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还是得走。 低低的敲门声响过之后，我看了看夜光“大罗马”，时间是一点四十。 我不想开灯，被窝刚睡热，窗外是一声接一声打着唿哨的北风，一点星光也没有，漆黑的画面让人感到恐慌。全世界都在睡觉，美国那边是白天？我从来就没信过，凭什么叫我起床接班？ 好好一个梦，反正是好梦，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算了，不管怎么说，胡宁叫我多睡了四十分钟，够开恩的了。还是小声地喊个一二三竖起来得了。喝，透心凉！ 真得走，这叫什么日子！管黄主任那个狗东西叫“爸”也行，虽然我最讨厌黄色，以及他那对焦黄的大板牙。 还有这块比闹钟小不了多少的大罗马。哼，干这活儿连块女式表都不能戴，没秒针，怎么给病人数脉搏呀。 胡宁容光焕发，别看她下午五点钟就接班了，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早上刚起床，而且刚喝完一杯热牛奶。 全科属她热爱本职工作，整天说她是三年半护校毕业，天晓得他们多出来的那半年都干什么鬼去了。她老家那个小县城，考上了护校也象是中状元，毕业以后，她又分在大城市，对什么都满意死了。病人管大伙叫护士，前面冠之以姓，唯独叫她胡小姐，她算哪路杀出来的小姐？脸上象征青春期的疙瘩豆一直长到脖子根，手大腰粗，别看没个子，却长出一双三十九码的大脚，满世界买不着合适的鞋，上班穿起白隔离鞋，活象踩着两只小游艇。只要是她把治疗车推上走廊，满面春风地往前走，病人就开始望风而逃，当然是能动弹的轻病号，卧床不起的也只有默念“下定决心……”了。要说她打针也打了五年了，怎么还能把病人扎的吱哇乱叫？ 我翻看着交班本，面对胡宁的梅花篆字，只能跳着去琢磨几个重病号病情的大意。 “没事！”她很轻松，当然，一场好梦等着她呢。 “黄晓晓怎么样？”我在交班本上没看见一级护理的病人黄晓晓的名字。 “噢！” 胡宁的嘴立刻就变成了O型，然后百米冲刺到十七号单人病房。 拉开灯，黄晓晓睁着一双干巴巴的大眼睛，很惭愧地说：“全尿湿了。” 她由于脑干部位长了一个瘤子，压迫到负责哪些部位的神经那些部位就丧失功能，现在已经高位截瘫了……脑干里全是生命中枢，属禁区，开刀十有九点九下不了手术台就直接进太平间，于是只好保守治疗。我真不敢想，假如那瘤子压迫到视神经……. 可她大小便并没有完全失禁，那属于低级中枢管辖。 “我实在憋不住了……”她象犯了错误那样小声地解释，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胡宁。 这说明胡宁很久没有光顾这里，难道她不知道一级护理的头条就是十五分钟巡视一次病房？ “我忘了……” “哼！你能把大活人都给忘了，然后告诉我没事！” 我和胡宁一块给晓晓换床单，摆弄毫无控制的肢体是很辛苦的，晓晓也冻得全身冰凉。 “你看！”我很生气地说，“骶部全泡红了，今晚不按摩，再用气圈把这块地方空出来，明天就得长褥疮，出了褥疮就是三级事故，你背着吧。哼！调级没份儿别跟我哭鼻子！” 胡宁不敢抬眼皮，低声地说：“那我现在就给她按摩……”她很不情愿去拿红花油的瓶子。 我一把夺过来把金黄金黄的油倒在纱布上，没好气地说：“我代劳吧。”谁叫她事先铺垫了四十分钟。 她脸上顿时恢复了心满意足的样子，挤着肉突突的眼睛笑嘻嘻地说：“那我走啦，你呀，除了漂亮，什么都好！” 混蛋！我还以为她会说你除了厉害什么都好！ 她都关门出去了，又推开门伸进那个挺精神气儿的脑袋：“晓晓，可别告诉你爸爸啊！” 她也怕黄主任，但在黄主任晴空霹雳的斥责下并没能重新做人。 “还有你，”她冲着我，“别洗脸别梳头，整个一个睡美人儿！”她砰地关上门，大踏步地远去了。 嘿，我该开始练腕子了，用手掌顺时针方向逆时针方向来回反复地揉。深更半夜，别说睡美人了，就是西施在这个冷冰冰的白得直晃眼的走道里来回捣碎步，也是白漂亮一场了…… 熄了十七号病房的灯，我回到值班室，插上电炉，热那一小锅没汤没水的糊状面条。跟胡宁说过多少次了，面条、卤汤分开打，明明准备了两个碗装夜班饭，她非给你往一块浇。她的忘性，世界之最。要是值下午班在宿舍睡个懒觉，请她帮忙打早餐，只需要打几块蛋糕或桃酥，反正起来用热水冲点麦乳精或咖啡什么的，就对付了，至少前一天晚上得叮嘱她好几遍：“打点干货就行了，不要稀的，起来稀的凉了没法吃，就打点干的……”她答应得煞有介事，第二天早上一睁眼，绝对是一碗稀汤寡水的白粥孤立在桌上。 板凳面还没坐热乎，突然清晰地传来“美国之音”，低缓而又近于呆板的声音，使你无论是第一次还是屡次听到都感到似曾相识，有所熟悉，并且充满神秘色彩。我赶紧弹出值班室，循声疾步走进二号大病房。 广播声戛然而止，又是这小子—二号八床，他根本没病，能连赛五场篮球，然后查房时冲医生半窝着腰，作痛苦状，指遍全身每一个部位，反正是都不舒服都痛。 我掀开他的蚊帐，压低嗓门说：“现在是半夜三点，你把别人都吵醒了！” “是他们磨牙放屁先把我吵醒的，不是它。”他举了举袖珍半导体，“你能过来吗？” “什么事？”我压住火气。 他自己把厚被窝裹裹紧：“有两个蚊子，你帮我打打。” 我真想给他一巴掌，再冲他尖声地吼一句：“我打的就是你！”可我还是打开手电筒，赶走那只吃圆了肚子的蚊子，把蚊帐给他压压好，出去了。只有几个重点病房在值班室有红灯信号，可那几个病房工作人员不放心，老去。结果是三级护理的普通病房总是闹鬼，如果他们有红灯就没完没了地瞎按，治得你马不停蹄。 待会儿摆药，非在二号八的小瓶里放上两粒“一轻松”，让他整个儿一个长驻厕所，看他还狂不狂！不过我在这方面常常是想法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糟就糟在没地方出气，我还是得想办法调走。 刚才忘了拔电炉，现在锅里的“浆糊”沸着大泡，估计下面已经糊了，撤下来，扔在一边算了，饿了三天的人也不会对这玩艺儿感兴趣。懒腰刚刚伸到一半，就看见对面墙上指示四号病房的小红灯频率极快地一闪一闪，并且发出吱吱的小哨子声，我不敢迟疑，跑“火警”一般地奔向四号病房。 胡宁当然说“没事”，敢情事儿全集中到下半夜了。 四号病房的灯亮着，这是一个双人小病房，一床的蒋卫东在床上激烈地翻来覆去，双目紧闭，一边大喘气儿一边振振有词：“学英雄做英雄！学英雄做英雄！”二床的病人披着被子坐在床上惊恐地看着他，姿态表情都顶象柬埔寨难民。显然是二床按亮了红灯。 蒋卫东又犯病了。我二话没说，扭身就跑到治疗室去抽镇静剂。我们二内科干脆叫杂病科算了，断胳膊断腿儿的去外科；一内科清一色的烂肠子烂肚子的消化系统病人；我们可好，除了传染病，所有的内科症全部包圆儿，泌尿系的、心血管系的、神经系的，还有癌症、低烧待查等等，可以说，每一个病症都是一个没有结论的、扑朔迷离的、高深莫测的学科，每个人的病情和无可奈何的治疗手段都让你感到我国医学发展速度的迟钝和缓慢。 透明的药水从药瓶里徐徐地进入注射器，走廊里已经传遍了蒋卫东的巨吼：“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我端着治疗盘向四号病房狂跑，蒋卫东已经下床了，赤脚站在病房中间，双手抓住胸口，冲着二床的病人干嚎，二床的病人早已钻入被窝之中，展开“地道战”。蒋卫东听见门响，转向我：“乔护士乔护士，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 他还认识我，那还有救。我放下治疗盘，搀他上床，并且顺着他的意识安慰他：“小蒋，你坚守阵地很勇敢，你再坚持最后五分钟，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等他稍稍平静，我赶紧给他注射了“冬眠灵”，然后抚摸他的胸口，等待药力发作。二床的病人慢慢地伸出头来，悄声问我：“乔护士，他会不会……”他用手作卡自己脖子的示范，“那我还是考虑出院吧！” “不会的，他从来不会伤害别人，就是折磨自己。”我低声地说。 我看过蒋卫东的病历，他太想当英雄，没事就琢磨豪言壮语，后来发展到自己点火烧车间又自己奋不顾身、大义大勇地救火，被送到医院来了，检查眼底，他已经出现较严重的精神分裂。 “你放心睡吧。”我对二床病人说，“这一觉他至少睡到明天中午。” 真烦！“向我开炮”的喊声不绝于耳，假如我有一门威力无比的大炮，一定先把蒋卫东轰死，让他尝尝当英雄的滋味，然后把这个地球轰的房屋熊熊燃烧，人们乱喊乱叫…… 蒋卫东太年轻，他还没有胡子，其实，比起需要牺牲掉的那些东西，当英雄的光荣实在微不足道。 透过治疗室的窗户，天色已经有点鱼肚白了，查一圈病房，就该准备摆药、抽药，然后给病人量体温量血压地忙成一团，这真是个“没事”的夜晚。 清早七点半之前，我按要求打扫三室卫生，在清扫医生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一缸烟蒂，我看了看值班医生署名的小黑板，除了大刘医生，还写着实习医生涂开贵的名字，我顿时大彻大悟：由于他的陪伴，才使我昨晚多睡了四十分钟，并且让胡宁三更半夜地焕发出一张含苞待放的脸。 二 有的商店人特别多，比如百货商场化妆品专柜，总是簇拥着无数女士。我不必去挤，我抹的是无色无味的纯净甘油，物美价廉，而且我相信我的脸就是一张顶好顶振奋人心的说明书。 有的商店没人。走进去，所有把闲话聊完了的售货员一块儿从头到脚地打量你，好象在看一个时装模特的衣服、裤子和鞋，让你极不自在地出来之后还不知道这个小店究竟卖什么。 有的服装店把新衣裳高高地挂上好几排，你绝不会有半点花钱欲，只奇怪他们的库存货、积压货为什么总卖不完，因为那些样式俗、颜色“自来旧”的衣服一点不比信托商行挂了三年至少降了两回价的玩艺儿鲜艳、色正。 不管怎么说，星期天街上的人至少比平常多一倍，我来凑什么热闹？ 爸爸找到一个关系，正帮我联系进市中医研究所。他很平淡地说要送礼，就送一个日本出的电饭煲吧。好象是让我去买两斤桔子那么随便。我刚才看了，要两百八十多元呢！我得值多少个夜班才能挣回来，很难想象他一个医学院的腹外科专家会这么容易流俗！ 再说，几年之后，说不定我的尊容是背着孩子烧铝锅，可现在却必须扎着脖子上贡。 黄主任也来捣乱，塞给我二十块钱，要买一条我秋天穿的那种细呢子墨绿色的连衣裙，要一模一样的。他说黄晓晓跟他提过不止五次了，穿不了，她看着也会高兴。唉！女孩子，病着也不会对美的东西漠然。 那条裙子是漂亮，简洁的流线型把人衬的楚楚动人。我到饭堂排队打饭，把最不注意女人穿什么的男士目光都吸引过来了。回到宿舍，胡宁就不厌其烦地试穿：“最近好象瘦了，再试试！”她竭尽全力地收腹，最大限度地停止呼吸也还是拉不上拉链儿。“其实你穿有点大了。”这是她必定要留给我受用的一点缺憾。 “花不了你再退给我！”黄主任如果不是故作潇洒，就是对二十块钱的等价交换物估计过高，慢说我这条裙子是别人从日本带回来穿不了让给我的，满大街跑细腿儿也没地儿买去，就说区区两张“大团结”现在不也就能买一条中档的健美裤衩吗？ 还有蒋卫东叫我买两本写英雄的书。二号八在走廊上听到了，就象指挥他的大女儿那样对我说：“来三两旗枪。要真正的旗枪，几级的都行。”这么多破事，你说我能不上街吗？ 