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yc7.cycnet.com:8091/worksnew/content.jsp?id=645&s_code=0209
陈晓光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福建省建立团组织，是在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根据党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出的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引导工农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觉悟农民参加革命”的指示，在团中央和广东区团委的帮助下，最先在福州、厦门两地建立的，随后在全省逐步开展。
福建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为福建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同时团结广大青少年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使福建青年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福建团组织建立前的酝酿和准备
福建团组织虽然建立于一九二五年，但它的酝酿和准备的时间比较长，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就开始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促使马列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广泛的传播。革命的浪潮推到了福建。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这股浪潮的影响下，走上了追求革命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当时福建是在北洋军阀李厚基统治下，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两者对福建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福建，福州的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开展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封建军阀统治的爱国斗争。首先，福州二中学生在陈昭礼、陈应中等带动下，进行反对孔老二和抵制日货的斗争，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宣传进步思想①。接着，在福州学生联合会的指导下，林仲等人在福州小学发动学生展开了罢课斗争，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参加。五月二十四日上午，福州学生联合会在西湖开化寺前举行了“五?四”殉难烈士郭钦光的追悼大会，有二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和阻挠，参加了大会，下午举行了八千多人的游行示威。
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福州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各商店查封、禁买和烧毁日货，提倡国货，引起了奸商的仇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四日，福州发生了奸商黄瞻鸿勾结军阀李厚基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黄案”事件。李厚基与奸商黄瞻鸿勾结、诬陷逮捕了爱国学生千余人。为了营救被捕学生，福州掀起了“三罢”运动，即罢课、罢工、罢市，并通电全国学联，在省内外各界群众的支持下，六月二十日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电令李厚基释放被捕学生，逮捕黄瞻鸿归案。这次事件，使福建人民抵制日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然而，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总想借机报复。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驻榕日本领事馆纠集了大批日本军警，血腥镇压抵制日货的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台江事件”，爱国学生受伤无数，死亡者十余人。而军阀李厚基竟然把在这次事件中当场捕获的十名日本罪犯及凶器送还给日本领事馆，激起了福州人民的义愤。学生和市民举行了罢课、罢市等游行示威，掀起了一场反帝风暴，全国各地的学生、市民、国外留学生、海外侨胞对这场斗争给予了有办的支持。终于在一九二○年秋，日本撤走军舰、撤换驻闽领事，向中国政府道歉，惩办凶手赔偿损失而使斗争取得胜利。
此外，在厦门、漳州、泉州、长汀、南平、建瓯、连城等地，在“五?四”时期，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声援北京学生，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
