们，反而应该感激他们，因为通过百多年来的教训，我们看清了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意图”乃至“招法”。而我们现在要与他们“碰”，就要清醒地，老实而真切地认识西方这些长处；同时要重诠我们的经典，补上前缺，从21世纪起，来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百年的“新运”，我们经历了多少劫难，尝试了多少改良，变换了多少方式；苦也好，甜也好，心酸也好，心慰也好，一切都是积累，都是财富。前人已将中国的巨轮推动了一周，我们来接力，装上一个五千年文化的引擎向前冲！只有那时，我们的马力才会真正地壮大；于时，不但可以与西方碰撞，而且可以战胜他们。不是吗？我们中华在经济方面。以国民生产总值之总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已踞世界亚、季之间。并且，历史告诉我们，中华的昌盛是一种“中庸”式〈53〉的，是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我们的强大将会创造和平，消弭战争。中国的大同世界不会是神圣罗马帝国，不会是拿破仑一世与二世的第一、第二帝国，不会是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不会是德国纳粹的第三帝国跟二战后的美国！ 最后，让我们中华民族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同携起手来，共同建设一个与天善，与地善，与人善的美好未来！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苏立群 2004年11月30日于英国伦敦 【作者声明：此系公开信，无需有版权之虑】 【注释】 1，《道德经》 第六章 2，王涛《韬园尺牍》卷4，30页。 3，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Evolution and Ethics 后人对其译作多 有微词，主要有两个方面，都是对他翻译的《天演论》的“信”的怀疑，首先认为严复翻译的时候受更着重于“达”与“雅”，于是他使用了许多新旧、洋古合璧的名词。有的很贴切，有的则显得突兀奇诡，难为读者所懂。然而严复移译完以后是颇为自得的，他在这本书的“译例言”中说为了寻找恰当对等的中国词汇，他“新理踵出……索之中文，渺不可得。”“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踯躅。我罪我知，是存名哲”。这般的口气，又是翻译这样重要的著作，严复大有孔子修订鲁史《春秋》后说：“知我春秋，罪我春秋”的感慨。在当时，文体的优美，是得到士大夫的认可重要保证，所以严复之刻意，是他期待其译作达到震撼中国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他翻译之时，正是中国倍受洋人、洋教欺辱之时，所以笔下常常流露出个人悲愤之情，这样就影响、损伤了书的原意。 4，胡适《四十自述》“我的信仰”。 5，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廷派李鸿章赴日签署《马关条约》；康有为 联合举人上书抗议。 6，日本，实藤慧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7， Kidnapped in London, Bristol，1897 8，1883年年底，孙中山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C.R.Hager 洗礼入教，李梵， 《西方文化与中国》275页。 9，1900年为农历庚子年，次年为辛丑年，这一年中国与八国签订了《辛丑条 约》，条约中规定中国需向各国赔款。 10，印度由一个佛教的发祥地改为后来的印度教，印度的文字也不统一。 11，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12，摘自网上“西方流行《道德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除了《圣经》外，老子的《道德经》从1816年至今各种版本已有250多种。现在，每年都有一至两种新的译本问世。 13，人民日报海外版“吸取孔子智慧，解决当代问题－纪念孔子诞生二千五百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14，《西方文化与中国》沈福伟（上海教育出版社） 15，鲁迅《狂人日记》 16，胡适《吴虞文录》序 17，18，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 Chapter 1 By Alan Bullock 19，Grammar School 20，Comprehension School 21，胡适《四十自述》“我的信仰”。 22，郭沫若《跨着东海》第四章 23，The Third Culture, By John Brockman. 24, 牛津纪要－指我于2004年5月29日在牛津大学的讲座以及会后的纪要（由一位心理学博士生整理）。 25, 老子《道德经》第22章 26-33, 孔子《论语》 34，老子《道德经》 35，胡适《传记文学》 36，胡适胡适《吴虞文录》序 37－41，李梵《汉字的故事》 42，李梵《汉字的故事》 43，梁启超《新民说》“进步论” 44，胡适《四十自述》 45，Martin Rees 《宇宙的和谐，暗物质，人类和人类宇宙学》 46，Martin Rees 《宇宙的和谐，暗物质，人类和人类宇宙学》 47，老子《道德经》 48，P6 News Monday, November 22, 2004 The Daily Telegraph 49，孔子《论语》 50，孔子《论语》 51, 这里的“乌托邦”是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亨利·圣西门（1760－1825），他是思想史上一位有趣的人物，因为，尽管他实际上并不了解科学，但他却雄辩地论述了科学的重要意义；而且，他设想，科学家将在重新组织社会方面发挥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说英国的牛顿是一个里程碑，要法国建立“牛顿委员会”，主管国家的政治事物；还要推举100个物理学家，100个工程师于100艺术家（画家与音乐家）组成政府，认为这是一个理性社会的最佳领导模式。到晚年，他还企盼在一个不太久远的将来，对科学和教育体系以及教育方法进行一番改造，以保证科学成为所有劳动者的“完善工艺”。 52，梁启超《新民说》“序论” 53，孔子《论语》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