我早想好了，就说没旗枪，到处是乌龙、茉莉。 走进新华书店，考虑再三，还是只给蒋卫东买了一本写保尔柯察金的，另一个英雄不好找，他肯定不觉得张海迪是英雄，我又不能给他买《董存瑞》，他一时兴起，把我们二内科炸了怎么办？ 我走着，准备找第二家大五金交电公司买电饭煲。 咦，我突然看见一幢奶白色的小洋楼，外面被别致的围墙围着，庄严的铁门边竖着“中医研究所”的木牌。我刚才不知想什么去了，径直走来，其实这边已经没有商店，绿树浓荫里藏着的全是些让人浮想联翩的好单位。 我默算着这儿离家离闹市区的距离，比医院近多了，根本不用住集体宿舍，不用坐郊线车；没夜班还能光顾电影院和歌舞厅；再说这小洋楼，静谧、清爽，每天坐在里面，相信人自然会带有一股书卷气。 铁门里出来一个人，冲着我又打招呼又咧嘴乐，把我弄得莫名其妙，定睛一看，居然是穿着吊脚裤的涂开贵。 涂开贵的上半身，象时装店的半截子时装模特，西装扣得笔挺笔挺，而下面的裤脚总是在踝关节处就乍开，使那双男式半高跟的牛皮鞋暴露无遗。我不懂，为什么每一套西装他都少买两寸布？ “上街啊？”他挺热情地站在我面前，双手插兜。 “你怎么从这儿出来了？”我很诧异。 “我姐夫是这儿的，我找他有点事。” “你姐夫……” “呵，还是人事处的哪！你干吗？买书去了？”他看了看我手上的书，“真是美女爱英雄啊！” 他那热乎乎的眼光发粘，叫人腻歪，我想到那天晚上他陪胡宁值夜班，一直把这种目光保持到一点四十分，让胡宁足足美了三天，可我对这种辐射过敏。 但我更集中的想法是，幸亏刚才那个电饭煲的指示灯不亮，谁知道这个漂亮东西会不会七转八弯地跑到他姐夫家去尽义务。如果让他对上号，会比叫我当众解衣扣更难堪。 “走，咱们去那个咖啡厅坐坐。” 假如不是他平白无故冒出个姐夫，别说咖啡厅，就是买两粒纽扣，我也不会陪他去。 他惺惺作状地为我拉开门，对周围注意我并羡慕他的目光不屑一顾，我感到自己在一点一点地缩水。 我们对视而坐，仅差十厘米就可以确切地说是“促膝谈心”，他象白给那样要了一堆东西，服务员给我们点上小蜡烛。 灯，被高高地罩在吊篮里，轻曼的音乐和暗暗的柔光相溶相映，使人在这恰如其分的环境中很想跟一个自己所爱的异性亲热亲热或相厮耳语，当然，我所爱的异性永远不会是涂医生以及其同类。 除了烦他这个人，我还讨厌医生，我讨厌这个职业。 我真是误入歧途，以为“白衣天使”的美名能把我带进理想王国，其实医学是一门绝对不带一丁点浪漫主义色彩的学科。父亲一生酷爱医学，可惜爱好并不遗传。 何况是涂医生。他的医术就是给几乎每一个心脏病人听完诊都跟汇报说是有海鸥样的杂音，然后象老太太说话漏风一样地“噗噗”两声，大概其它状态的杂音他全忘在医学院了。 “小乔，你漂亮并不重要，关键是迷人！” 喝了几口咖啡他便这样说。怪了，那黑乎乎的东西又不是酒。 我总想，他不知把这种话多少次削价处理给胡宁，害的我一接班就替胡宁给黄晓晓按摩骶部四十五分钟。他是学医的，应该对女性深知其一，更知其二，为什么兴趣总是有增无减？我侧过脸去，不愿意看他那双不聚光的色迷迷的眼睛。 “我很想留在医院，大，设备又好，这样的医院才能培养高超的医生。”他有些兴奋，用推磨的劲头搅着咖啡，“我看黄主任挺喜欢你，你帮我说说，其实二内科就很适合我！”他好象撞见过我和黄主任幽会似的看了我一眼。 我真想拉下脸，站起来就走。但他的姐夫使我继续坐着，并且无可奈何地说： “我怎么能左右黄主任？” “嗨！”他快速地拍了几下腿，懊恼得像差一个号就能中奖票那样教导我，“你完全可以。你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好，咱们说定了！”他大功告成似地嘘了一口气。 我根本帮不了他，自然也不会求他。我知道他这种人，要是给他认为是自己的猎物办事，会有一大堆交换条件。我只是不想搞僵，不帮忙也不说坏话。 反正是陪坐，看着他挺高兴地扔钱。我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那样子并不自信，他和许多男人一样，没人的时候很正确地知道自己应该和谁匹配。可一到了大庭广众之下，就不由自主地向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大献殷勤。但愿他回家清账的时候也这么坦然，不至于犯“心绞痛”。 我一直在想待会儿坐哪号车去另一个繁华区域更近，电饭煲一定要买到。同时，与坐在这儿相比，我更愿意去逛逛茶庄。 三 刚刚把马尾盘上头顶，戴上雪白的工作帽，胡宁就高呼着我的名字跑过来了： “乔克林乔克林，二号八叫你去，他的血管粗得像水龙头，可我就是扎不进！” “他抽血查啥？根本就没病！”我没好气地说。 “医生也考虑他最近出院，可他这两天发烧。” 我一愣，边扣工作服边跟她走。 用止血带一勒，果然血管爆了起来，周围的确有好几个针眼。这胡宁，下手倒不软，难道是叫你纳鞋底吗？ 我用手来回地摸，正常人的血管柔软而有弹性，可他的虽然粗，显眼，却象一条僵直的细麻绳，这种血管来回动，又不吃针劲，不比一点看不见的血管好扎，因为后者摸着跳就下针，一准儿见红。 二号八别着头在看书，显得很大无畏。 只好用拇指绷皮肤，用食指在上方紧紧压住血管，进针以后就把血管往一边逼，反正它不会从胳膊里跳出来。 我把二号八的血注入准备化验的试管里，绷着脸对胡宁说：“你别说话！”因为我一看她喜上眉梢想开口就准知道她要说：“你除了漂亮什么都好”如果我注定要跟她共事，她非用这种一成不变的屁玩艺儿烦我一辈子。 “你原来受过重伤，要不就生过一场大病。”我对说。 “你怎么知道？”他好象很欣喜，眼神里不由自主地透露出一种光荣。 “看你的血管就知道，那次大量地输血输液，血管几乎承受不了，现在还那么硬。” “是的，我是受过一次重伤。”他的语气很自豪，象个孩子。 “你受过什么伟大的伤还这么得意？” 胡宁在一边插嘴。 我顺口接过话来说：“是不是打砸抢搞武斗的时候负的伤啊？”我和胡宁开怀大笑。 想不到二号八这么经不起开玩笑，“哗啦”一下把手里的茶杯摔在地上，大病房的人全傻了，我和胡宁的笑容还没收拾干净，僵着象两个似笑非笑的面具。 二号八的脸色本来就白，现在泛起一层青光，嘴唇哆嗦了半天冲着我们喊：“我告诉你们”，他充满敌意地环视了一下病房，象是要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可不是三、种、人！”说完呼地一声躺下了。 真是莫名其妙，谁说你是“三种人”啦？说实在的，你是什么人都跟我们没关系，要说打砸抢搞武斗，我当红小兵的时候也跟着混过，那一页，谁也别想拿橡皮擦擦掉。 我和胡宁挺没趣地从二号病房出来，她很不以为然：“还说不是‘三种人’，你看他那样儿，整个儿一个造反派的鼻涕（脾气）！” 我乐了，催她赶紧下班，最近一段我总是接她的班，尽帮她干这些擦屁股的事。 “没事！”她一边刷手一边对我说，“八十四匹枣红马活蹦乱跳，梅花扣打得结结实实！” 我早不信了，每次接班她都说“没事”，结果破事一大堆。最奇怪的是，她总喜欢把伤病员比作马，有时节假日和伤病员一起联欢，她就要抖着假嗓子唱“我爱马场我爱马”，可是那些“病马”还给她拍巴掌。 不想进二号病房也得进，二号八要量体温、口表。 收体温计时，我对着光一看，果然三十九度多，因为刚才的不愉快，我不便去摸他的额头，但我觉得他的精神气色并不象个高烧病人。忽然想起收体温计时，扫到他做了一个吞咽动作。 我不动声色地把体温计甩下去，交给他，尽量温和地说：“对不起，没看清，重量一下吧。” 他把体温计放进口里，才发现我并没有走开的意思。大概后悔答应重量体温，因为如果不接体温计他就可以用“少罗嗦”把我打发走。五分钟之后，他的体温“降”至三十六度四，我的判断没错，第一次量体温时他含了一口热水。 我非常严肃地背着手：“如果是量腋表，你大概会在胳肢窝里夹个热馒头吧？” 他的头耷拉在胸前，看不见他的脸。 “装病！”我蔑视地甩下这两个字，扭头就走。 “乔护士！”他叫了一声，又迟迟疑疑地不开口，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反正我不出院！”他仿佛挺倔又挺委屈。我把体温单上的“持续高温”用红线几乎是垂直地降到三十六度四，但决定在医生给他用药前暂不披露，因为医院并不是宾馆，不会给人带来愉快，没有特殊情况的人不会愿意在这儿呆下去，属于他自己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顺便翻了翻他过去的病史，那上面写着：曾因车祸导致脾破裂。 四 黄主任总喜欢冲着我笑，我又不是钱包。 爸爸说，电饭煲送出去了，按常理是收下东西就有戏。管它是不是在涂开贵的姐夫家烧饭烧得热火朝天，反正没人知道是我买的就行。这样一想，兴奋之余，又觉得挺对不起爸爸。是呀，如果他象我一样心气清高，那我岂不是注定要在医院生根、开花，甚至去攻什么“护理博士”？ 现在还有一个黄主任放不放的问题。 他也不是冲谁都露出那两个板牙，比如他顶看不上胡宁，有一次胡宁打错针，把张三的药推到李四屁股里。这张三李四不但姓名、房号、床号没有一字相同，同时还有男女性别方面的天壤之别，错得叫你想给她“合理”一下都不行。黄主任就说：“干什么不好，服务员、售货员、打字员……非上这儿来干技术活儿！”天晓得护士工作的技术性占百分之几，依我看，除了打针发药，和地地道道需要来点“察颜观色”，完全可以进入保姆大军。 虽然都是医学方面的长辈，黄主任和爸爸截然不同，尽管我也不情愿这样相比较。爸爸很讲究，一派学者风度，他很早以前就是一个大医学院的副教授兼外科主任，上不去的原因还不是该死的“文化_大革命”和他那些“窝里反”的弟子们。只要一提过去，爸爸就作出一副“八年啦，别提它了”的表情，让我们分外难受。谁都以为象爸爸这样的人一定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其实他已经懂得了送礼拉关系的伟大意义。我发誓，不是我教唆的。他曾是一块石头，却在古稀之年被风化了。 唯一改不了的是他还象年轻时那么喜欢“帅”，有一次，他说有外国人来听他的大课，就专门出去染回来一头乌发。看后背我还以为是妈妈给我介绍的哪个年轻小伙子，不知为什么，我有些可怜他…… 黄主任总爱卷裤腿，象个贫下中渔。这固然跟他老婆死后没有再娶有关，但他也过于不修边幅。 他也是老掉牙的主任了，还没有“继续进步”的势头，这全怪他自己，除了缺乏职业风度以外，嘴上少个警报器。 早年，他是个顶不错的外科医生，刀下妙手回春。那时针刺麻醉还是新鲜事物，在医院刚刚开展。城市老爷卫生部换人以后，就要大量的针麻病例和数字以显示“文化大革命”在卫生战线上的辉煌成果。结果医务处在外科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动员病人接受针麻手术。 冒进是那个年代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毕竟针麻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它到底适应哪些手术而不适应另外一些手术还在摸索；毕竟人体是一个貌似相同而实际千差万别的活的复杂的机体，并非每个人手术均适合针麻。 病人忍受不了，说明针麻毫无作用。