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福建学生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进步，到一九二二春，福州学生以福建省第二中学为活动中心，掀起了反对封建奴化教育的学潮，但这一斗争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领导学潮的进步学生陈任民等人被学校无理开除学籍。陈任民被开除后，便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马列著作和进步刊物，受革命思潮的影响，思想逐渐倾向革命，信仰共产主义，便要求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党组织发生联系后，经杨贤江、郭寿生二人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夏天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自此，陈任民就经常同在团中央工作的施存统发生联系②。
一九二二年十月，陈任民接受团中央的指示，从上海回到福州，与随许崇智部入闽的俞秀松（当时团中央的负责人）取得联系，便在福州开展革命活动。关于当时福州青年的思想情况，陈任民曾写信给团中央。信中说到：“福州青年素来是干涉外交不干涉内政的，全副精神都是拿去对外的，脑筋非常陈旧简单，没有新思想，和他谈起社会主义，他看作是一件奇事，他决不感到阶级斗争。”因此，他要求团中央寄一些进步书刊来，并给予指导和帮助③。在俞秀松的帮助下，陈任民发起组织了进步社团??“民社”，团结进步青年和学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提高思想。“民社”还创办了《决冲》周刊，陈任民担任主编。这刊物是福州最早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主张的阵地，在福州有一定的影响。随着“民社”活动的开展，俞秀松、陈任民准备在“民社”中吸收倾向共产主义的优秀青年、学生，建立青年团组织。后因各方面的情况，建团工作就暂时停了下来④。另外，进步学生陈聚奎等在福州组织成立了一个“青年学社福州支社”，发展社员有三十余人，并出版《青潮》刊物，他们办社的目的是把青年学生团结在社里，学习马列主义刊物和进步书籍，交流思想情况，提高觉悟，“使一般青年对一切主义学说，有明确之观念。”⑤
一九二三年十月，陈任民、陈聚奎等人认为“民社”和“青年学社福州支社”不应分立，经过协商研究，决定将两社合并，组成“福建青年社”，陈聚奎便写信给团中央，要求给予“社会科学以学识，指示我们切实的研究办法。”⑥他们认为“福建青年社”的主要任务是“以研究社会科学，努力青年运动，促成国民革命为纲领”，使“福建青年社”成为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培养进步青年的机关⑦。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一九二五年一月，“福建青年社”宣告成立，有五十多名会员，并创办出版《福建青年》周刊，介绍新思想、新文化和革命主张。“福建青年社”成立后，组织了社员和广大进步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它以福州学生联合会作为联系和领导学生运动的机关，通过福州学联发动成立了“学联会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筹备处成立后立即发表宣言，号召群众起来开展革命斗争，“对外取消与列强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打倒军阀，收回政权”。福建青年社的团组织建立前领导学生进行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时，陈任民等，积极准备在福州发展团员，建立团的组织。
在厦门，马列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进步书刊的流传主要是在集美师范学校。集美师范学校是福建的一个革命摇蓝，这里聚集着全省（包括外省）各地的学生，共有二千多人。青年学生迫切追求革命真理，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们争相阅读进行书刊，如《新青年》、《响导》、《中国青年》、《独秀演讲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讨论集》、《新建设》、《工人流血记》等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倾向马列主义的人逐渐增多⑧。在这个学校师范部读书的贫苦学生李觉民，是最早相信社会主义学说者之一。他自从学习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后，就下决心相信列宁主义了，并一有机会就大力宣传其主张⑨。李觉民思想倾向革命后，就与上海的团中央发生了联系，经常反映厦门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学生思想情况，以得到团中央的指导。在学校里，他团结进步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开展学生运动，并和罗明等人发起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一九二三年冬，李觉民、罗明（罗善培）、罗朝金等人在集美学校组织了“星火社”，出版《星火》周报，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专门鼓吹我们的主张”，“这种周报同学很欢迎，比《中国青年》销售要多，每次出版一出即尽，对于同学的思想影响甚大。”⑩由于李觉民发售《中国青年》、《响导》等进步刊物成绩较大，遂被吸收为《中国青年》的通讯员。翌年，李觉民向团中央提出入团要求，经团中央批准，吸收为团员（11）。同年秋天，罗明与广东区团委的兰裕业发生联系后，广东区团委便指示罗明在集美开展学生运动，后经广东区团委的委派，罗明担任了两广区团委的通讯员（12）。
