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有一句名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它一直不遗余力地搜罗、发掘、总结、拔高、制造和推广各式各样的典型，供人们学习和模仿。可惜有些效果不如预期。 早在延安时期，共产党就树立了一个劳动模范吴满有。他在林伯渠主持的边区苏维埃大会上胸前戴上大红花，自此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延安赫赫有名的大文艺家蔡其矫、艾青、古元、莫艾、钟惦斐、凌子风等都根据吴满有的事迹创作了叙事诗、抒情诗、版画、人物通讯、电影（共产党的第一部故事片）等。就连后来当了毛泽东政治秘书的李锐还写过一篇《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老军头王震把吴满有纳入麾下，授予二纵民运部副部长之职。不过峣峣者易折。此人在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上发表反共讲话，把毛泽东弄了个灰头土脸。 被毛泽东誉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据目击者回忆，她临刑前吓得哇哇大哭，并不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宁死不屈”“慷慨就义”。她那位能言善道、到处作报告的继母胡文秀更被文周西村的村民们举发为向“阎匪”出卖刘胡兰的叛徒。后经周总理亲自过问，“真正”告密的“叛徒”、当年的农会会长石五则被枪毙，胡文秀的“污名”得以洗刷。不过村里人都说，石五则是个替死鬼。近来更有人指刘胡兰是毛泽东的一个政治童工。 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另一个典型是张思德。他在一次意外中死亡，毛破例写了一篇祭文《为人民服务》，后来一度成为共产教徒的圣经。但新的资料显示，张思德的死，与他的任务─鸦片生产─有关。 至于后来树立的什么“卖菜大嫂”李素文、“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英雄”黄帅等等杂七杂八的“样板”，招来的不过是世人的耻笑而已。 共产党叫得最响的一个典型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全国老百姓，从黄髫小儿到耄耋老翁，从满腹经纶的文人雅士到引车卖浆的凡夫俗子，都饿着肚子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向雷锋同志学习”，“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可是毛主席本人却在中南海夜夜笙歌、遍撒龙种。 这说明共产党树立的各种“榜样”都是供普通人去效仿的，他们自己，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从来没有打算身体力行。 树立董存瑞是要更多军人“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扫清前进的道路”，树立黄继光是要更多的战士用自己的身体去堵敌人的枪眼，树立赵桂兰是要更多老百姓舍身保护国家财产，树立田桂英是要更多的妇女走出家门为革命作贡献，树立孟泰是要更多人“节约闹革命”，树立王进喜是要更多的工人发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树立邢燕子是要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安于农村“战天斗地”。即使是焦裕禄，也不过是提供给基层共党干部学习的。他的事迹很生动，但他绝不是“大干部”学习的榜样。因为那篇家喻户晓的通讯题目就叫《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穆青是个聪明人，他没写成“共产党员的好榜样”。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共产党员”包括了从马夫到中央主席的所有成员。 但笔者认为，恰恰是中共的高级干部，特别是掌握着党和国家命运的那几个人，才更有必要有一个他们共同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因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的常委们，虽然个个道貌岸然，一本正经，教训全党全国人民头头是道，但现在流散出来的材料证明，他们的为人品质、道德操守，远不及大多数的平头百姓；他们中有些人的自私、贪婪、伪善、残忍超过了历代统治者；其胆大妄为、无法无天，更令世人瞠目。 我们只听说邓小平要向毛泽东学习，江泽民要向邓小平学习，胡锦涛要向江泽民学习，他们从来没有表示向人民学习，更不可能向人类学习。这就使中共领导人处于小圈子繁殖状态，一代比一代退化。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现在十三亿人同行，竟然找不到一个“师”，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一件事！ 