黄主任就要加麻药，这样当然就少了一个百分比，针麻小组长警告他说：“外科针麻手术的比例要超过百分之八十，这可是院党委的决定！” “毛主席的决定也不行，难道叫我活杀活割！” 真是口吐狂言，狗胆包天。他当即被缴了手术刀，派入农村医疗队下乡锻炼，但他仍不识时务，至少给两个以上蛇多地方的农村赤脚医生上卫生课时，叫他们全部穿上鞋。 这之后，他一直被“冷藏”，无事可做，直到“文革”结束，他早已手脚不灵便，站手术台也站不动了，只好来领导我们内科杂牌军。 照说他的历史还是比较光辉的，可我怎么也产生不了敬佩之情。我就觉得他窝囊，而且，迂，总不是可取的。他就一点不懂得保存自己，曲线救国的道理。听完关于他的古老故事，我就想，他完全可以不动声色地给病人打上麻药，然后心平气和地对针麻小组长说：病人很可能出现痛疼性休克导致死亡，那我们将成为黑典型而辜负了院党委的期望；还有给赤脚医生讲课没必要开穿鞋医生这样犯忌的玩笑，就说夜里出诊注意打草惊蛇，如果走得急，暂时穿上鞋，等到了地方再脱下来嘛…… 我对我的锦囊妙计大吃一惊。无怪我们这一代小孩崽子倒鬼精鬼精的，难道世道真的把人都教坏了吗？ 可是我得走，我得对黄主任报以嫣然一笑，尽管可能会笑得太冷静。 下班洗完手，我和黄主任一起往饭堂走，他除了躺在科里的女儿黄晓晓之外，就没有任何亲人了，自然是和我们打单身的一同进餐。 他的裤腿依然卷着，象刚捞完鱼，那双旧皮鞋皱得像老太太的脸，大概直到扔也享受不到擦油的愉悦。迎面走来一群盖新楼的民工，交臂而过，我想如果黄主任混入而行，谁也不会认为这个行列之中会有什么医术高超的科主任。 他咀嚼的声音奇响，大概白菜也能嚼出个肉味道，又冲着我笑了：“你很聪明。”他盯着我细长的手指老半天，“学医，能当个顶不错的外科医生。” 废话，西医动刀子又不能祖传私授，全凭他一句话。假如我真有当外科医生的命，还走干吗？医学院我都快烤焦了，可连线儿都没过。 “妇产科也行。”他想了想又说，“结扎术，这么一掏，输卵管就出来了，扎上，五分钟解决问题，你看那几个外科的实习医生，手指头粗得像胡萝卜，病号遭老罪了。” 其实我对阉人兴趣索然。 我懂，谁的一生都有一个黄金时代，在外科拿手术刀的日子，大概是黄主任最自豪最幸福的回忆了。 “我要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他很欣赏地看着我笑，露出了那一对我最讨厌的黄板牙，如果他真是我爸，我非叫他用上海特效牙膏试试。 一想到“干女儿”这个词，我浑身就起鸡皮疙瘩，也许那些文艺作品对我影响太深，它给人一种很不好的联想，我总不至于为了走就叫他“爸”吧？ 于是我把话题岔开，想讲个笑话：“他们说，除非不生，只要是生过一个孩子，感觉到他的可爱，那么，刀架在脖子上也还想生！是吗？” 使我意外的是黄主任既没有搭腔也没有笑。 他们都说他凶，这一刹那我仿佛也有了感觉…… 五 病区很静。轻病号都出去散步了，重病号也刚吃过晚饭，还没觉得怎么太不对劲儿。 我几乎是和涂开贵前后脚的来接了班，带他的大刘医生巡视了一圈病房，平安无事，便吃饭去了。 这漫长的夜班，什么时候“大罗马”才能指向深夜一点。当然，我情愿形单影只地拿着手电筒在走廊里乱晃，也不需要涂开贵陪在一边抽烟，说些酸菜坛子里捞出来的话。我知道他在医生办公室抱着外文书，作全神贯注状， 等待我撞见好肃然起敬，那些洋字码认识他，可他认识不认识那些洋字码很令人怀疑。当然，我也不能闲着，就在治疗室里忙忙碌碌，把半夜三更要做的事提前准备，因为也要防止他跑过来误认为我正无聊地期待他过来扯淡。 他果然不甘寂寞地出现在治疗室门口，但是第一句话就把我震住了：“小乔，你的嘴挺严，滴水不漏呵！” 也许我不象胡宁那样事事求人，求惯了。我一下子感到脸上挺挂不住，有点乱了方寸。 下一句更厉害：“你跟我说一句不就完了吗？何必叫你爸破费！” 我真有点无地自容，便低着头使劲搓纱布，大团大团的肥皂泡从我手心里挤出来……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哀求高尚的人，但明摆着叫涂开贵这样的人帮哪怕一点小忙都使我难堪，但我还是说了一句：“那就请你多关照了。”我的声音非常低沉，象一篇悼词中的一句话，我为自己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感到难过。 “那还用说！”他兴奋得满脸生辉，脚后跟儿一踮一踮，把地板击得直响。吊脚裤腿够不着脚面，有点可怜巴巴的。 “你不要告诉胡宁。”我横下一条心，语气进入命令状态，“因为，”我停了停又说，“她知道就等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哎呀，你想到哪儿去啦，我跟她是什么关系？”他好象在指责一个伤寒病者那样躲避着传染，“咱们的事跟她说的着吗？！” 咱们？谁和他是咱们？我忍了半天，才没送给他一个卫生眼球。 走廊里传来了轰隆轰隆四轮车行进的声音，我急忙冲冲手跑出来，这是我们平时比较忌讳的声音。果然，一个门诊护士拉着车大踏步地劈山开路而来，冲着我说：“快！快！重病号！” 平车上躺着一个双目紧闭，缩成一团的老太太，另一个护士在车旁高举着输液瓶。 “为什么不来个电话？”我大声地质问她们并一把抓起点着红漆的急救室钥匙，涂开贵也慌着进更衣室去套工作服。 “来不及了！” 门诊护士毫无歉意地说，拉着车紧跟着我。这神经怎么受得了，总被死神追着。尽管这种场面经过见过，我的手还是有点抖，钥匙怎么也插不进锁眼儿里去。 总算把病人推进来了，我去叫涂开贵，他正象西班牙斗牛士大红布下的一头牛，对着急救室相反的方向闷头冲去。我想起别人说他在医学院的解剖室里面试的时候，考官叫他指出一具大开膛尸体的子宫在哪儿，他足足找了四十五分钟还打了零分，因为那是一具男尸。他一定也是这副模样冲进解剖室的。 “这边！”我大叫了一声，他才一百八十度地奔我而来，当我发现他工作服的扣子全部错位，白大褂象旗一样斜披着，顿时心慌意乱。因为科里没有再多一个医护人员，又是充满玫瑰花和圆舞曲的周末。带领我抢救病号的既不是黄主任也不是经验丰富的大刘医生。我去推氧气瓶，它就象愚公面前的王屋山纹丝不动。 “她家没来人，是一个邻居把她送来的。就说她一个劲地喊心口疼，然后就昏过去了。” 门诊护士说。 “邻居呢？人呢？”我急忙问。 “走了，赶着去上夜班。” 门诊护士拉着空车，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神色，毕竟病人没死在他们那里，她们稀里哗啦地拉着车走了。 这难道就是她全部的病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瞪眼看着涂开贵。他也冲我瞪着眼，眼珠一动不动，脑袋里大概在想应该考虑砖头一样的“内科学”的第几百几十页。 我催他怕他更慌，赶忙先给病人量血压。 “高压一百八。”我对他说。 “高血压？！” “她已经将近七十岁了，血压不算很高。” “还不高？对了，没错儿，她不是喊心口疼吗？一定是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病复发！” 我们又不是在构思什么推理小说，基本合理就行。死亡线上的一条生命会因为点滴偏差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 “脉搏还好，不象是心脏病。她虽说叫心口疼，可她来时缩成一团，双手下意识地抱着腹部。”我提出异议。 他忽然变得自信，两眼透出坚毅的光芒，恢复了大将风度，大概觉得在我面前应该表现出医学院高材生的样子：“没错儿，这种病例我见过，你赶紧给她打一支降压药。” 我十分犹豫：“你还是听一下诊吧。” “执行医嘱，赶紧抽药！”但他还是戴上了听诊器。 我后悔了，他就是听了诊，除了会对我说海鸥状的杂音还会说什么？ 我只好给老太太打了一支降压药，计算着大刘医生能够到来的时间，但还是跑去给黄主任家挂了一个电话。 仅十五分钟，他叫我再打一针降压药。 “老年人代谢慢，降压反应也就缓慢，还是再等等吧！” “那出了问题你负责吧！都十五分钟了，血压还是一百八，会出问题的！”他看出我对他不信任，很有些愤愤然。 是的，我是对我们刚才所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我凭感觉、直觉，凭我当了这几年护士的可怜的经验觉得心中没底，智乱神迷。但我还是给病人又打了一针。急救时，我必须刻不容缓，迅速准确地执行医生的口头医嘱，事后再整理到病历中去。 黄主任总算大汗淋漓地赶到了，他住在医院的宿舍，离科里不很远，但医院太大，他至少要跑二十分钟。我高悬在嗓子眼儿里的那颗心一下子掉回肚里，几乎使我失重。 他二话没说，披上工作服来到病人跟前，听诊，看眼底，按压腹部，还用压舌板撬开病人的嘴巴闻味儿……最后说：“痛疼性昏厥。病人很瘦，贫血，全身营养状况很差，指甲、牙龈毫无血色。 但嘴里有油炸荷包蛋的味儿，又是板状腹，很有可能是胆道蛔虫，小乔，你赶紧给病人打一针解除平滑肌痉挛的药。” 此时，我真钦佩黄主任，他真潇洒！蒋卫东该来见识见识，这就是英雄！你死心吧，一辈子学不来。 我仿佛刚刚注射了吗啡，非常麻利地干起来。 “你们刚才做了什么处理？” 黄主任一边给病人继续检查一边问。 涂开贵死死地盯了我一眼。 “观察病情……”我含含糊糊地说。 “血压是多少？” 黄主任又问。 我赶忙心惊肉跳地去量，结果低压已经听不到了。 “痛疼性休克？怎么可能？” 黄主任也慌了，“快！快！升、压、药！” 六 下了郊线车，天黑得可以点灯了。 在市里走了一天，本来是可以在家里蹭饭的。顺便打听一下我的事进展到哪一步了。可我连回去的心思也没有，就慌慌张张地跳上了公共汽车。我想去看一看二号八，他已经搬到五号单人病房了，可我还是叫他二号八，改口象改习惯动作一眼，挺难。 是不是因为我曾经狠狠地甩给他“装病”两个字…… 那天我休息，在宿舍写信。下班时间超过了二十多分钟，胡宁才疲惫地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床板绝望地吱吱直叫。 “哪个病人把你累的连话都不会说了？”想起她总是“没事没事”那个神情，我头也不抬还带点幸灾乐祸地问，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她不做声，无心恋战。一会儿，上半身象个麻袋包那样向枕头的方向倒去，用临死前交入党申请书那样有气无力的语调说： “谁？二号八呗，你还说他没病，病得都土埋脖子根儿哩，放射病……” “真的！”我猛地侧头。 谁都知道这是血癌。 “他的血液化验单回来了，白血球少得可怜，血色素才四克，今天上午输血，他那个血管……你又不在……” 我愣了好一阵，才发现钢笔掉在桌边，信纸上有一个黄豆大的墨团…… 我直接来到科里，五号病房黑着灯。他能上哪儿去呢？能走动的病号都在大厅里看电视，竞争频道，好几只手在频道上按来按去，似乎并不是在摆弄电视，而是在开关厕所的灯，其他的人就乱嚷乱叫，不知是反对还是赞同。那里没有他。 第二天上班，全科医生继续紧急会诊，研究晚期放射病的治疗方案。黄主任最后说：“把病情和整个治疗方案都告诉病人，他是红卫保健站的放射科医生，什么也瞒不了他。