为了团结更多的学生参加革命，李觉民、罗明在上海团中央和广东区团委的领导下，，在集美共同发起组织成立了“协进社”，发展社员一百三十多人，团结了一批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在社里，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学说和我党主张，并进行讨论、研究，充实了头脑。他们还走向社会，向工农进行宣传。协进社主要任务是训练积极分子，向他们灌输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与国民革命的理论，使广大青年学生不被学校中的反动右派分子所拉拢，从中吸收优秀青年学生入团（13）。广东区团委十分重视培养厦门的革命青年学生，准备在厦门建立团的组织。
此外，厦门大学学生罗扬才在厦门创办了闽南文化促进会，平民夜校等，组织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和宣传进步思想。龙岩县邓子恢、陈明、林岳等人在龙岩白土创办了进步团体“寄山书社”，发展社员二百多人，学习《共产党宣言》、《新潮》、《新青年》、《响导》等刊物，进行讨论研究，交流思想，并出版《岩声报》，作为公开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岩声报》宣言指出：“本报最大之使节乃在：改造旧社会，宣传新文化。”（14）此报在当时影响很大。
这些革命活动，为福建团组织的建立、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福建团组织的建立及其发展
福建的团组织，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终于在一九二五年春，由上海团中央和广东区团委指导，分别在福州、厦门两地建立起来。
福州的团组织是由上海团中央帮助建立和领导，比厦门早一些成立。一九二五年二、三月间，根据团中央的指示，陈任民、陈聚奎便在“福建青年社”内物色优秀青年、学生，加强学习和训练，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酝酿成立团组织。三月间，团中央派马念一来福州、仙游等地，调查了解情况，帮助建团工作。马念一来到福州，与陈任民、陈聚奎取得联系后，便开始了建团工作，发展了方尔灏、翁良毓、林铮、黄源、张?、施松龄、邱腾芳、郑松谷、林大鸣等为团员（15），报请团中央批准。经团中央批准后，于四月一日，共青团福州支部在福州正式成立，陈聚奎任支部书记（16）。到了五月底，团员发展到十九人。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团福州支部立即发动和领导青年学生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壮大。团组织除了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外，还积极深入到工人、农民和群众中去，发动和组织他们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斗争中注重扩大团的影响，宣传党的主张，吸收他们中先进的青年入团，并组成支部。一九二五年六日二十三日，团福州农民支部宣告成立，共有团员六人，由郑章荣担任支部书记（17）。随后，以教师、店员中先进青年组成的团福州尤街支部于七月七日成立，支部书记由崔文焕担任（18）。
随着全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形势的深入发展和团组织的日益壮大，为了适应斗争的要求，团中央委任曾到团中央汇报工作后，被留在团中央《热血日报》帮助工作的福州支部的方尔灏为中央特派委员，回福州整顿团组织，成立团福州地委。七月十九日，方尔灏主持召开团员大会，转达团中央关于成立团福州地委的决定。会上，选举了林铮为团福州地委书记，陈聚奎为宣传、学习委员，翁良毓为组织、工农委员，李培兰为妇女委员，下设职工小学、女校、三山、七里、农民和福州书店等六个支部，共有团员三十一人。（19）团福州地委成立以后，加强了领导，分别组织团员学习马列著作和党、团刊物，并以团章为教材，教育团员增强组织纪律性，以“养成团体生活的习惯”，并从学联会、福建各界后援会、废约运动同盟会、三义校、工人这五个方面开展工作，扩大影响（20）。
