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者谁？ 沈敏特 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做了一档题为《归途如虹》的节目。讲的是这几年由于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吸引留学生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政策，取得了骄人的效果；一大批归国留学生在祖国各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还以一系列数字，令人信服地指出，建国以来重大科技成果，如氢弹、航天、信息工程、基因工程等，主要依靠前前后后归来的留学生。特别是新时期，已经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事实确凿、成果巨大、鼓舞人心。 但是，看过节目，仔细一想，陡然发现其中作为典型推出的人物，几乎（确切地说，不是“几乎”，而是100%）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留学生，不见一个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学子。这不能不引以为憾，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中国从近古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整个过程中，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的，恰是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留洋学生。开创了现代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高张科学与民主大旗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无一不是留学日本或美国的大学者；其中最意味深长的是鲁迅，他在日本学的是自然科学----具体而言是医学，但他对现代历史所作的贡献，却在人文领域；他把改造“国民性”作为他全部事业的依归。科学技术虽号称“第一生产力”，但它须臾也离不开一个相应的社会、人文的环境，离不开组成这环境的人。不能想象在中世纪，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科学技术能够顺畅的发展。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相生相伴，而中国若没有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思想解放，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无从谈起。而思想解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首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留学生。且不说陈独秀、李大钊，就是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也是留学生。 当然，讲这些大道理，还必须面对当代的思想障碍。 一个思想障碍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理解为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看不到经济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涉及经济与政治、与文化、与教育、与法制的诸多方面的关联。而对生产力的理解又片面夸大科学技术的作用，而忽视生产力中一个最活跃的因素----人。我所说的“看不到”、“忽视”，不是指口头上、宣传上的(这些有时并不缺乏，甚至还有喧嚣过度的)，我是指实际行动。就像马克思所说，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行动才最真实地体现思想和认识。 谁都看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价值体现面对两种完全不同的估价系统；且不说科研经费有天壤之别，奖励办法也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科学有500万的大奖，社会科学还没听说有五十万的大奖；至于刊登、出版的报酬更不堪言说。由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劳动价值得不到真实的体现，背离了投入与产出的基本关系，从业者面对一个哭笑不得的现实：愈下功夫，也就是投入愈多，回报率愈低；这种价值的天大的误算带来的实际效果是鼓励粗制滥造。至于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问题更大；1979年，宋庆龄先生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就表达了她对中国教育的深深的忧虑；她认为这样的教育断然不能支撑中国的现代化。以为科学技术就能带来现代式的富强，清代洋务派的命运已作了确切的回答。 当前，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同时存在的问题，恰从正反两面证明：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相配套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否则，发展带来的将是发展的瓶颈。时间愈长，付出的代价也愈大。 另一个非常典型的思想障碍是：当代发达国家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不如自然科学，无可借鉴。就是好东西，也不适用于中国。当然，照搬是肯定不行的；但是有一条基本经验是必须借鉴的：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达植根在相应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之中。经济，包括生产力，永远不能单枪匹马，独领风骚；经济必须与整个社会环境、人文环境构成良性的、互动的关系，才有经济能赖以持续发展的所谓和谐社会。把改革开放看成仅仅是经济的，甚或是科学技术的改革开放，这是一切误解中最大的误解。而正是这样的误解，化为了无数我们已司空见惯的举措和行为。 《归途如虹》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