再说，我们很需要他配合治疗。” 五号真是个不吉利的病房，科里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但是无形中都是把需要一级护理的绝症病人往这里送，的确再能走出来的很少很少。老病号都说：宁进急救室，不住五号房。如果科里床位紧，安排个把新病号住五号病房，也冲一冲晦气，但信息总是不胫而走，那些轻病号不是吵吵着要换病房就是吓得发高烧。 二号八就在病号的窃窃私语中搬进去了。 当我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时，心中的积怨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有多少怪癖我都能理解，他是病人啊！ 整整十来天，连续给他们单位发了三封信，没回音、没电话、更没有来一个人，入院时填家庭住址那一栏又是空白，为此，黄主任叫我跑一趟：“他在X光室的工作量远远超过健康标准，多次下医疗队带简易X光机参加普查工作，连铅衣都轻装轻掉了。这样的同志得了病单位却置之不理，简直不像话！这样下去，病人很难配合治疗！” 的确，二号八住院这么久，从来没有人来看过他。别的病号在探视期间拉拉家常，喝点家人送来的汤汤水水，病都好了一半；有的病号由于探望的人太多，有些不耐烦了，感到影响休息；蒋卫东的家人就经常来，可蒋卫东有时还打他们，把鸡汤砸在地上。可一到探视时间，二号八就倒在床上看书，或者不知到哪儿乱转去了。我有一次就发现他蹲在墙角看洗衣工下棋。 他会不会出问题，或者寻短见？一个念头闪电般地在我脑子里滑过，我不顾一切地快跑了几步，哗啦一下推开五号病房的门，好象真有什么惨景在等着我。走廊里的弱光也随我射进来，一个黑影端坐在床沿，面向着窗外，天黑透了，窗外什么也没有。 我突然感到他分外孤独。 “你为什么不开灯？”我嘘了口气，拉开灯。 “没用。”他安详地转过头来对我说。 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懂。 他的腿在床沿下晃了两晃，那神情悠然而且恬淡，并没有被深深的痛苦煎熬过的痕迹，仿佛他只不过是听到了一个感冒的诊断。 我百思不解：他明明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而且正在接受治疗，却象得到了一件盼望已久的宝物那样，呈现出一种如愿以偿的满足感，一改过去的无理和浮躁。 “你是来给我送茶叶的吗？”他笑着说，他谦和的时候象个老哥哥。 自从上次我还是不情愿地给他买了三两旗枪之后，他常叫我给他带茶叶。前两天刚说过，可我今天扎扎实实地给忘了。为了不使他扫兴，准备编一句：大概是忘在家了。结果摸出来一盒装潢考究的健美茶，那是我在路上碰着的一个女朋友硬塞给我的。 “我糊里糊涂地买了这个。”我说。 他定睛一看，哈哈大笑：“马克思那儿也搞健美运动吗？” 他居然毫不在乎地开这种玩笑，论年龄我应该管他叫叔叔，可是苍白清瘦使他显得还挺年轻呵。 我突然感到无话可说。难道我慌慌张张地赶到这儿，是为了对他说：我去过你们单位了，提到了你的病情严重，可你们领导说： —他不是在你们那儿住院吗？ 并没有跑回单位来呀。 我说：你们应该关心他，以单位和工会的名义去探望他，他得的可不是普通的病。 —那不行。治病可以，医疗费用照报，我们是讲政策的。可他是刚刚查出来不久的“三种人”，这么隆重地去看他，群众会怎么说。他迫害过一个老知识分子，这件事我们还专门调查过，情况属实…… 我真不愿意相信：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的病完全是长期超负荷工作造成的。 —平时工作怎样那只是一种现象，目的是什么？还很难说，这种人往往隐藏的那一面很深。 为了工作把老本都拚上了，还会有什么目的？再说你们不是也没把他提拔到什么关键性的领导岗位上来吗？ —哈哈，小鬼，你说得对。这正说明我们当领导的是有眼光的，假如已经重用了这样的人，我们还好交待吗？ 我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可他现在首先是一个危重病人，再说，谁能保证不犯错误…… —同志，你说话要注意政治，可别走板哟。“三种人”对我们事业的危害是很大的…… 难道我慌慌张张地赶到这儿，就是为了对他说： 我从你们单位要到你家的地址，你爱人正为另一个翘着二郎腿看报的男人烧洗澡水，不理不睬地把我晾在外屋？ 直到我推门出来准备下楼梯时，她才在我身后说： —我早就知道他会得这种治不好的病，我跟他结婚十几年，也劝了他十几年，叫他别这么干，总有一天会把自己毁了的，他不听，象欠了谁的无头债似的，他什么都放得下，他放得下我们娘儿俩…… 她大概是把嘴巴捂上了，想遮住一点儿哭腔。 我扭过头去：他都是为了工作……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是原谅他吧。 她不哭了，口气漠然。 —到了这个地步，他应该跪下来求我原谅他。 死算什么，还是活着的人哭哇……是的，他这一辈子不顺，心里有气，他本来能在大医院当个一流的外科医生，他大学时女同学都围着他转。可他没这个命，怨谁呀！我一直以为，男人嘛，什么爱不爱的，总会有点责任心，那就行了，那就过呗。谁知道他是个冷血动物，十几年也没有把他暖过来…… 你是不是因为他是“三种人”？……我逼视着她。 —他不是人，是石头。 她都没客套一下，就扭身进屋把门关上了…… 难道我慌慌张张地赶到这儿，就是为了对他说： 我出了楼门，在院子里看到了你儿子。因为他太象你，活脱儿一张复写纸。我摸着他的头： 你想你爸爸吗？ 如果他说想，我会一把拉住他的手：走！找你爸爸去！ —不想！ 他真干脆，眼睛和任何孩子一样很难集中在一处。他仰脸向楼上望去，脸上立刻充满笑意。 那个看报人正在阳台上高举着一个电动火车头冲着他直晃，你儿子便松鼠般地跳没影儿了，我耳边只留下一声高喊， —我没有爸爸 …… 难道，我是为了对他说： 生存和死亡都已经没有必要去选择！ 最后，我说： “我想问问你，明天到底输不输血？” “刚才通知我输血员已经找到了。” “那好，明天我休息，但还是我来给你扎静脉吧，我熟悉你的血管。” 无所谓，他的表情这样告诉我。 七 这回胡宁交班，我等着她说“没事！”可是今天她硬是没喊这两个字。洗了手，脱了工作服，还心事重重地不走。 我也不问她，她想说的事自己可会开头儿了，不用人笨手笨脚地搭台阶。 果然，过了不一会儿，她就亲亲热热地勾住我的肩：“你都二十五了吧，可你看着小；你说我把，说大，我才二十四岁半，说年轻，我都二十四岁半啦！” 我烦了：“怎么，想嫁人了？”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你这个人呵，除了漂亮……唉，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我告诉你，我和他已经确定关系了！” 她很快就进入角色地一扭身子，好象我是那个“他”。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那不挺好。” “好是好，可他必须留在医院，听说他们这批实习生有一多半要分到下面县里去呢。” “会照顾你们关系的。” “这当然是一个主要方面，可他总担心那件事，医院留不留他可就难说了，咱院要的是尖子。” “哪件事？” “急救室那个老太太呗！” 我的心格登一下。这段时间，我被这件事搅得心神不定，好几次想向黄主任道出真情却又开不了口，我绝不是心疼那个电饭煲扔在水里也没听着个响儿，关键是跟这种人打交道，只要我憋不住，前途马上会变得茫然…… 咱们属于芸芸众生，没有厅级的爹局级的妈，找到一个能把礼送出去的关系多不如意。 “涂医生说，你的事他包了！” 胡宁说完，扔下木呆呆的我，挺胸撅腚地走了。她得意的时候总喜欢这样，一扭一扭的，不知多少次她对我说：“在外边办点事儿，他们都问我是不是剧团的，我说菜不是呢！” 我不相信会有这么邪乎的近视眼偏巧那天又跌了眼镜。 谁说她糊涂？她收场收得恰到好处。 涂开贵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答应我不告诉胡宁，还咱们咱们的，可碰上和一块上两天夜班，又无话不说了。他大概是见了女性就指天跺地地发誓，可转脸就能把誓词忘得干干净净。 我的心里乱极了，上我们这种班需要全神贯注，我不愿考虑这件事。 我来到急救室，老太太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我摸摸她的额头，因为她太瘦小，呼吸动作肉眼几乎看不到，又不动弹，我只能靠摸体温判断生命还是不是赋予她的肌体。 她因为必须用于救命的升压药而真的出现了脑溢血，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除非我不看到她，她那木刻般的饱经风霜的脸，那花白的毫无光泽的白麻线一般的发丝，总是叫我的心一阵阵地战栗。 她的邻居来看她时说，她十九岁守寡，大概把人世间的苦都吃尽了，好容易熬到今天，儿子儿媳又嫌弃她，吃饭要定量，拌一点儿剩菜汤；她家的电冰箱上锁，儿媳妇一点不嫌麻烦。那天，她告诉邻居是她的生日，邻居看她可怜就给她炸了两个荷包蛋，让她躲在厨房里吃，引发了胆道蛔虫。我也接待过她儿子，看上去是一个穿着普通，平平常常的规矩人。可他进了急救室，略带笑容的脸，象揭掉了一层塑料薄膜似的，露出了惊惶失措的神色。在离病床一米远的时候，他站住了，我看见他屏住呼吸，伸长了脖子，仿佛再往前挪动半步就会被他妈妈一把拖入另一个世界，只看了两眼，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救不了就别用药了，她又没有公费医疗，每天吊瓶子，打好针，我们可负担不起。” 我只见过苦苦哀求医生救活自己亲人的人，只见过伸出胳膊为亲人献血的人；只听说过弟弟两肾衰竭，哥哥愿意出高价手术费移植给弟弟一个肾脏；只听说过明知妻子是癌，却要变卖财产维持她的生命。有人说，这对死者并没有什么意义，是的。可是我们活着的人如果看到的不是这个而是也许是非常实际的置之不理，那我们还会如此全心全意，心安理得地希望活着吗？ 面对这无辜的老人，她不会辩说，没有安乐的晚年，没有人聚精会神地倾听她的病情……本来，一支解痉药就可以使她正常地生活下去，就因为我们误诊，使她衰老而脆弱的血管在降压和升压的反复中破裂，默默忍受着雪上加霜的风烛残年。 当然，误诊不是我的本意，记上一起二等事故，接受领导不甚信任的目光，对病人来说已经无济于事。但我们分明都在打着个人小算盘而隐瞒着事情的真相，不愿意个人受到一丁点的损失，我们欺骗的是这样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蒙昧的老人。 我给老太太换了一个热水袋，她残存的生命已经睡不热被窝了。如果再压上一条毯子，她就会没有力气呼吸。触摸她温凉枯槁的肢体，我的心惶惑不安。如果这间屋里是她的满堂儿孙在和我们摩拳擦掌地打官司，我也许会找出一千条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可是，陪伴她的是冷漠无情，一言不发得四壁白墙。 