到了八、九月间，团地委书记林铮与方尔灏意见不一，发生矛盾，经团中央教育、调解后，十月二十八日，团福州地委进行改选，由林铮、陈聚奎、翁良毓三人为执委，林铮为书记，陈聚奎为宣传委员，翁良毓任组织委员。并指定陈公光为非基督教委员会书记，林铮兼任经委书记，陈聚奎兼任学委书记，游寿任妇委书记。这时，团员由原来三十七人发展到四十三人，团支部发展到十个。其中学校支部六个，主要开展反基督教的示威运动和扩大反基同盟（21）。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团福州地委执委翁良毓因领导“非基运动”遭到反动军阀周荫人的逮捕，团地委决定林铮、陈聚奎全力从事福建学联会工作，发动各界人士营救翁良毓。为此，团福州地委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进行改组，由严明杰任书记，尤崇玮为组织委员，施松龄为宣传委员，并于次日召开团特委会议，委任陈聚奎为学委书记，陈公光为非基督教运动委员会书记，李培兰为妇委书记，林菁为经委书记，郑尚衡为儿童委员会书记（22）。团福州地委改选后，由于领导力量薄弱，在斗争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有一定的困难，便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再次改选团地委领导成员，改组后的团地委书记由林铮担任，陈公光任宣传委员，陈聚奎任组织委员，严明杰任经委，林菁任学委，下设十个支部：
商业专门支部：林涛书记
福建大学支部：陈聚奎书记
工业专门支部：尤崇玮书记
女子师范支部：林鉴书记
妇女工读支部：游寿书记
三山小学支部：陈公光书记
职工小学支部：郑尚衡书记
七里农民支部：郑章荣书记
尤街农民支部：陈启昌负责
第一师范支部：施松龄负责
直属地委支部：方尔灏负责（23）
这时，福州的团组织已发展到五十人，是反帝反封建的核心力量，团地委进行了分工，宣传部负责非基督教运动、妇女运动，编写进步刊物和宣传革命理论；组织部负责推销进步刊物，贴标语，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收缴团费；经委从学联工农部着手，加强对工、农的联系，组织他们开展斗争；学委主要做学联的工作和发展学生支部；团特委当时主要开展学生、工人、农民、反基、联合国民党、妇女这六项运动（24）。
厦门的团组织比福州的团组织建立稍晚一些，它是由广东区团委派人来帮助建立的，建立后属广东区团委领导，并得到上海团中央指导（25）一九二五年四月，在广东区团委的指示下，以地下左派为核心，在集美师范学校闹起风潮。集美师范学生在地下左派的领导下，利用纪念孙中山逝世的机会，写挽联，刷标语，宣传反帝反封。五月一日，地下左派以学生会的名义，开展了规模更大声势更猛的学生运动，学生、教师、职工，附近的修路工人、基督教徒等都参加了这场运动。这样就引起了学校和反动当局的注意，为了避免损失，左派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罗明先离开学校。在这种情况下，罗明便写信给广东区团委，要求派人来建立团的组织。随后，他便离开学校，前往广东（26）。广东区团委接到信后，于五月底派兰裕业到厦门集美，与李觉民取得联系。李觉民受上海团中央的指示，与兰裕业一起在协进社内物色思想倾向革命的进步学生和青年，进行考察培养，开展筹建团组织的工作。到了六月，团厦门支部在集美师范学校正式成立，由李觉民、罗扬才、邱泮林、刘端生、罗良厚、罗贸开、罗调金等七人组成支部，李觉民任支部书记（27）。团厦门支部建立后，受广东区团委领导，并得到上海团中央的指导。
团厦门支部建立后，开始在工厂、码头、企业组织基层工会，开展学生运动，但由于组织不健全和缺乏基本知识，所以工作局面一直打不开，到一九二六年二月，团员只有十人（28）。
一九二六年三月，广东区党委委派罗明为特派员，到厦门整顿和发展团的组织。经过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发展和健全了组织，团员由原来的十人发展到四十三人，团的队伍壮大了。在这四十三人中，有中学学生二十三人，大学学生四人，中学教员二人，小学教员九人，民校职员一人，工人一人，农民二人，店员一人。在此基础上，团厦门支部决定成立厦门总于事会。经过选举，由阮山任书记，李觉民任组织委员，刘大业任宣传委员，罗扬才任学委，特委由罗明担任。最初，干事会下只设两个支部，即厦岛支部和集美支部，后来，为了方便团组织开展活动，便将两个支部改组成七个支部，这七个支部是：
厦门大学支部：书记罗扬才
集美学校师范支部：书记罗贤开
育美学校小学支部：书记巫丙熹
育清支部：书记郑瑞生
大中支部：书记柯子鸿
中山支部：书记陈祖华
禾山支部：书记严子辉（29）
另外，在育清支部和中山支部之上设分干事会，由洪敬剑任书记，郑瑞生任组织委员，庄醒人任宣传委员，支部在分干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集美支部则是在支部下设干事会，干事会下又分三个团小组，干事会书记由罗贤开担任，谢如香担任组织委员（30）。
经过整顿后，团厦门支部组织较健全，每星期召开一次会议，一个月开两次大会，基本上团员都能参加，并按时缴纳团费。团厦门支部组织团员深入到工农、青年学生群众中去，发动和组织学生群众开展斗争，宣传党的理论、主张，并出版《党声》周刊。这些团员成了厦门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核心力量。
一九二六年五月，团厦门总干事会进行了调整，由阮山担任书记，刘大业任宣传兼组织委员，学运委员罗扬才，农运委员严子辉，工运委员柯子鸿。罗扬才担任中学干事会书记，黄清淮任组织委员，陈祖华任宣传委员，庄醒民任学委。各个支部和各个小组经常开展活动，积极做好宣传工作，发售《中国青年》、《人民周报》、《响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并发展了团员十人（31）。
此外，在闽西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青团。一九二六年，赖际发在永定县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团支部。在上杭卢丰平民学校的高级班中，建立了大革命时期上杭的第一个团支部，兰鸿慈任团支部书记。与此同时，在兰稔、星太等地的平民学校也相继建团。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翁振华、罗扬才等人到漳州福建第二师范，发展了优秀进步学生八人为团员。在八闽大地上，革命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福建早期团组织建立后的主要革命活动
