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痕文学”到满身硬伤的文学

    从“伤痕文学”到满身硬伤的文学
    
    
    －浅谈文革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
    
    
    
    心言
    
    
    
    
    序
    
    
    
    自从十六年前发生那场风波以来，每年的六月四日在海内外华人心里就有了特殊意义，每年的这个日子也都引起我发自心底的绞痛。十六年后的今天，人们对那场风波的看法见仁见智，两种极端观念之间似乎找不到妥协。特别在海外，任何人文观点和经济观点只要稍微与两种极端观念不吻合，要么立即会被冠以民运某某功的罪名而遭到责骂，要么被什么民运或者宗教人士指为亲共。然而那些某某功某运的领袖人物们又出自何处？又有多少原来的中共干部到海外受洗信教后立刻反戈一击，对中共的指责谩骂远甚于普通人？而华人教会除了抹黑攻击中国大陆外又究竟为当地华人做过些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始终不得其解。
    
    
    十六年前的那个日子过后不久，在北京的街道上我向一位戒严战士问路，其实不过故意要了解风波过后军队的态度。这位士兵立刻立正行军礼，然后才笑容可掬地回答他不知道。他的笑容十分和蔼，但那种情况下更容易让人觉得不自然。在北京站的候车厅，一位参加过当晚行动的连长痛哭流涕地对我说，解放军是不可以对老百姓开枪的，军队团以上大规模调动也不是随便哪个人下令就可以的。我回到单位把这两件事向同事们讲了，他们大惊失色，问我怎么敢在那种情况下故意接触士兵，难道不怕他们开枪？
    
    
    而十六年后的今天，人们再看那场风波的态度呢？既使是有人别有用心地诱惑学生们闹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生参加？为什么会得到全社会的支持？既使是某某功也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明明知道不过是气功也情愿当成信仰？而那些曾经是国家高层决策人士智囊幕僚的人们，是什么促成他们毫无传统文人气节可言，堕落到今天令人不齿的程度？
    
    
    再看十六年后今天中国（甚至可以称其为中文）的思想文化，被禁钴的是什么，风靡的又是什么？难道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吹捧就可以掩饰社会的缺欠和某些领导人物的过失？难道风花雪夜沉沦不堪的文化思潮会让人永远麻木？
    
    
    我是个远离政治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过是见到这些现象以后产生一些发自内心的疑问。我的观点未必没有缺陷，诚恳希望大家批评。在我看来，我十六年前在那场风波里死于流弹的校友是无辜的，就是再过二十年也不会改变这个看法。而且我永远不可能理解，一个曾经受到“四。五”运动支持的政治家，如果知道甚至那场运动都没有动用军队镇压的话，怎么忍心会动用军队镇压学生？更在刚刚恢复权力百业待兴的情况下，以建立法制的名义审判“四人帮”？我无法从政治运作的内幕来图解这些事件，因为根本就不知道那些内幕。但是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我想仅从思想文化变迁过程的角度进行探讨，试图分析在这期间文化思潮究竟有没有推波助澜，今后又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我写这个系列的目的不在于清算谁，指责谁，而是要放眼于未来，在民族和谐的前提下呼吁中华民族的所有份子放弃前嫌，携手共同为今后发展尽力。
    
    
    
    一　与“实践检验真理”同步的“伤痕文学”
    
    
    
    “四人帮”粉碎不久，随着为“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出现了一系列描写那场冲突的文学作品，随后更发展成为整体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这期间的主流是好的，如果没有这一批文学创作，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不会有当时那么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是在反思对“四。五”运动的镇压和“文革”时期残酷斗争的这些文学作品当中，很多也都带着“文革”期间遗留的矫枉过正的明显痕迹，往往流于对前一个时期错误的过分描写，而不是从思想深度上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人间悲剧，以及今后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比如，描写“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提到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搏斗如何惨烈，有多少人丧生等等。结果后来调查发现当时北京市委是为避免大规模冲突尽了力的，根本就没有一个人丧生。描写“文革”造成悲剧的文学作品就更为人们熟悉了。
    