白色，使人感到安静，今天却令我烦躁。我轻轻地推出急救室，向黄晓晓的病房走去。误诊，误诊，误诊……这两个字有节奏地在我耳边缭绕。 我准备给黄晓晓翻身，她却说：“乔护士，我一个星期没大便了，想再试试……” 长期卧床，使她的肠功能完全紊乱，有时拉稀，有时大汗淋漓也拉不出来。我给她放好便盆，又用手用力地按摩着她的小腹。 “乔护士，你病了吗？脸色很难看。” 我摇了摇头。 “那你是不是烦我了？我住的太久，都快把你们给拖垮了……”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无可奈何地说。 “不知怎么搞的，这几天晚上老做梦，梦见我妈妈，给我梳头，喂我吃饭。我就想，说不定我快熬到头了……” “别说傻话，晓晓，”我把她的思绪岔开，“看样子根本拉不出，还是塞个甘油栓吧。”我边说边戴上白色的橡皮手套，从她桌上拿出常用药。 我把油汪汪的子弹大小的甘油栓拔在手指尖上，把手伸进被子…… “好象不对……”她的话音还没落，甘油栓已经不知滑到哪里去了，要知道她的下半身反应迟钝，不可能有灵敏的感觉。糟糕！一定是滑到阴道里去了，这个判断使我陡然一身虚汗，后背凉丝丝的。怎么拿出来，她还是一个没结婚的姑娘，万一人为地造成什么问题，我真得一个事故扛着，两个事故挑着…… 我这时才真正醒来，才知道这是十七号病房，我正站在黄晓晓的面前。而刚才我脑子里还全是老太太老太太，一直是下意识地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什么…… 如果今天晚上我还健在，明天，我一定要找黄主任谈…… 可眼下怎么办？ “我去打电话叫妇产科的医生来取！”我冲到门口。 “乔护士，” 黄晓晓慢悠悠的声音把我叫住了，她把头悄悄地转向窗户，给我留下一个轮廓十分模糊的侧面，“你给我取出来吧，我不是……处女……”说完，她轻轻拉起被子，蒙住了脸。 怎么可能？她十六岁得病，到现在都十几年了。 我无力地倚在洁白的门上…… 八 我在黄主任面前坐下，刚刚开了个头，他就挥了挥手打断我：“这事涂医生已经向我汇报了。” 我一下子就给噎住了，半天吭不出声来，这太出乎我意料了。 就像开春脱了大棉猴一样，我轻轻松松地走出主任办公室，迎面碰上涂开贵和胡宁肩并肩地走过来，我冲他们挺友好地一笑，谁想到涂开贵直眉瞪眼狠狠搡了我一下：“你的目的达到了吧？” 胡宁也在旁边斜着眼睛：“他被分到县里去了，可我跟他一起走！”说完，她使劲地一甩头，象男的那样把额前的头发甩到头顶，挽起涂开贵的胳膊很鄙视地从我面前昂首阔步而去，还有意撞了我一下，用鼻子“哼”出两股气体，我立刻闻到了浓烈的来苏尔味儿。 我被人摇醒了，原来是个梦，胡宁穿着工作服还在摇我，怪不得冒出一股消毒水的味来。 “出事了！出事了！”她一个劲叫。 “什么事？”我坐起来，漫不经心地揉揉眼睛，看见桌上放着胡小姐给我打的早餐—叉烧包。我曾经对她感慨万千地说，对这种皮甜馅咸的食物我很难适应。可她已经是第三次叫我如此反胃了，只要我一表示不满意，她就会把眉毛顶到额头上，万分惊奇地反问：“你不是说对这玩艺儿最感兴趣吗？” “出事了！蒋卫东要自杀，现在还在那个没装修好的新楼楼顶！” 我光着脚丫跳到地上：“怎么会呢？”面对众多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我几乎忘记了穿衣服的程序。 “不知道，他拿着一本书在上面乱喊乱叫，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只听见偶尔提到你，黄主任叫你去！” 书！我的心着实一沉。赶紧用湿毛巾胡乱地抹了抹眼角，就跟着胡宁向出事的地方跑去。远远地，就看见黄主任拿着电动喇叭哄蒋卫东下楼，新楼外面的竹架子还没有拆，里面乱糟糟的，到处是水泥、木料、电线，不知这小子是怎么爬上去的。 蒋卫东就在楼顶的边缘，嘴里振振有词，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我竖起耳朵把蒋卫东断断续续的话联系起来。知道他大概意思是：保尔是英雄，因为他敢自杀；如果我自杀成功也一定能成为英雄。 我拿过电动喇叭冲着楼顶：“蒋卫东同志请注意，保尔没有死，现在领导决定你和他一块参加报告团，回厂作报告！” 我隐隐约约地知道蒋卫东喜欢厂里的一个小姑娘，可那姑娘嫌他太平凡，那姑娘说想找一个英雄，而且经常给报纸上刊登出来的英雄写信。蒋卫东的神经受了刺激，他总还是希望能回到厂里去光荣光荣吧…… 蒋卫东只愣了一下，然后突然仰天大笑，那笑声让人感到恐怖。接着又哇啦哇啦说开了，意思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回的英雄他当定了。 黄主任悄悄对我说：“跟他说话把他稳住，我到楼顶去。” 我机械地点点头，汗津津地提着电动喇叭，绞尽脑汁挖掘神经错乱的语言。 我说，你算哪一路的英雄？有本事上老山前线，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别跳楼玩呵。 我说，你上次还叫我向你开炮，可后来你睡着了。阵地就没了，叫敌人占去了，你应该想办法把阵地夺回来。 我说……我没词儿了，发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十分有限。就说，你们厂你们车间来人看你了，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呢，就在你房间等着你呢。不信，不信你问胡小姐……我以为胡宁一定会和我密切配合，小鸡啄米一般地点头，结果她呆若木鸡，只会半张着嘴两眼不眨地望着楼顶。 直到我怀疑自己进入了梦境…… 直到我看见黄主任的双手象铁箍一样抱住了蒋卫东，才差点瘫坐在水泥路上。 把蒋卫东拉回科里以后，黄主任把《保尔柯察金》啪地摔在医生办公室的桌上。 “这是谁给他买的？！还印着‘购于本市‘？日期是蒋卫东住院之后，这么厚一本书，医生查房，护士值班都没发现吗？！” 黄主任大发脾气，他的“晴空霹雳”就是丝毫不顾面子，不管场合，任其发泄。全科的医护人员都不敢吭气，象两圈沙袋儿那样闷闷地围着他，我也心虚地低着头。 “怎么都不说话？医院准备开神经科，这才让我们科搞试点，先开两个病房，要死几口子才行吗？你们学的精神病人的护理都就饭吃啦？！” “这书可能是他跟别的病号借的……”这是涂开贵战战兢兢毫无底气的声音。 他认识这本书，这分明是一个信号，可我不愿意接受这种交易。我陡然横下一条心，向前一步走：“是我给他买的。” “你不知道任何一点外界刺激都会导致他犯病吗？” 黄主任的口气并没有因为是我就缓和下来，依旧很严厉。 “我想他因为失恋一定很痛苦，我们应该让他感到外界的关心和温暖，也应该让他了解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英雄……” “你糊涂！” 黄主任齐刷刷地打断了我的话，“他有正常人的思维吗？他如果能够看懂什么是真正的英雄还会得病吗？” “我错了。” “你错了，没那么简单，至少记差错一次！以后护士交班都要检查蒋卫东的抽屉、床头柜、枕头套里有没有什么妨碍治疗的东西。” 我的肺都快气炸了。差错！差错！简直是八十年代的“红字”，那些走马观花，医术低劣的“万金油”大夫；还有胡宁那样稀里糊涂混饭吃的护士小姐都混的挺好，挺自在，只有我，好心，认真，吃力，受累，换来的是差错。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干？这地方我真呆够了！别的不说，假如能进中医研究所，甚至可以考虑嫁给涂开贵。 办公室的人都慢慢走光了，医生们推着病例车去查房，护士们各就各位准备打针、发药、做治疗。只有我，蓬头垢面地站在那里，象个逃学的孩子。 朦胧中，我觉得脖子边儿撞过来一股热乎乎的气息，一侧脸，发现是涂开贵，他又鬼鬼祟祟地返回来了，我对他这种举动十分反感。他凑近我说：“何必呢？我还在一直给你打圆场。” 我不做声。 “你这个人呵，太善良太认真，也不觉着累！”他很真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出怜香惜玉般的同情。这时我才认识到即使能去比中医研究所好十倍的地方，我也绝不会嫁给他，因为我简直想把他拍我的那块肉给挖了。 “别着急！”他无视我的冷淡，又把鼻子凑过来，一阵难以忍受的湿热扑面而来，“等我过两个月分配完，你就熬到头了！”他挺诡秘地眨眨眼，一笑。 我浑身的血一下子涌到头部，胀得太阳穴突突直跳，我恶心自己，居然能和这种人默契了这么久。 他根本就没有诚意帮我，我们是鱼和鱼饵的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 我一字一句地对他说：“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自己找黄主任谈！” 我一眼也没看他，风一般地从他身边刮走，老半天他才追出来，压低嗓门说：“乔克林，你别后悔！” 我慢慢地侧过头，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他一遍：“我后悔我今天才认识你。” 我头都不回地走了，我想，我终和他不是一路人，如果这时候他真的不图回报地帮助了我，或者安慰我几句，接过去一半的烦恼，我也许也真的会很痛苦很违心地在心灵深处叫老太太作出牺牲，尽管这样会使我一生不安，但什么事是能预料到的呢……算了，对过去了的事情最好是不要假设。不是咒他，他不会赢得任何一个好姑娘的心，因为他不懂，除了海鸥样的杂音他什么也不懂，是那种教不会的不懂。 我走出了二内科的大玻璃门，碰上胡宁送完标本从化验室回来：“哟，还唬着个脸，差错也不进工资袋，我稀里糊涂地闹了一串，都快成糖葫芦了，那有什么？” 除了对自己的事以外，她什么都不在乎。那天我们好几个人议论在公共场所没有器材、药物如何抢救病人的事，正在争论不休，她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说：“哎呀，晕倒个人算什么呀？横在你面前你跨过去就是了。” 九 我慢慢地放下电话。 我对父亲说：“我改变主意了。”他一定非常生气，因为好容易才听见他不满的声音：“你已经不是做游戏的年龄了！” 无所事事，我决定还是回到地窖一般的宿舍去。 天很阴，很低，象帐篷那样被干枯的树杈支着，北风令那些树枝嘎嘎作响，威慑着天空。我第一次注意到季节，注意到这个冬天如此漫长。 本来，我下了夜班想多睡一会儿，可胡宁穿着钉掌的高跟鞋在小小的宿舍里来回走动，还不时地、“无意”地将柜门和抽屉弄得叮当乱响。现在我已经无福吃到她打的稀粥或者叉烧包，取而代之的是一张象天气一样拉长了的二尺半的驴脸。 她今天休息，也在宿舍。难道我这么急于回去是为了看她的那几块狠呆呆的表情肌？ 我向医院的后山走去，那是一片从老百姓手里买来就没有修整过的坟地，只要不嫌它凄凉，寂寥，还是很可以走一走的。 医生班专门开了两天会讨论老太太的病例和帮助，当黄主任然又得乱骂一通。 “我不是故意的……”涂开贵这样申辩。 “废话！” 黄主任跳起来，“你要是故意的，我们就要抓捣乱分子了！我有很好的动机，可我把病人治死了，该着没我的事，这还成理吗？” 当是，不管怎么说，对于一个实习医生误诊，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没有一个人象我想象的那样大谈“职业道德”问题，然后重新严格周末的值班制度……相比之下，我的那种大起大落、繁复跌宕的超越自我精神显得极其微不足道。 而我送礼、钻门子想调动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乎全科人人皆知，议论并且侧目。 昨晚值班，二号八发高烧，这回是真的。涂开贵知道是我值班，就不开药片也不开注射剂，他在临时医嘱那一栏里写道：酒精擦浴，每五分钟一次。 药物固然对二号八的身体有一定影响，但我知道象涂开贵这种责任感很差的人根本不会考虑到这一点，假如是胡宁值护士班，他会毫不犹豫地开两片退烧药。但对于我，他就要用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叫我尝尝他的厉害。 我拿着一瓶酒精走进五号病房，二号八正在煎烤中昏昏欲睡。 我喂了他几口水，开始用酒精一遍一遍地在他心脏部位以外的肢体上擦。他两胸的肋骨象手风琴一样根根可数，全身毫无血色，如同被单一样苍白，唯独大腿两侧有青紫青紫的被掐过的痕迹，这是他在接受治疗的痛苦中忍耐再忍耐时自己给自己使劲儿的地方。在这生命之丝游移着几乎飘然而去的日子，没有人把手伸给他，让他在强忍中去捏去掐，没有人在他床沿与他相视而坐，默默无言…… 我一遍一遍地给他擦着，半个小时就是六个五分钟，汗水从我的额头滑进嘴角，咸咸的，衬衣也贴在脊背上。我突然感到涂开贵的卑下十分可笑。如果每个人都有替自己打算的天性的话，我敢说我和他有质的区别：那就是我虽然不尽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我懂得做人最起码的原则，我懂得应该怎样对病人负责。 二号八的体温开始下降，他大概松动一点了，无力地睁开眼睛，注视了我好一会儿，嘴巴动了动，我以为他要说什么谢谢之类的话，就没在意，准备收拾好东西出去看看别的病人。 他却伸出一只胳膊对我划拉了一下，示意我过去，大概他的胳膊太瘦，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转动胳膊很认真地看了两眼，才把它放回被窝里去。 我走到床边，目光柔和地俯下身子，他轻轻地似乎随便又似乎郑重地说：“乔护士，如果哪天不是你当班我就去了，”他的眼睛斜了斜床头柜，“你注意翻翻我的遗物好吗？” “你想到哪儿去了，你会好的……”我这样说着却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 他笑了，因为瘦，显得牙床很鼓。我竟然鼻子发酸，我和他非亲非故呵，我做过多少次尸体料理，如果为每一个病人哭泣，那眼早就哭瞎了。也许是那些人都有人为他们嚎啕，而他，却只有我是他身边唯一的鼻子发酸的人。 我机械地迈着冻的发麻的腿，在坟地里缓缓地走着，走着，不愿意停下来跺一跺冻僵的脚，似乎那样会惊动在下面长眠的人们。坟包上的草或稀或密都枯黄了，它们互相攀挂着低低地连成一片，只有我，象个石碑，孤零零地耸立在这里。 我感到孤单、孤独、孤寂，我需要一个最知心的人听我倾诉，我要告诉他我对二号八的疑团和感慨，我要向他数落涂开贵的种种劣迹，咒骂这个庸医。再对倾听我心声的耳朵说，虽然无处可去，可我依然想走…… 天更阴了，偶尔还抛下几个雨点，它也哭了吗？ 我终于还是走上现实之路，渐渐地看清了那个暗红色砌砖的集体宿舍楼，不知哪个淘气蛋开始叫起来的，叫它“姑子楼“，唉，它如果真是个庙就好了，我早已四大皆空，还会有这许多烦恼吗？ 在楼门口碰上黄主任，他急乎乎地说：“我在你宿舍等了半天，你上哪儿去了？下了夜班也不好好休息！”他又对我露出慈父般的笑容。 我的神情非常冷淡：“有什么事？”心想，只要是跟我无关的事，管它水灾地震、上吊活埋、爹死娘嫁人……我听都不听就走。 “也没有什么，我想找你谈谈。看你最近情绪很不稳定，听说你想调走，有这事吗？” “有！”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批评……” “你没那么重要！”我浑身是胆地打断他，“因为我不适应这，这里的环境，这里的气氛，这里的人，这里清一色的白不哧啦！总之我讨厌这里的一切！这倒霉得逃都逃不出去的集中营！再说，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爆发了，歇斯底里地比划着，声音沙哑。 象不认事我似的看着我，象观察一个病人，确切地说象观察那样看了我好一会儿：“但是，我也有放不放人的自由，如果走我现在就可以开欢送会，你不行，你是一个爱发牢骚的好护士。” 他轻轻地说完这仿佛是青春寄语般的话，面带笑容地走了。我想起好象是一位伟大的人类学大师说过，全世界每个人都有精神病，只不过轻重缓急不同而已。 十 移动的树、房子、土地，车窗外，是一个滑动不换镜头的令人厌倦的系列片。只有天边远远的夕阳，无边无际的黄昏，让金黄色的光紧盯着我们。 我倚窗而坐，看着绿龙般的车尾，伴随着轰鸣的车轮声，心想，如果这是和医院永别，那该多好。我才不在乎这车是开往呼和浩特还是乌鲁木齐。 软席卧铺车厢里只有我和对面下床背对我躺着的晓晓，她一定睁着眼想她的心事，因为她已经习惯了在想象中生活，何况她现在又什么都看不见了。“在黑暗中生活的人也害怕夜晚，害怕睡觉。”她这样对我说过。 我奇怪我怎么会坐到火车上来，挺费劲儿地想起前些日子…… 黄晓晓的老家终于来人了，两个小伙子，他们准备接晓晓回去。 其实，那儿对于她来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不曾给过她一丁点的乡思或乡愁，而且她现在去了，也永远不会对那儿熟悉，因为，她脑干里的瘤子已经压迫了视神经。 病变，从来都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轰轰烈烈地爆发，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早晨。 我在病区连喊了两声起床也没有动静，后来是二号八半导体里广播操的声音正式揭开了清晨嘈杂的序幕，洗漱的叮当声，汲拉着拖鞋的噼啪声，热水器呜呜的鸣叫声布满了走廊。 我走进十七号病房，一夜的空气相当混浊。我象平常那样推开了窗子，让晨光伴随着新鲜空气涌进这白色的毫无生气的病室。我特别注意到窗外那一大片药房种芍药的领地，许许多多的花苞都伸长了脖子希望再窜一窜，以至于不踮起脚尖来迎接春天，它们时而相离时而相撞，晨风带着一股清新的寒意。 “外面出了什么事，这么吵？” 黄晓晓却仍然往被窝里缩，不解地问。 “起床了，太阳都要照屁股啦！”晴朗的早晨给我平添了几分暂时的说不出来的愉悦，我拿起黄晓晓的脸盆准备去给她打洗脸水。 可是我发现她原先虽说干涩但还是漆黑灵活的大眼在惊慌地探找，那瞳仁上的光亮怎么会一夜褪色，竟变成了两颗旧算盘珠，然后木然地对着天花板。 “当啷”一声，我手中的脸盆掉在水磨石的地板上。 从那一天起，黄晓晓就吵着要走，要回她的老家去。她不梳头，头发结成了结；把喂到她嘴边的汤碗打翻在床上、地上；胸口被她自己抓满了紫红色的血道道……黄主任曾多次关着门在里面跟她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决定叫我护送黄晓晓回乡下去的那天，我一个人在值班室收拾药箱，带足了各种药品和路上必须的护理器材。我也想出去走一走，每天上班、下班、宿舍、饭堂，我心中的那堆乱麻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单调而理出头绪来…… 黄主任脸色灰暗地走进来，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药箱，我理解此时此刻一颗作父亲的心，去年除夕，黄主任还提着饭盒在十七号病房和晓晓一块吃年饭，那晚舒心的笑声至今还冲撞着我的耳膜…… “科里重病号多，我走不开，晓晓就托付给你了。”他说，这之后是一阵漫长的沉默，我知道他还要说什么，就低着头摆弄着药箱背带静静地等着。 “她亲妈在那儿，早结婚了，那个穿蓝运动服的小伙子是她大儿子……” 我疑惑地看着黄主任，我一直以为他爱人死了，大伙都这么说，原来……那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直到我把负责抬人的小伙子安排在硬卧车厢，又凭着名牌医院强有力的关系包了这间软卧车厢倚窗而坐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时地侵扰着我。 窗外缓慢地换着夜景，远处的灯光忽明忽暗，使人想到高大的建筑物或狭窄拥挤但又温馨的小家庭，灯光充满着生活气息。 我闭上眼睛，看见自己在奔跑，高举着右手频频地回眸向身后的那一排白栅栏白白，飞吻，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口中默念：不要再见，不要再见到那片白栅栏…… 不睁眼。我想，能看到的无非都是些无望的期待。忽然，我听到一阵低低的抽泣声。 “晓晓，你怎么了？！”我慌忙摆脱了梦境。 我帮她翻了个身，她真的在哭，她还会再哭吗？我从没见过她哭，她的泪囊早已萎缩了。我问她有什么不舒服，她摇了摇头。 “别着急，就快到了……”我安慰她，用手慢慢理着她的黑发。 “我知道快到了，我离我爸爸越来越远了……” 这回轮到我不做声了。 “你们都可怜我，我是病人，没法子，可他是正常人，一辈子全白搭了，谁可怜过他！ “不是我想离开他，我都看不见了，何必再伤他的心。我知道我吃的药全是维生素和能量合剂，只是维持生命，根本不治病，人长瘤子也要长呵，越长越大，我见过死神，它翻着白眼，脸色是灰的，难道我也要拖死他吗？ “他身体不好，常常一夜一夜失眠，人又窝囊，裤子脏的发亮，他还跟我开玩笑说是缎子裤，我帮不了他，至少要叨叨他，可我瞎了，走不走都叨叨不了他了，我对他一点用处都没了。 “乔护士，他喜欢你，总说你聪明，你以后多说说他，他都会高兴……” 这一对父女，都把对方托付给我了，他们不知道我的心只是一个桃状的空壳，我觉着活得那么沉重，因为没有办法把自己托付出去。 “他是个好人。”她接着说。她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多，象决堤的水那样流出来，“他原来挺想结婚，可是偏偏那时候他犯错误在医院当清洁工，那个和你一样漂亮的护士小姐就哭着走了，去给一个首长当真正的家庭护士去了。他那段时间很苦闷，我又只能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懂，唉，人苦闷的时候做出什么事来都不应该算过分吧…… “那一次，我恨死他了，以后再也没有，没有……只是看着那种男人的气息在他身上一点一点地消失，一点一点地蜕变……”她的声音变得十分遥远。 