福建地方团组织建立后，福州、厦门两地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有了领导，斗争开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出现了新的局面。
首先，深入地开展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热潮和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及其一系列方针、政策。在福州，团福州支部以福建青年社为据点，团结各阶层青年，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书籍，进行讨论。同时，又发起成立了“涤社”，研究社会科学，使更多的青年靠拢到团支部周围，宣传现代思潮；注重团结精神；努力民众运动（32）。要求青年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并“尽力宣传，使民众彻这种思潮，以便引导民众，走上革命的轨道”（33）。团福州支部先后出版了《福建青年》、《涤之》、《怒潮》、《血钟》等进步刊物。在这些刊物上，介绍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号召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随后，团组织又创办了福州书店，发售《响导》、《中国青年》以及马列主义的书刊，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厦门、团厦门支部加强了对协进社的领导，扩大了组织，从原来的一百三十余人发展到二百多人，并出版《星火、》周报、《党声》周刊，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集美学校当时集中了福建各县的青年共二千名。加入到协进社里的成员来自于二十多个县，这些学生在暑假返乡时利用各种机会，到农村、工会及民校等处宣传国民革命的主张和党的主张（34）。同时，团组织还举办了平民夜校，对工农群众宣传社会主义，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自觉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其次，积极发动领导学生运动和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福州团支部发动和领导学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抵制美帝渔业在华倾销运动。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团组织通过福建学联发动学生二千多人，向福建省省长、军阀萨镇冰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下午四时，军警出动，对请愿学生进行镇压，当场死七人，重伤十人，受伤者有一百三十多人。事件发生后，团组织发动了各阶层群众起来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全市举行了罢市、罢工、罢课，抗议反动军阀的罪行。在群众力量的威迫下，北洋军阀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党中央刊物《响导》为此发表文章，题为《形势严重之美帝国主义残杀福州学生》，指出此次事件为“台江事件”的重演将是中国全国学生运动消沉六年后复活的开始，热情赞扬了福州学生勇敢斗争的精神。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团组织立即组织学生群众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团福州支部派陈期荣通过福建学联和福建青年社，召集福州各界群众代表会议，成立了“上海惨案福建各界后援会”，六月十日发动了三万多群众，举行了反日反英的游行示威，并募捐二千余元支援上海工人（35）。随后，团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福建废约运动同盟会”、“国民会议促进会”。与此同时，厦门闭支部也领导青年投入了这场斗争，六月二十五日发动和组织了厦门、鼓浪屿等地学生举行集会，抗议美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要求收回租界和鼓浪屿的市政司法权，撤消日本在厦警厅和警察权等等。同时，团组织还发动了厦门市和鼓浪屿的学生群众进行罢课、罢工、罢市等活动，给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厦门团支部通过学生联合会发表了《对于五卅惨案宣言》，指出“五卅”事件的根源“只是由于不平等条约”，只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否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宣言号召同胞们“从速奋起，全力前驱”，起来斗争。当时适有英国轮船成都号从上海到厦门，各界人士对此进行抵制，不搭英轮，使英轮乘客廖廖无几，好生凄凉。
