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的中国情结
和许多中国人有着不解的俄罗斯情结一样，在我这个年龄层次的俄罗斯人同样有着不解的中国情结。在我客居俄罗斯期间，除长期在莫斯科以外，到过圣彼得堡、伊凡诺沃、雷宾斯克、沃隆涅什、喀山、伊尔库茨克、乌兰乌德、赤塔、鄂木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古比雪夫（现改称萨马拉）、日古里（亦称陶里亚蒂）、乌里扬诺夫斯克，以及现属独联体国家的基辅、索契、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大小几十个城市，所到之处，到处都可以感受到俄罗斯人的中国情结，到处都能听到苏（俄）中人民之间友好的故事。
莫斯科世界人民友谊大学的一位汉学家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十九世纪末，一位姓刘的中国商人来到俄罗斯经商。商人刘嗜茶。在俄罗斯呆了一段时间后，所带的茶叶都喝完了。可是那时的俄罗斯不产茶，刘老先生又喝不惯波斯茶、锡兰茶和其他国家的茶，于是他就想能不能把中国的茶树移植到俄罗斯呢？刘老先生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干脆放下了手头的商务，回到中国带来了茶籽和茶树苗。但是俄罗斯处于寒带地区，而茶树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几次三番的试验没能成功。最后他经过多次考察和试验，终于在格鲁吉亚取得了成功。使俄罗斯从此结束了不长茶树、不生产茶叶的历史。这位为俄罗斯做出杰出贡献的刘老先生，就是《俄汉大辞典》的主编刘泽荣先生的父亲。而刘泽荣先生本身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中国屈指可数的亲自见到列宁的一个。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任外交部条约司副司长。
这位汉学家还说：苏中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十月革命期间，大批的中国劳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并组建了全部由中国劳工组成的红鹰团，与高尔察克匪帮作战，血染沙场，屡建奇功，被列宁授予《雄鹰团》的荣誉称号。苏联东方劳动大学曾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中国建国初期的部以上干部中有不少人毕业于东方劳动大学。在五十年代，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一百多所大学里，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中国留学生，这些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众多的科技人才、军事人才、经济人才、理论人才和艺术人才。
距远东城市伊尔库茨克80公里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即著名的贝加尔湖，湖深1800米，其淡水储量占全世界淡水总储量的24%。湖心有个小岛，是个绝对没有任何污染的原始小岛。客居伊尔库茨克时，东西伯利亚民航局局长、贝加尔航空公司总裁邀我一起到湖心岛上野营。在这个弹丸小岛上，居然有一个博物馆。热情好客的主人请我们参观了博物馆，使我大为惊讶的是在这仅有100平方米的博物馆里，陈列着品种众多的明清陶瓷、钱币、黄铜水烟袋和紫铜旱烟袋，以及中国的红木桌椅、漆器、刺绣和竹器。讲解员说，这些藏品表明中俄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
在客居俄罗斯的那些年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俄罗斯人对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随同民航专家组到基辅验收飞机，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处于僵持状态。然而热情的主人为我们举办了许多活动：观看十月革命节阅兵大典、芭蕾舞、大马戏、足球赛、冰球赛；参观游览博物馆、水上公园；举办歌舞晚会。
1990年年底，我随同一百多名空地勤人员来到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国际民航飞行培训中心进行培训。元旦前夕，校方和我们举行了大型迎新辞旧晚会，不久又按照中国的习俗，举办了春节联欢晚会。在为时六个月的培训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们有许多空地勤人员不习惯西餐，经协商，校方打破宿舍楼不许做饭的常规，特许在中国学员住的楼层里改造了两间厨房。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厨房没有米，怎能做饭。更何况我们的学员绝大多数是南方人，吃米不喜面。食堂管理员马上又给我们调拨了大米。
申戈尔特是图波列夫飞机设计局的总设计师，是继图波列夫之后的又一个杰出的飞机总设计师，由他设计的图 -154飞机被誉为“空中王子”、图 -204 堪与美国的波音 -767 相媲美。新千禧之年，适逢他七十华诞 ，我即代表中国民航前去祝贺。只见图波列夫设计局的接待室、会议室和走廊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和各独联体国家航空工业部门、飞机制造厂、发动机制造厂以及宇航中心的客人。当秘书进去通报中国民航的客人前来贺喜时，申戈尔特立即把我迎了进去。我把一对景泰蓝花瓶送上，并向他致了贺词，他把花瓶放在最显要的位置，向在场的所有客人和记者说，这是中国民航送的！接着他和我热情拥抱，然后一手握着我的手，另一只手伸出一个V字，让摄影记者摄下了令我难以忘怀的镜头。“愿俄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像伏尔加河和长江一样源远流长，代代相传！”申戈尔特的话赢得了全体客人一片热烈的掌声。
愿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像长江和伏尔加河一样源远流长，代代相传！这句极富诗意的话成了九十年代两国人民的主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