我恍恍惚惚，象是在听一个明明不可信但又震撼人的故事。我停止呼吸，声音有些微微发颤：“可她……” “不是我的亲爸，我妈跟他结婚的时候就怀着我呢。他是医生呵，什么不知道。我妈乡下有人，他们是指腹为婚的，他叫我妈生下我就回乡下和我亲爸结婚去了。我妈不能抱着我回去，时间不对，让人知道会捶死她的。好长一段时间都是我爸背着陈世美的名儿……” “是呵，我原来老觉着我爸对不起我，可现在才明白是我对不起他。因为我，谁都不愿意嫁他，把他一直拖到这个年纪这个份上……他守着我就是一刻不停地交医药费，现在想起来，他这样苦守着我是不是赎罪？他早就可以提出把我送回我妈那……” 我注视着晓晓的脸，由于久居室内，她的皮肤异常的苍白、细嫩，使我忘记了她的岁数。她今年该是二十九，还是三十一？我照顾她，仿佛她永远十六岁，我从未用一种性别上的差异来看待过她。 “乔护士，你知道‘石女’吗？”她突然这样问。 “‘石女’？什么意思？” “你学医的，还不知道？！反正我不是‘石女’，我知道女孩子是怎么回事。” “……” “我要走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应该庆幸才对，象我这样的病人，有谁愿意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 我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有病的身体也会发育也会成熟，而她只能在白栅栏的那一遍，在那狭小的天地中欣赏自己，爱怜自己，把自己象书那样打开，一遍一遍地读……我想起她每年都要挑一副娃娃的挂历叫我们挂在她对面的墙上，她在明明已经停滞的生活中给自己设计了美丽的憧憬和幻想。 我现在才明白她为什么喜欢那条裙子，因为裙子最能衬托出女人的魅力，她一天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女孩子。然而，每一天对她来说都是一个新的醒着的梦。 我打开提包，把我那件墨绿色的连衣裙拿出来，原计划是和晓晓在乡下分手时再送她的，我把放在她的手上：“晓晓，我刚想起来，你爸叫我给你买了条裙子，我买了，墨绿色的。” “是吗？”她的眼睛象通了电，瞬间闪了几闪，激动地抓住裙子来回地摸：“是跟你的那条一模一样吗？” “是的，在一个商店买的。” “太好了！乔护士，你不知道这条裙子有多漂亮，你一穿上它我就觉得春天在向我走来……” 我是春天？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庆幸自己的正常，就象花，不知道自己就是春天，白色不知道自己也是颜色。 “你象一个天使，”她接着说，“可就是没有神力起死回生。我要是没有病该多好呵，我就嫁给我爸，没人爱他，我爱他……”她紧紧地抱住裙子，泪水无声地从她的眼里慢慢地溢出来…… 我把眼光移向窗外，天已经全黑了，远处的灯光亮成了一片，象黄昏的晚霞那样紧跟着列车，但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到心乱如麻，因为那两个并无瓜葛、并无嫡亲的灵魂被胡乱地缠放在一起，共同忍受一个生理上一个病理上死去活来的折磨…… 真的，我真的不愿意知道得这么多，这么清楚，这么具体…… 十一 为了教会乡下的人怎么护理病人，并跟那儿的卫生院交待好病情，我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 晓晓的妈妈看见她就哭了，她后来养了三个儿子。晓晓的爸爸就作出一副漠然的神色。村里的人都说，这是晓晓妈和第一个丈夫生的孩子，现在孩子废了又给扔回来了，城里人的心都叫墨染过。 晓晓最终属于这儿，她一拉住亲妈亲爸的手，就平静了，我要走时她对我说：“我那天是怎么了，说了很多傻话吧？” 我说：“这不是故事，我不会再讲给第二个人听。” 在乡下，虽然冥冥之中也似乎有一种无名的牵挂，但还是觉得轻松了许多，那儿对于我来说是世外桃源。 一跨进“姑子楼”，风情依旧，我想：久违了，大概胡宁已经把过去的事忘了，就像忘了给黄晓晓翻身，打针忘了消毒皮肤上来就扎那样，她的忘性原是很大的呀。我实在受不了身边有个人老是穆仁智的面孔，那我自然就产生出一种杨白劳负债的心理，坐立不安。 我推门走进宿舍，胡宁转身看了我一眼，一点也没有“哎呀你回来了”的神色，好象我刚从饭堂或厕所回来。她继续对她请来的一位别科的护士展示她新购置的床上用品。 “这种枕巾漂亮吧？晴纶的，永不褪色，就是用洗衣机洗也总是这么新鲜！” “就是太红了，还有这个喜字，有点土……”那位客人持不同意见。 “你真不懂，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你看这块被面，我就是故意挑水粉的，有湖蓝呀，还是这个颜色有气氛，再说又是处理的，你看哪儿有毛病，看不出来吧？谁也看不出来，就这……这……哼！一下子就便宜八块钱呢！” 真看不出胡宁在当家过日子方面还颇有潜力，而且井井有条。 那位客人说：“这也是图龙凤吉祥吧？” 胡宁激动地对着客人瘦削的肩膀猛击一掌：“是呵，你真聪明！可我昨天去你那儿坐，你怎么什么也没有哇？” “哎呀，别提了，连个对象也没有。我都快愁死了，买这玩意儿我看着就伤心。” “你不懂，” 胡宁俨然一副过来人的样子，“好东西是要碰的，到时候你再想买合适可心的东西，哪就一趟街全转出来了，平时就得藏着这份心，哪有女孩子一辈子不嫁人的！” “你当然这样说哩，找着个大学生，我们科的实习医生还没等我闹清楚谁姓什么，全有主儿了！”客人十分惋惜地说。 胡宁很得意地笑笑：“听说了，你们传染科的实习生全是速战速决；外科那几把刀，多傲，谁也不理，全院都知道他们要打持久战，慢慢地挑……” “那你呢？”客人很专注地收集经验。 “嗯，我是……麻雀战。” 胡宁故弄玄虚地下结论。 我想了半天也不得要领，她就是喜欢瞎卖弄，科里开会，她要是第一个发言，必用“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做开场白；如果偶然谦虚一下最后一个讲，就说自己是“抛砖引玉”。 哪种病还没有特效药，大伙儿在议论要想治愈很难，很难，正在唏嘘，她会冷不丁谁也不看地冒出一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种时候，我看她一眼能烦半年。 她开始一件一件，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大红大粉的东西放进原装的塑料套里，床上的“火”才渐渐灭掉。 我正好把东西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忙揪空问：“小胡，这段时间科里没出什么事吧？” 她足足瞅了我半分钟，才耷拉着眼皮很不请愿地说：“不知道！” 我真贱！和她就只能比泼。从此，我绝对要以牙还牙，她下夜班我就唱歌，也唱“我爱马场我爱马”。 我向科里跑去，忽而就明白了自己冥冥之中的牵挂到底是什么。哇！我按捺不住地惊呼起来，那一片药房领地内的芍药花几乎全开了，红艳艳的象一层绚丽的落霞，它们与春风相约，被春风拥抱，激动地微微颤抖。春天，果然象一个多情的小伙子，再不愿等下去了。我情不自禁地向那片芍药地跑去，漫步的病人几乎都为它收住脚步，露出惊喜的目光；一群下夜班的姑娘们在叽叽嘎嘎地照“她在丛中笑”的镜头，我忍不住悄悄摘了一朵红色芍药，等离开了那儿才把它举到鼻尖下仔细地观赏，它花瓣柔嫩，娇艳欲滴，清香四溢，我要告诉我牵挂的每一个病人：春天来了。 一脚迈进病区，我就感到这里仍是严冬，白色的静物肃立不语，周身感到阴冷，这儿的空气仿佛缺氧，让人感到紧张、压抑。 五号病房门口安上了白色的屏风，全科当班的医生护士都在那里穿梭。糟糕，二号八出事了！我跑到屏风外猛然收步，心中竟会有些害怕：二号八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死死地咬住下嘴唇走进病室，二号八的眼睛闭着，露出的一道缝里全是眼白，嘴上盖着一层薄薄的湿纱布。大刘医生在费力地给他做人工呼吸，可他只有大口的、下意识的、动静极响的进气，没有一丝一毫的出气，输血输液的管子里滴速十分缓慢，尽管他全身的功能都在做最后的挣扎，但终将导致全身衰竭。 黄主任踱到我的身边：“回来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二号八木然地点了点头。 “他的单位，他家里我们都发了双份病危通知单，但是没有人来。” 我看了一眼黄主任，好一会儿，我很平板，很愣地问：“他临死前说了什么？” “他说把尸体留给医院用。” “还有呢？” “没有了，这话他说了两遍，就再不说话了。” 我还是死盯着二号八，似乎希望他能回光返照地醒来，看到我，或者冲我象以前那样划拉一下胳膊…… 病房里的各种声音都渐渐消失了。护士用注射器抽急救药品的手；加速静脉点滴拉输液管的手；紧张地传递医疗器械的手；量血压测体温数脉搏的手都停止了活动，只有大刘医生做胸外按摩所发出的无望的闷闷的声音—二号八已经完全不呼吸了。 帮助做完尸体料理以后，他们把二号八抬上四轮平车，按照他的意愿，准备把他送往病理解剖室。我在他洁白的枕边上放上了那朵芍药花，如果真的有所谓极乐世界，就让这多年生草本植物在那儿为他祛风止痛，活血止血吧。 我一个人在五号病房清理二号八的遗物，照说这项工作应该是两个人进行，以便互相监督。但二号八除了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旧冬装之外，就只剩下几本厚厚X光学的方面的书，一副职业上必需的墨镜，一块大上海牌的旧手表……谁也没兴趣在这堆东西面前提出增加一个人参加清理工作，以防止人常会萌发的见钱眼开的本性。 我回来得晚了，他什么话也没留下，甚至连一句需要另一个人记住的有所交待的话。沉思良久，我不甘心地又细细地翻了一遍，还是什么也没有，只是有一本X光学书的最后一页印版权的白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 我一生的大事记只有两件。 那字迹非常凌乱，象是在随意瞎抹，并不是记“大事”的笔迹： 我曾经在卡车轮前救过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那一次几乎换了全身的血。 我曾经是医学院的高材生，但最后一次在附属医院外科实习时，教授住刀，我是第一助手。教授给病人的诊断是胃癌，作胃次全切手术。打开腹腔一看，才发现病人的胃只是深部溃疡。手术后，教授示意我不要把误诊的事说出去，开始我这样做了，可我后来在巡访病人时发现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因为沉重的精神因素，使他骨瘦如柴，面色青灰，刀口又无法愈合，只剩下一口气。我不思后果地披露了这件事，后来病人痊愈了，我却被分配到红卫保健站。 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事业、生活、爱情都离我而去。