随着反帝斗争的深入发展，团组织又开展了收回教育权的运动。福州团地委派翁良毓同志领导这场斗争。九月间，福建省学生联合会成立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翁良毓同志担任该会委员长。该会成立后，发表了宣言和通告，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学校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启发教会学校的学生开展反帝斗争，明确提出了教会学校应按照我国教育部规定行事并受其支配，不得实行宗教教育，学生得参预校政，恢复学生自由，学校当局不得干涉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校长及教育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等等。翁良毓同志还亲自到仓前山英华学堂进行革命演说，并且写了两篇文章：《设立教会学校的原因和反对的理由》和《告观望踌躇的教会同学》，指出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和抵制顺民的地方，“帝国主义除了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侵略外，还在文化教育上实行侵略。他们用基督教博爱这张假面具，麻醉人民，从而消灭中国人民的抵抗，用心是非常险恶的。”（36）他号召站在一旁观望踌躇的同学起来，努力进行收回教育权的斗争。经过宣传鼓动福州全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革命斗争，教会学生纷纷退学，另找学校求学。从英华学校退出来的学生组织成立了闽江中学，从青年会学校退出的学生组织成了三山公学。这两所新学校成为当时从教会中退出来的学生阵地。这一爱国运动在群众中产生巨大影响，也引起了敌人的惊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福建军阀周荫人派兵镇压，包围学生联合会，封闭福州书店，逮捕了团地委的领导人翁良毓（37）。翁良毓同志在狱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忠贞不屈，英勇坚强，不怕牺牲的无产阶级气概。敌人的严刑拷打没能从他嘴里掏出有关我地下组织的机密来。他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此身不作资阶杰，有日甘作无产奴”。在翁良毓被捕期间，团组织发动了各界群众从多方进行营救工作，但营救无效，一九二六年九月，年仅二十一岁的福建团组织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翁良毓同志被敌人杀害了。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北洋军阀入闽后，而且声势更加浩大。
开展工人运动，成立工会组织，也是福州团组织开展的一项活动。福州团组织的同志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除了进行政治方面的教育外，积极发动他们开展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斗争。首先从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开始，逐步引导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从而开展政治斗争，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团组织的帮助下，一九二五年六??七月，在福州分别成立了机工协会，海员、运输、木排和印刷等工会。单海员工会和运输工会就有一千多会员，他们开展了抵制外货的运动，不准帝国主义的货物上岸，使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38）。同时，团组织还协助机器工人改组机工工会，成员有二千人左右。在角梳工人、染布工人中，开展建立工会的活动（39）。厦门的团组织则派罗扬才、柯子鸿负责工人运动。他们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情况，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道理和我党的主张，在工人中举办平民夜校，通过几个月的宣传和教育，工本的觉悟有所提高。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六年四年，在厦门成立了四个“工友联欢会”，会员达三百多人。同时厦门的建筑工会已经有了统一的组织（40）。罗扬才等同志还领导成立了“厦门市外交后援会”，全市有六百多名职工参加了大会，所有在外国人办的商店、住宅、码头、学校等地方工作、读书的中国人，一律进行罢工。工人还捐款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长期抵制美、日货物，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厦大学生外交后援会进一步深入闽南农村，进行反帝宣传，听众极多、影响面很大。另外，福建团组织还十分注意农民运动。福州的团组织派人深入农村，建立农民支部，把农民组织起来，团组织在给团中央的信中讲道：“福州农民活动甚有希望，因土匪敲榨，官吏压迫，不堪其忧者有日矣！他们颇有反抗性，惟尚乏组织，我们已派同学??乡农子弟混入组织，谅有成效”（41）。他们除了想办法帮助农村支部发展外，在学联工农部中设立了农村俱乐部，发行《工农之友》刊物，把平民学校设立于农村附近，并要求在农村或靠近农村的团支部，担任宣传教育的责任，团组织还注意联络各乡农会，直接领导召集他们进行反抗斗争（42）。厦门团组织也发起组织了厦门农民协会等一些农民组织。