    
    我参加工作后曾经问过一位当时因传阅“天安门广场诗抄”受到处分的工程师，当晚他在天安门广究竟是否见到过人死。他那时已经平反担任党委组织部长了，很坚决地回答“没有”。并且不无忧心地告诉我，把任何事情故意夸大将来都有可能付不必要的代价。"六。四”发生以后再想起那句话，我心里始终有这样的疑问，以前“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没有死人的结论是否所有高层决策人都知道？特别是邓小平先生，以他的身份是否有人斗胆讲过实情？这样就自然引出一个时期的文化思潮会对那个时期的决策起到何种作用的问题；更进一步分析，这种言行越过分越得当权者青睐的文化陋习就有一个究竟应该怎么避免的问题。
    
    
    同样，公审“四人帮”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也会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首先，如果从健全法制的目的出发，当时很多社会政治问题都有轻重缓急的先后次序。如果那时首先治理腐败呢？“四人帮”该不该立即审判? “文革”造成的错误是否都应该归罪以他们几个人是很大的事情，在当时容易被误解为政治报复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就可能在以后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在中下级干部当中产生玩世不恭的心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道德规范在倾刻间毫无标准可言。而同时在反思批判“文革”的文学作品和文化思潮当中，有没有一味媚上的投机心理？这两者间互动的结果又会是什么？
    
    
    同时期在理论界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仅非常必要，而且也是要持之以恒的。令人遗憾的是，这场讨论本身就是以反对“两个凡是”为目的的，随着华国锋下台而消声匿迹了。而此后的一系列决策究竟同样有没有必要经过实践检验呢？随着思想理论转化成“摸着石头过河”，文学创作也在迷失。类似古华“芙蓉镇”那样具备思想深度的创作不见了，几年后出现了跟随政治潮流的“活着”，单纯从狭隘的悲剧角度渲染死人越多效果越好的悲情，而不是探讨这些悲剧出现的原因，其中更夹杂了一些变态性描写做噱头。应该说，今天中国文学一片风月的独特风景的始做蛹者正是过去风靡一时的大牌作家们。而我们的文化思想就在这一波波的演变当中失之于浅薄和媚俗。
    
    
    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之道的精髓就在于人治，为统治阶层服务。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从赞颂鲁迅的革命精神到今天有人对鲁迅思想的反思，中国文化人的主流还是停在甘为权力奴隶的层次上，抛弃的只是实是求是的探索精神和文化思想本身应该具体的历史观和使命感。而现行政权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又究竟有几个封建朝代的文字狱堪与匹敌？毫不足奇，高层决策人身边的幕僚们怀揣护照玩弄民意，心里根本不顾及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二　“改革文学”可曾预料过今日喧嚣？
    
    
    
    恰如很多“伤痕文学”的作者理直气壮地高呼“干预生活”时，根本没有预料到后来八九年的那场风波，少数人涉入那场风波时也从未检讨过自己曾经的推波助澜，描述工农业改革的作家们也从未认真思索过改革的步伐究竟多大才是极限，所抨击的时弊当中有多少属于计划经济本身体制的制约，多少才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在“改革有理”取代“造反有理”的同时，人们不断为“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的点子喝彩，也为“人到中年”中暴露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所揪心。整个社会都清楚认识到，中国人太贫穷了，体制太僵化了，近代留下的外辱太惨痛了。然而在究竟怎么奋起急追的见解上出现分歧，再接下去讨论时面临着思想的禁区，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成为解释改革以来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大箩筐。令思想文化界向往的“实践检验真理”呢？
    
    
    