为此，笔者要郑重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推荐一位学习榜样。他就是孙运璇。 此公山东蓬莱人士，哈尔滨工科大学毕业，官拜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党中常委，应当与各位政治局常委们属同级干部。此人刚刚过世，一生为人，当可盖棺论定，各位常委们学习起来不会发生吴满有那样的尴尬。 向政治局常委们推荐孙运璇，不是要诸公学他临危受命，克服重重困难，在台湾实现百分之八十地区通电的光明使者形象；不是要诸公学他紧追世界科技脚步，创造台湾起飞奇迹的经济推手精神；不是要诸公学他脚踏实地，成功闯过两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实干家风格；不是要诸公学他留给后人的村村通公路、中正机场、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铁路电气化、南北高速公路、中钢、中船、中石化、新竹科技园、工研院、台电等诸多政绩；不是要诸公学他拒斥“泛泛于官事，营营于官位”的务实态度；不是要诸公学他和蔼可亲的平民宰相风范；甚至也不是要诸公学他尽其职权所能，宽待被镇压的美丽岛政治囚徒的宽厚胸襟。 笔者向政治局常委们推荐的是孙运璇一生不曾离开的一个字：穷。 孙先生一生发展顺遂，一出校门从工程师做起，很快被擢拔为工程处主任。抗战胜利后赴台任台电处长、副经理兼总工程师、经理。在尼日利亚担任电力公司执行长三年后回国，被任命为交通部长，后担任经济部长，直至行政院长。据说要不是患了中风，他可能是继任蒋经国总统大位的第一人选。他做的官不可谓不大，手里的权不可谓不重。可他一生与寒酸相伴，与羞涩相随，并以此为乐，为荣，为幸，为傲。 有些故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从做台电总经理到做交通部长、经济部长，因供养家庭和为老母医病，家计虽然未到“揭不开锅”程度，却常常出现难以为继的窘况，以至部长夫人多年来竟是进出当铺和委托行的常客。而孙先生卸任行政院长的1984年，台湾的人均国民所得已接近3000美元。反观中国现状，不要说政治局常委级，就连那些七品县官，哪一个不是锦衣玉食，富甲一方！ 孙先生的表妹刘冰琦女士到台湾后长期与这位表哥一家同住，对他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她的一番回忆也颇令人感慨。她说：“我们都骂他铁公鸡、一毛不拔！”孙先生担任经济部长时，她们几个姊妹起哄，激孙先生说：“你从来没有请过我们吃东西，我们今天就去吃好吃的。”孙先生直说：“家里有东西吃，干嘛出去花钱？”但姊妹们不依。本想大哥这次要请她们吃什么好吃的，没想到，孙先生竟然提议去吃金瓯女中附近卖烧饼油条的路边摊，气得妹妹们直骂他小气。既然大哥那么小气，妹妹们就再拗他坐计程车去。一行五个人，孙先生舍不得叫两部计程车，决定妹妹们搭车，他自己从济南路宿舍走过去。一到小吃摊，孙先生第一句话就问：“老板，什么最便宜？”老板说：“烧饼油条最便宜。”妹妹们抢着问老板：“什么最贵？”老板说：“咸豆浆最贵！”“那就每个人来一碗咸豆浆外加一颗蛋！”妹妹们抢着答。“他的脸色真的变了，赶快看看口袋够不够钱。”现在想到当时表哥的脸色，刘女士还是觉得很好笑。 在中国大陆，领导人的生活都列为国家机密，国人无从了解。但人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国家领导人与艾滋病患者握手，和农民坐炕头包饺子的特写镜头。不过观众总觉得他们的演技不如古月、唐国强、卢奇那么到位。 孙运璇有一段在非洲工作的经历，他是世界银行的一个项目指名点的将。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找他谈话的情形也相当令人感叹。陈诚虽是浙江人，但还是投客人所好，以两碗山东水饺招待这位台电总经理。陈诚提及世银代表有意向政府借调他去尼日利亚兴建电厂时，孙先生立即表示同意。当陈诚问他为什么愿意到非洲时，他没有共产党人通常的那种豪言壮语，也没有“为国争光”、“帮助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思想境界”。他只是说：“老实讲，我太穷，我受不了，我家人太多，薪水不够，母亲生病，我没有办法再养她。”陈诚听了孙运璇的话表示，既如此，可以为孙加薪，他不必去非洲。孙运璇却说：“院长，你不能为我加薪，我一人加薪，那我的同事怎么办？”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为了养家糊口，竟至于愿意到非洲去工作，老百姓还需要对他的廉洁作考核吗？ 这位宰相在位时严禁子女经商。他们成年后，不是在国内教书，就是出国谋生。他不论是在职还是退位，都一直租住公家的宿舍，“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过得悠哉游哉。他走了，没留下房产，没留下汽车。这使每年帮他填写向监察院申报财产报表的表妹刘女士感到轻松。她说，那么多栏目，她只需写“以下空白”就完成了。 “空白”二字，是灰暗的影子，许多人奋斗一生也摆脱不了；它又是圣洁的高峰，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分子们，多半为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进”了一步。