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经风靡一时，于是网上风传过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警察抓住了一个妓女，从她随身的包里仅仅翻出两样东西，一样是避孕套，另一样竟是《文化苦旅》，还是精装本，扉页上还写著这个小姐的颇多读后感。这被当作笑谈，被猜测为妒忌者编纂出的对余秋雨的调讥，而以余先生的道貌岸然，他对此故事也定会勃然大怒。但这么个故事却让我想到了白居易。白居易的诗在其生前就已风靡大唐，而他是这么向至交元稹叙述其诗的流行：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 《与元微之论作文大旨书》
从这样的对比中可以感受到唐诗在唐代兴盛的土壤：社会的开放以及对文化的热情。我们生活在1200年后，但我们的社会在诸多层面上却更加保守、也更缺乏文化。道德是以对人性的反思为基础，但伟大的文化必须要能反映人性、体现出对人性的包容与关怀。在道貌岸然的年代里，道德虚伪地活着，但文化却真实地枯萎了。如同白居易和《长恨歌》、<<琵琶行>>，余秋雨和《文化苦旅》也反映着自己的时代，各自的生命力也由此限定。再过1200年，人们依然会谈起白居易和《长恨歌》、<<琵琶行>>，但那时他们还会记得余秋雨和《文化苦旅》吗？？？
写于二OO五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