    几乎没有人质问“乔厂长”的点子怎么在实际工作中行得通。随后出现的“新星”中李向南也不过是个具备极强家庭背景的一介书生，他的形象来自中国社会对清官的古朴崇尚。而与此同时，在文学创作的另一边，张贤亮对“性”的冲击已经让很多作家意识到，今后传统小说里的爱情插曲正悄悄向“性”一端倾斜，成为吸引读者的新潮良方。而现实社会的发展呢？文革后期以知青不择手段回城为诱因出现的走后门和裙带关系正在发展成任人为亲和行贿受贿，而企业改革放宽自主权和承包制却使裙带关系和任人为亲合法化，经济体制放宽的过程中却忽视了独立健全的司法监督机制。究竟是缺乏经验非要这么“摸着石头过河”不可，还是应该温故知新，从古今中外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现有的社会科学机构遇到体制外政治幕僚的有力挑战。而这时的文学创作踌躇了，既无法冲破政治的框架，也不能再原地踏步靠乔厂长们为改革支招。有预见力的作家们正隐约意识到，建国以来所有的报酬和物价都在上涨，唯独稿费原地踏步，再肩负社会责任的十字架老骥伏枥，就不是简单的创造乔厂长们这种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的主人公的问题，而且保障温饱的生存大事了。可惜直至这时，中国文学的创作仍然是几十年不变的老套路，人物描写要做到性格鲜明，故事的发展要面面俱到，结果所有人物情节描述公式化，每一个故事伏笔留下不出几章就被一直猜到结局。文学作为思想文化整体的一个单元，也随着社会发展整个陷于泥潭，而且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宽松环境完全不成比例。
    
    
    
    有时我暗问自己，如果“六　。　四”换一种方法解决，难道就一定是东欧国家那种结局吗？要知道这之前中国独立自主的政策和独特的东方文化传统与东欧国家有很大差别，也不是非要强行把军队开进城才能稳住局面。开枪的代价是什么呢？我想持任何观点的人都不得不痛苦地承认，那些枪打掉的正是反对腐败的正义呼声和社会良知。普通平民百姓终于惨痛地认识到，公义有时不得不向强权低头。现在再反观海内外华人社会中缺乏正义，恃强凌弱和纵情风月的普遍现象，难道不值得反省吗？
    
    
    
    有人会以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文化上的多元化来反驳我上述观点。这里我也必须首先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是巨大的，“六　。　四”以后的开放步伐不仅没有向后转，而且加快了。但是如果理智地探讨我们是否还可以做得更好，就有许多经验教训要认真吸取。
    
    
    
    首先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全国仅以广州和苏州为主要工业园区的发展已经造成严重集中的环境污染，而这些地区传统的经济文化原本就已经非常发达，目前人口密度已经远超过饱和水平，况且引进的外资已经囊括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环境污辱严重，技术层次低下的产业。如果环境污辱无法解决的话，后续发展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可能毁于一旦。同时，为刺激经济增长鼓励的高消费已经在社会上造成腐化，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对资源掠夺性的高速消耗也严重威胁经济发展的持久力。必须指出，关系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防实力的企业和经济实体在这些经济特区的比例很低，如果单纯维护这种毫无比例的单向经济增长，不仅有经济高速增长究竟会维持多久的问题，更有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整体国防实力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的问题。要知道，解放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工商业并非不发达，不过是缺乏保障国民经济和整体工业实力的关键基础工业和科技，也就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投资的赔钱产业，单靠税收进口的洋枪洋炮毕竟缺乏基本的技术支持和更重要的民心的支持。这时思想文化对这些社会现象应该检讨吗？文学创作的题材会欠缺吗？令人痛心的是，所谓的多元文化不过是以感性文字替代样板戏，而且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趣味越低级。整个社会单纯经济行为已经严重侵蚀传统文化和纯文学应有的一席之地。
    
    
    