我不知幸福是何物。只有在恶劣的环境中作最现实的选择，可我都不曾后悔。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教授为这件事被斗得死去活来，当然没这件事他也逃脱不了反动权威的“桂冠”，那是一场无人漏网的浩劫。关键是有这件事。 谁也不关心这件事的始末，只说因为我，让教授吃尽了人世间的苦，结果定我为“三种人”，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代价：因为更正一个病人的误诊，我自己陷入了复杂深重，无法自拔的“误诊”之中。我真傻，我是一个医生，我看重的应该是“病”，而不是“人”。 我死于“误诊”，没有人能卸掉我肩头的这副担子，没有人肯相信我这一套谎言。 我没有家，没有坟，没有灰，制成如同植物一样的标本，不留下任何什么让人提及，如果我是“三种人”，不如是零。 这本书不会有人看到就将送去打纸浆，但我总算说出来了，还有什么可抱憾的呢？ 下面的署名是姜德海，直到此时我才注意到他的名字，我早就把他变成了一个号码，他竟那么乐意答应…… 十二 下班前，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发现了涂开贵塞进来的纸条，约我晚上去后山一谈。他应该塞给胡宁才对呀，可上的称呼明明是“小乔”，而且看胡宁满床的“大红大粉”，他们许是早就跨越了递纸条的初级阶段。 我真不知道和他还有什么好谈的，难道他留下了一点点和谈的余地？当面干的那些劣迹不提，单看胡宁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他在背后都放了什么屁。是不是他实习已进入尾声，良心发现，想和解，想表示一番忏悔？那今天晚上太阳就得从东边掉下去。 他的确没能留在医院，毫无争议地分配到县里去了，听说还是个穷县。想到这里，我不禁一怔，是不是他要报复我……坟地，妈呀，不去也太熊了，要知道正义在我这边，去，要不要带一把水果刀以防万一？ 想了想，还是决定不去，闹出一场血淋淋的案子，死了也就算了，吓成个半疯，象蒋卫东那样可怎么办？我可没有当“英雄”的瘾，然后让那些吃饱饭至少能剔两个钟头牙的说客丛头发丝评到脚趾头。 可是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涂开贵又凑到跟前，用通知我参加支委扩大会的表情叮嘱我去赴约，脸上倒没有凶相，穿的还挺醒目，西装领带，裤脚悠悠自得地吊起。想起他抢救病号时吓得不会扣扣子，敢杀人？他没那么可爱！ 我刚入座，胡宁就过来了，也把菜盘放在我们桌上，我和她闹崩以后，是互相回避的。她今天……反正我先来，只装看不见吧，说不定她是为和解下点毛毛雨呢，这个念头还没着落，胡宁就当着桌上好几个护士的面杀气腾腾地冲我说：“乔克林，你自爱一点！” 我差点象鞭炮那样炸起来，然后干嚎着把这盘土豆排骨扣到她脸上去。现在，我全地球最恨的就是胡宁，早知道她这么会喝醋，我就是捏着鼻子也要和涂开贵千娇百媚地说几句废话，不用唱歌她下夜班准睡不着觉。可我的脸还是一阵青一阵白，和胡宁一样，饭吃的没滋没味。 晚上，一看见涂开贵的鬼影子，我恨不得掉头就走，实在不愿意应付这种叫我腻透了的事。何况是在后山，万一让什么人撞见，胡宁非当着我的面抹脖子不可。 我绕着坟包走到他跟前，没好气地说：“什么话不能在科里说，象特务接头似的……” 他做出一副难得见到的谦恭的样子，支吾了一句什么，便不再说话。我也下决心不再吭声，不是他约我来的吗？和他保持将近一米，静候。 “我快要走了……”他终于开口了。 “听说了。” “你恨我吗？”他抬起眼睛。 “谈不上。” “小乔，”他的语气十分诚恳，“你不觉得咱们是不打不成交吗？” 我晚餐才吃了半碗饭，竟在这里听他扯些没油没盐的淡话，实在烦了：“我希望你用陈述句不要用反问句，我还有事！” “那好，”他喃喃地说，那架势叫我猜不透。 他说：“那件事是我错了，虽然，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但我还是要向你承认，我太自私了！“他悔恨交加地转过身去，背对我叉着腰仰望星空。 尽管他有些做作，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并且迅速地反省自己，错看他了？他真的没那么坏？！ “而且我后来一直对你很不好，报复你……”他接着痛心疾首，“我很内疚，感到对不起你！” 我渐渐地有些释然，即便我去不了中医研究所，他也要离开医院，但只要我们都认识到自己无愧于这件事，就值。 “原谅我吧！小乔，”他猛地回过头来，感人肺腑地喊了一句，象是在念台词，“你作的对！你向黄主任汇报是为了抢救我的灵魂，我现在才真正明白过来！是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吗？你说话呀！” 我的心动了：“涂医生，别这样，谁认识一件事都有个过程，首先替自己想，那也是很正常的。明白了，不就行了。再说老太太已经脱离了危险期，只要精心护理不会再出什么事了，你也不要太难过。” “我没看错！”他有些神经质地喊起来，“我向全世界宣布：我没看错！你太好了！小乔，你善良，宽容，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很令人放心的。” 我不解地看着他，他正痴痴地望着我。 “对，就这样看着我，真美！小乔，你不知道你有多美，最近你瘦了，你到底为什么事那么忧郁，白白的脸，象个病西施，你叫我睡不着觉，整夜整夜想你！” 我怎么会突然想起胡宁龙凤吉祥的粉被面？ “我要离开这里了，才不得不承认我最爱的是你！小乔，听我说，我不用去县里报道，中医研究所正在办调动我的手续，虽然这意味这放弃学业，白读了几年西医，但总比下去当赤脚医生强！跟我一起去吧！一起去！明白吗？” 坟地里好象有磷火，还是涂开贵那两只贼亮贼亮的眼睛？叫我既头晕，又害怕。 我太明白了，他大可不必弄得这么复杂，又是铺垫，又是高潮。如果刚才他忏悔的那件事不发生在我和他之间，就绝不会有什么奇迹。 他还是他，那个很符合逻辑的他，大概他把我的不说话理解成默许，居然上前来抓住我的手。他的手很热而且汗津津的。照说，我是不是应该照常规把他的手恨恨甩开，骂上一句卑鄙。可我只是慢慢地把手抽了回来，冷静地说：“别这样。” “那你答应我，你要怎么样都行！”他靠近我，并射过来热乎乎的鼻息。 我只是悄悄地后退了半步，脚跟就顶住了坟包。我今天的思绪很乱，怎么又想起了姜德海的遗书……环境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太重要了，如果当时他也后退半步，绝对会留在大医院，留在手术台上，走一条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之路。在命运面前，人有时是需要让步的。我不喜欢涂开贵，但是我现在的环境，现在的这种格局又能找到多少快乐，又能碰上比涂开贵更好的人吗？ 市里很大，能容个把人的好单位有的是，可市委书记不是我舅舅。咱们国家文件再多，也没哪条政策能落实到我头上，没有硬关系，档案连卫生局都出不了，还谈什么“跳槽”。呵，跃不过去的白栅栏。 先出医院，再奔东西，设计一个阴谋诡计，很曲折很惊险，说不定挺好玩，可我干不来。可是，他不是也认错了吗，我们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上的纠葛…… 我愣着，思绪象舞台上的激光背景，一闪一闪，来的快收的也快，变化多端，容不得我多思多虑。涂开贵许是继续逼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又一次缩短，如果把这段距离化为一个相交点，说不定对我来说真的海阔天高。我敢说，毫无杂质的爱情是没有的，只不过有的隐秘得深一些，有的不被自持清高的人所承认。 如果他向我认了错就匆匆地走开了，给我留下一个渐渐远去的背影，留下一片遐想的空地，如果他哪一天对我说：你去的事已经办妥，我先去县里报道，以后再说！然后不图回报地看我一眼，我说不定真会不计较他的吊脚裤，爱上他！可他不能假设，我不能一辈子靠我想象中的升华去完善他。他一面说爱我爱的发疯，恨不得跪倒在我面前，一面又能如此冷静地设计这幕讨价还价的丑剧。这是爱情吗？我居然在这么简单的习题面前，找不到答案，我的脸，顿时热的烫手。 “不！”我很轻很坚决地吐出了这两个字，撇下他走了。 他竟然从后面猛扑上来，拦腰紧紧地抱住了我，急促的喘息象龙卷风直吹我的脖根：“乔克林！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再想想吧！别落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我用力地挣脱他，没命地往前跑去。无情的晚风送过来一句飘飘忽忽的话：“再傲也不过是一个高级老妈子！” 那一刹那，我的血仿佛都凝了，心感觉到的是切肤般的痛，但我没有回头，如果十年二十年后我真的为今天的抉择后悔，那只能证实我变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俗女人。奇怪的是我的眼泪哗哗地奔涌而下，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为一句话委屈成这样。 看见了“姑子楼”黄黄的灯光，我的心才略微平静了一些，我决心把今晚的一切都告诉胡宁，信不信由她，我总不能看着她上当。 推开宿舍的门，满屋的欢声笑语，好几个科的护士都在我们屋打毛线，我们这儿成了作坊。我再一次领略了胡宁脸上蓓蕾晚放的风采，因为大伙都拿她手上的男式毛裤开玩笑。 她看见我依旧笑吟吟不动声色地说：“你们别逗了，这毛裤是他叫我给他打的，说是省得有人没事总打他的主意！” 我错了。其实，令人同情的应该是我自己。 十三 很久没回家了，没这样好好地坐在窗前。我都干什么去了？说有事，我其实完全可以就这样愣愣地坐上一天；说没事，不是我整天忙得脚不沾家吗？ 我面对窗子支着下巴颏，用小指头一下一下拨弄着嘴唇，让它发出“卟卟”的声音。没有做不完的梦，醒来一切仍旧循规蹈矩。 多么希望窗外是一片……一片反正能长成一片的什么玩艺儿，能叫人“极目楚天舒”，让心灵得到一点点宽慰。可几幢高知楼紧挨着，能很扫兴地看见对面楼厕所里晾着的花裤衩，然后定时有一位优雅男士在阳台上练黑管，每天同是一支低沉忧伤的曲子。 整整十来天没休息，科里又来了重病号，又是黄主任点名叫我参加抢救小组，连轴转地上特护。他觉得我应该对他的赏识倍感荣幸，可是我只无可奈何地揉了揉鼻子。病人总算活过来了，我可快要累散架了，一心只想长眠不醒。 门响了，爸爸走进来：“睡得好么？” “嗯哼。”其实，没有胡宁高跟鞋的节奏我一样睡不好，很烦，很多梦，梦里似乎有雾，然后是一片紧挨着一片的白栅栏…… 我真想好好地重新设计自己，比如骂骂咧咧地给另一个关系买电饭煲什么的。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