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怀念刘宾雁先生兼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一）

宾雁先生走了，我心痛，但无语。那么多人在说，真情怀念的、虚情标榜的，我想再说也增加不了什么；又看到善意评价的、恶意泼污的，我想公道自在人心，所以依然无语。直到读了曹长青先生的《和刘宾雁分道扬镳》，我才觉得该说点什么了。
   
在入题之前，我也先交代几句我与宾雁先生的一些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宾雁先生，是在文革期间，我岳母冯兰瑞家里。我岳母是个很有独立见地的老太太，她同宾雁是熟识的老朋友。她请宾雁来家里帮忙做一些资料的整理工作。我好奇地注视着这位著名的大右派。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我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右派都是才子，大右派是大才子”。我看到的这位大好人兼大才子是个标准的东北大汉：伟岸的身材，宽阔的方脸，饱经风霜的前额。
   
后来读到他写的《人妖之间》，觉得写得棒极了。在七九年的时空环境里，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伟光正”的阴暗面，把一个人不人、妖不妖的王守信写得如此栩栩如生，无论是政治含义还是文学意义，都让人感到震撼。
   
同宾雁先生真正相知相熟，是在流亡到海外以后。八九年七月在巴黎商量筹组成立民阵，我又见到了先生。在成立民阵倡议书领衔的几个人当中，宾雁先生和苏绍智先生是我尊重的长辈，严家其先生和吾尔开希则是代表当时知识界和学运领袖的风云人物。但总得有人跑腿办事，于是就把我列名其中了。
   
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在党文化的教育下成长的。虽说因为六四同共产党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但一开口、一举手、一投足，处处是党文化的印记，所以一开始招来许多口诛笔伐。我在批评声中慢慢地学、悄悄地改，逐渐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要彻底同党文化分道扬镳，又谈何容易。所谓“清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宾雁先生关于要警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警语（注），道出了根除心中贼的长期和艰难。
   
严家祺先生做完第一任民阵主席后不准备连任，我老老实实地表示理解。我也清楚那不是我的角色。所以我诚心诚意地找过方励之先生、管惟炎先生，请他们出山，都没有得到首肯。后来找到宾雁先生。我们谈得很晚，他详详细细问了许多问题，我恳恳切切作了回答。最后他说还要同朱洪阿姨商量。那晚我就在宾雁先生家睡沙发。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我朱洪阿姨不同意。他动情地说，朱洪阿姨一辈子跟着他历尽坎坷，到晚年了，不能再让她担惊受怕。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懂。现在，我有点懂了：这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男人的回答。
   
后来宾雁先生和朱洪阿姨到巴黎来，我接待他们。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发现批评你、说你坏话的人，大多数都距离你很远、甚至是没见过你的人，距离你越近的人，越说你的好话，看来你这个人坏不到哪里去”。我想因为我也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所以身边的人更能感受到我的变化。宾雁先生后来在许多场合为我讲公道话，也因此让先生招到许多无端的攻讦。这也让我一直觉得对宾雁先生有所亏欠。对民运队伍中形形色色的“小毛泽东”，我们大致都有相同的观感。看到网上有人不怀好意地把先生称作“民运的良心”，想以此来否定先生是“中国的良心”。我要说，宾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良心”，也确确实实是“民运的良心”。我还记得九三年华盛顿会议上面对“小毛泽东”们的丑陋表演，宾雁先生一声“天地良心”撕心裂肺的呼喊，震撼了许多善良的心。
   
每次我途经普林斯顿，都会去拜访先生。最后一次是先生在病中、手术后。每一次话题总离不开他念兹却不能在兹的那片故土：吏治的腐败、民怨的沸腾、道德的沦丧、三农的困境，那种痛心疾首、那种悲天悯人，每一次都让人深深感动。
   
我们也常常谈到“小毛泽东”，谈到毛式思维、毛式语言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许多朋友到了西方，话语内容变了，话语方式却依旧。我自己就是这样。有一次在海外讨论新权威主义，我讲过诸如“当前，是扬弃还是坚持新权威主义，是区分真假民主派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之类的昏话。这种典型的毛式语言、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这种不知深浅的无知、这种非黑即白的蛮横，自然引起了许多批评。在批评声中，我慢慢学到了一种谦卑、学到了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不同意见的包容。
   