    三　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文学的失落
    
    
    曾几何时，汪曾祺从陈年旧稿里发现陈登科的美谈消失了，进而出现的是门户，流派和旧识等种种裙带关系，文学界出现新人之难犹如上青天。如果没有圈内人引见，任何人要踏入文学的名利场远远难于演艺界。诚然，演艺界出于对一些角色的气质，年龄和外貌要求，导演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必须要启用新人。而文学界则由于读者对某些作者的认知，往往倾向某种风格和某种题材的作品。但必须承认，文学创作同样也有年龄的极限。一般好的长篇小说的最佳创作年龄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低于这个年限则缺乏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作品失之浅显；高于这个年限则由于精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等为写作长篇巨著造成实际困难。诗歌的创作年龄要远远短于小说。但是，中国文坛的独特风景远远不在这里。读者看到的是巴金等老一辈作家占据文坛长达几十年之久，如果其早期名著为世人称道的话，何不靠这些作品的版税颐养天年，并且更为世人尊重，而把文坛领军的重任让给精力旺盛的下一代。而文坛新人中某些前辈的子女所占的比例和位置更令人瞠目，其中究竟有几个写得出堪称文学的东西世人尽知。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态，任何作品都要为政治服务，否则就是冒天下之不讳。文革结束以后平反的一些作家们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些游戏规则，只不过又把他们个人的旧知新朋重又拉入圈内。
    
    
    中国文坛需要改革吗？单纯追求利润等同于改革吗？
    
    
    在国人几乎全体惊诧高行健的“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中国的文学作品还是在走几十年形成的老套路，首先是政治上要求的典型人物典型故事，其次是人物性格鲜明，故事完美无缺。结果是一个时期的作品几乎都在写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相似的人物。难得见到在题材和创作风格上有特性有突破的文学经典。往往是一个名作家定下调，其它人跟上去一窝蜂。改革初期虽然曾经引入意识流，黑色幽默等技巧，但由于大多数使用这些技巧的作家文字功底欠缺而昙花一现，而且既使再怎么使出力气也不过是重复人家早就玩过的花样，根本就没有考虑怎样把这些技巧发挥得恰到好处。相反，一些人又开始玩弄文字上的小聪明，而忽视了其要表达的思想。所谓前卫作品更是远离生活，根本就没有任何生活根基。
    
    
    直到一九九四年，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例，一方面是以传统的为政治服务的“正统”作品，一方面是描写性压抑，心理压抑甚至大学生刚刚毕业就被“包养”的所谓先锋作品。而诗歌则经历了从朦胧诗到忧郁诗，更有骆一禾和海子的宗教诗为代表的创作思想的演化。如果说其中一些传统作品反映了现实生活一些问题的话，那么那些前卫文学则越走距离生活越远。
    
    
    “小说选刊”九四年刊载了一篇女大学生到深圳后被包养的中篇小说以后，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同今天的身体文学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而骆一禾和海子的宗教诗则远离国情和现实生活。我想，如果骆一禾不是这样自认为“圣经”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话，而是带着使命感真正走进生活，他或许不会因过度用脑导致突发性的脑出血而丧生。同样，海子如果只停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话也不会自杀。再反观与此同时的文学市场呢？有多少人，尤其是大学生们，认同这些所谓的前卫文学，多少人为海子，食指和顾城等人的极端行为喝彩，而完全忽视了现实生活？这不禁让人感叹，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没有经历过“文革”那样的浩劫本来值得庆幸，难道非要有强制性的“上山下乡”才能体验普通大众的生活吗？
    
    
    最近读到骆一禾的一些宗教诗我惊呆了。诗人的才华令人钦佩，但这毕竟不是心血来潮就能给中国找到的出路呀。躲在“诗刊”编辑部的金字塔里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从事这些写作时，他可曾想过到工厂去，农村去，看看工人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究竟需要什么？而他的这些诗作居然被某些人捧为先知，要仰视的思想先锋？
    