此外，福建的团组织还积极开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厦门的团组织积极帮助国民党左派发展其组织，不少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左派组织，并且以国民党的名义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活动。李觉民等在集美学校以协进社为据点，团结进步青年，宣传国民党改组后新纲领对革命的意义等，发展了一百多人参加国民党左派。在厦门大学，罗扬才等秘密发展国民党左派五十余人，仅厦门市，团组织帮助建立起二十多个国民党左派的区分部，并主持出版了《党声》周刊（43）。他们利用每星期六开一次党员演讲会，从讲普通的革命道理取得群众的信任，然后宣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重大政治意义，得到了广大左派党员的支持。对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团组织领导国民党左派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并在闽西南各县建立了国民党左派组织。在团厦门特支的活动下，成立了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以及上杭、永定等国民党党部，发展了国民党左派，达千余人左右。李觉民、刘大业等同志致国民党左派董琴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厦门外交协会”，广泛发动群众起来参加反帝斗争。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党厦门市党部成立，李觉民被选为厦门市执行委员和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福建省的代表，参与国民党厦门市党部的领导工作。在厦门，团组织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
总之，福建团组织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发展，在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工作中，起着积极的领导作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团员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思想水平，这为后来的福建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
作者附记：
本文是根据现存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对当年在福建工作和活动的老同志的采访，在有关方面的协作下，经过初步研究和查证后而写成的。其中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请同志们指出。本文在写作中得到王德、罗明、林仲、陈应中等老同志，刘贯康、唐斌、陈传松、林戬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注】
①见陈应中同志的回忆（1982年3月2日）
②见陈荫棠回忆（1958年6月18日）
③见陈任民向施存统的报告（1923年6月21日）
④见陈任民给施存统的信（1923年5月3日）
⑤⑥⑦见陈聚奎给团中央恽代英的信（1923月10月25日）
⑧⑨⑩见李觉民给钟兄的信（1923年11月24日）
（12）见罗明回忆（1982年2月27日）
（11）见李觉民遗书（1970）
（13）（34）见李觉民给中兄的信（1925年5月）
（14）见岩声报第一期（1923年）
（15）见陈聚奎给恽代英的信（1925年3月18日）
（16）（35）见陈期荣给团中央的报告（1925年7月30日）
（17）见郑章荣给中兄的信（1925年7月13日）
（18）见崔文焕给中兄的信（1925年7月14日）
（19）（20）见林铮、方尔灏给中兄的报告（1925年7月30日）
（21）见林铮给中兄的信（1925年11月1日）
（22）见付祝德给曾延的信（1926年1月4日－9日）
（23）（24）（42）见团福州特支的组织分工及各团支部的负责人名单（1926年3月17日）、见林铮等给曾延的信（1926年3月17日）
（25）（26）见罗明回忆（1982年2月27日）
（27）见兰裕业给恽代英的信（1925年6月）；见罗明同志回忆1979年12月10日）
（28）（29）（30）（40）（43）见夏牧志关于三月份的综合情况报告（1926年4月16日）
（31）见夏牧志关于民校、组织、宣传学生等方面工作情况报告（1926年5月31日）
（32）、（33）见福建学生联合会收回教权运动委员会决议案（1925年9月12日）
（36）见告观望踌躇的教会同学（1925年10月30日）
（39）见设立教会学校的原因和反对的理由（1925年10月30日）
（37）见团福州特支给曾延的信（1925年12月23日）
（38）（41）见方号给少校的信（1925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