可惜就此也就无缘享受“空白”二字带来的如孙运璇那般的轻松、快乐、超然和自信。 全国人民“低标准，瓜菜代”的时候，拥有私人游泳池和天文数字的银行存款，固然是一庄幸事，但是躺在水晶棺里听孀妻与二奶为争遗产而对骂，恐怕灵魂就不如乱葬岗里的野鬼那么安宁了。 依仗权势，怂恿儿子办官倒公司，以慈善事业做幌子，利用双轨制大发横财，固然得意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被世人唾骂。就算用坦克、机关枪暂时封住了人们的嘴，最终绝对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龙生龙，凤生凤：老子戴上三只表，儿子一出校门就可以当副院长、副总指挥，同时掌管26亿美金的大公司。共产党不是三令五申，不准党政干部和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吗？ 家族垄断：自己做了龙头老大，就把自己的子女这里安个董事长，那里安个总经理，从投资到运营，实行全国性的家族垄断。台电总经理孙运璇的4个子女可是没有一个沾“电”字边的。 老婆打头阵：依仗封疆大吏的权势勾结走私犯，让老婆以公司名义暗通款曲，虽说有主子“罩着”，焉知不会有一天受到人民的清算！ 劫贫济富：有钱就是主子，哪怕你是卖馄饨的出身。你需要我手里的权，我需要你手里的钱，咱们合伙去压榨老百姓，不惜和黑社会结盟。 喽罗献媚：这边新华社还没把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念完，那边“某某故居”“某某纪念馆”“某某母校”“某某坐过的椅子”就开始筹备开展，家乡改造的资金即刻到位，退休后住的别墅也开工兴建。 所有这些人，表面上春风满面，实际上惶惶不可终日。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如惊弓之鸟。“阶级斗争天天讲”、“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就是他们风声鹤唳、色厉内荏的阴暗恐惧心理的自我写照。他们知道火山总有一天要爆发的。 当今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把政府官员必须公布自己和配偶、子女的财产明定为法律了，唯独在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国家，就连公布官员财产这点小事，也是议了一回又一回，终究连政治局的门都出不了。据说我们国家领导人都是“人民的公仆”，先前更称为“人民的勤务员”，又说“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利益”，还说“国家主席和普通工人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平等的革命同志”，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敢把自己的财产向全国人民大大方方的公开呢？要是没有鬼，为什么如此怕见阳光呢？ 可见，我们代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还真有向帝国主义、大地主阶级、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动政权的代表人物学习一番的必要。孙运璇就是一个榜样。 钱，“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我们的书记、省长、部长、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判了一批又一批，杀了一茬又一茬。可是全党全国的广大干部，赴汤蹈火，前仆后继，誓将贪污进行到底。到现在，哪里的县长厅长之类成了贪官，根本都不成其为新闻，报上登出来，还不如哪里黑牛下了一个白犊，或者什么地方出了个换妻俱乐部能引起轰动。贪污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会被同行瞧不起，现在讲的是几千万，多少亿。 看来，“亡党亡国”确实不是耸人听闻的骇人之语了。 何以杜绝此风？有识之士早已献上锦囊妙计，诸如官员民选，多党竞争，言论开放等等，看来诸位难以立即采纳。在下奏一治标之策：学习孙运璇，从我做起。即可将政治局常委和配偶、子女的财产向社会公布，清缴一切非法所得，将涉嫌走私、侵吞、圈地、变相贪污、非法占有、利益输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分子驱逐出政治局，交付司法查办。政治局里只留孙运璇式的清廉人物。要是30年前把毛泽东的3万元存款悉数没收，可能比杀一百个刘青山张子善还管用。要是17年前把康华公司一案交付检察机关侦办，或许中纪委的工作量至少减少一半。要是5至10年前把江棉恒李小鹏等人送交人才市场双向选择、竞争上岗，共产党也许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整个机体发出一股腐尸般的臭气。 老百姓的穷是国家的耻辱，领导人的富未必是国家的荣耀。各位常委，悬崖勒马，弃恶从善，尚为时未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