    
    以一九九五年为分水岭，中国文学创作开始走向趣味低下。先是一些女作者以闺中情结登场，接下来走向身体文学。在商家从炒作中牟取暴利的同时，文学界还是有批判声音的，尽管无济于事。“下半身”文学终于以其成名速度，争议和暴利开启了文学青年挤入圈内的灵感，接下来就全面侵入文学市场了。这时政府对出版行业的转型也为商家提供了牟利的契机。一方面是政治上不可逾越的鸿沟完全限制着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另一方面是刚刚放开的文学艺术创作的某些道德制约，中国文学艺术的消费者们终于可以抛弃政治说教的东西，而接触欣赏消遣性的作品了，何况还有一个几十年禁止的偷窥隐私的欲望。
    
    
    一个理想的文学市场应该是多元化的，通俗娱乐和高雅深沉的作品同在，而且应该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实事求是地讲，只要由市场来调节，通俗性的作品就会远较纯文学的东西畅销，这是十分客观的现实。但是如果通俗作品没有底限的话，整个社会的文化趋向就会失之浅薄。就是在市场经济机制健全，行业规范完整的西方国家，国家对文化的投入和导向也是存在的，否则民族文化素质势必降低，文化生活的庸俗将加深社会生活的腐化和庸俗。比如美国，文学新人的创作可以向政府设置的基金会提出申请，拿到资助以后按合同允诺的题材写。资助额包括调查研究收取素材，工资和出版等基本开支。华裔作家ＡＭＹ　ＴＡＮ　和张纯如都是得到政府资助才开始创作的。这样上路以后就以对某一生活面的了解有了擅长，同时也发展出固定的读者群。这样出来的作家要改写其它东西也并非易事，因为他们一旦涉及新的题材就要面临陌生的读者。相比之下，在“改革”的口号下，中国社会片面追求富裕的速度，这时政府把文化突然完全推给社会就立即面临质量，品味和档次等多重问题。虽然在市场需求下有些新人可以不再为圈内无人所困，但其作品的内容和质量就令人担忧了。同时，出版社并没有完全走向市场，编辑采选的作品还是可以由国家的资金来付印的，这样以前的裙带关系并没有受到很大冲击。这种情况下读者看到的是什么呢？一些是作者自费出版物，格调质量参差不齐，一些是用国家的钱出版的东西，赢亏都有国家来承担。但是，这两种实际上都是出版社强加给读者的，以赢利为最大目标，结果就是疯狂炒作后惨不忍读的一些东西。其中更有个别作者因道德意识欠缺而剽窃，问题发生后出版社的编辑还会挺身而出，诋毁原作者。可能已经有人发现，现在凡是网络上炒热的东西，实际读起来品味，内容和文字功底都没有多少可夸之处。国家一级出版社出“沙床”“青狐”这类东西将来是要成为业内笑话的时。当然，人们也都知道，中国何时不是前一个时期盛行的东西过后就是饭后的笑谈。
    
    
    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形式出现，很多专业人士至今都不看好。但是必须承认，网络事实上对文学的多元化是有很多正面影响的。比如旧体诗和文言文，如果没有网络的话根本就没有面世的可能。一些感性文字，小资温情的东西比较流行是与网上读者群的需要分不开的。很多人上网其实就是利用工作的间隙和业余有限的时间，以消遣为主。指望网上有很多读者热衷于对深刻严肃的题材进行思考性的阅读是不现实的。但令人担忧的是，无论网上作品还是书面出版物，不仅没有任何创作技巧上的突破，而且大多粗制滥造，这对文学创作和民族文化素质的伤害是最大的。
    
    
    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承受了商家多大压力，批评届始终拒绝为通俗文学，特别是后八十年代文学服务。也就是说一旦读者腻烦，现在很多炙手可热的流行作品都不会在文学上占有任何地位。随著人们对改革以来出现的失误和问题不断反省，思想理论的突破是完全可能的，整个社会也不甘永远沉溺于低级趣味的文化现象。目前很多中文网站读者对过度描写性的作品的抵制就是很好的开端。一旦人们意识到浮躁浅显的文化快餐无助其克服生活中脆弱的情感，鼓励人们热爱生活，奋进向上，有艺术品味的作品就会受到欢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