宾雁先生走了，但身后并不寂寞。曹长青先生因为“顾忌昔日友情”，又不想惹你生气，所以在你生前没有写什么。现在你走了，他要同你分道扬镳了。

（二）

曹长青先生在《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一文中，把他同宾雁先生的分歧归纳为两大问题：一是“至死眷恋社会主义”；二是“用特权写报告文学”。我想就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大家，同时也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左派社会主义思潮，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说宾雁先生对此至死眷恋，这大概没有错。问题是“眷恋社会主义”本身不是错，就像曹长青先生推崇右派保守主义不是错一样。我能理解宾雁先生对社会主义的“眷恋”，也能理解曹长青先生对资本主义的“推崇”，但理解不了的是他因此要“痛恨”左翼的《纽约时报》，因此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左派与右派、《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是美国文明的组成部分，他们可以各自“扬镳”，但不应当“分道”，也分不了道。
   
就我本身的背景和经历，我可能会更倾向曹长青先生推崇的右派经济理论。但这不妨碍我去倾听左派的说法，不影响我与宾雁先生成为好朋友。八九年刚到美国，NYU邀请我去演讲，我自己讲了些什么，已全然记不得了，据说这是老年痴呆的初步症状。但我却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女士的提问。她是NYU的教授，人长得漂亮，问题也提得漂亮。她说：“我完全支持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斗争，但当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制度评价过高”。我想，正是因为还有这种清醒的声音，所以才让我们对美国的制度更有信心。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是相辅相成的。九十年代初，苏东波之后，欧洲左派社会党纷纷在大选中败北。法国社会党也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又要面临新一轮左右共治。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小镇（Ramatuelle），召开了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据说那个小镇是法国社会党的发祥地。法国朋友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与“伟光正”开得完全不一个风格。打个比方吧，在会场里更像文革中一派内许多不同观点的战斗组聚在一起开串联会；在会场外则像是Book Show，布满了各个派别的摊位；摊位上摆满了宣讲各自观点的出版物。大会演讲非常精彩。一位创党元老回顾了历史：当年，几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地中海边的沙滩上，规划了法国未来发展的蓝图；然后是一次又一次，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迭创辉煌。这时候，大会的气氛，也像大海的浪潮，一波又一波，不断High到最高点。紧接着，一位年轻人站了起来，我记得好像是法比尤斯，社会党的领袖之一，给滚热的大会气氛浇了一盆凉水。他的声音略有一些低沉：“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勿庸置疑，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在欧洲、在全世界，都在退潮……”会场的气氛，也像退潮的海水，逐渐沉寂下来。他的声调突然高亢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不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才成为可接受的？”
   
面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退潮，面对东欧和前苏联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我理解宾雁先生的关切和忧虑。他想到了中国未来的变化将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一边倒”、“一刀切”，中国有过一次了，代价巨大、损失惨重。难道朝另一个方向再来一次“一边倒”？宾雁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
   
面对近几年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拉丁美洲的迅速抬头，宾雁先生“有兴趣”收集资料、分析研究，何错之有？难道“痛斥”一番“疯狂”和“小丑”，美国式的民主就能在后院开花？
   
在这些问题上，宾雁先生的思考可能更全面、也更深刻。
   
宾雁先生的《第二种忠诚》及其对共产党的看法，是让曹长青先生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之一。曹先生在文章中说：“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这种说法，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对共产党来说，只要不是“第一种忠诚”，就是反党、叛党，刘宾雁鼓吹“第二种忠诚”，实际上就是鼓动反党、叛党。对此共产党绝不会手软。报告文学中的主人公的命运、刘宾雁先生本人的命运，就是明证。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曹长青明白。
   
在七十年代末的时空条件下，让刘宾雁不要讲什么“第二种忠诚”，而要“像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那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党，主张结束共产主义”，这可能吗？同共产党专制作斗争，不是光喊“爽”就行，而要“可能”和“有效”。从斗争艺术而言，否定“第一种忠诚”，在当时就对共产党构成了可能的最大挑战。在这一点上，刘宾雁比曹长青明白。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恶的 ，不等于共产党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是邪恶的。这一点，好像曹长青先生也同意。那么，宾雁先生对其成员作某种区分并寄希望于某一部分人，又错在哪里呢？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不都是前苏联共产党人吗？
   
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不仅依靠暴力和谎言，而且因为它比其他人、包括反对它的人“聪明”。一个著名的关于开车拐弯的政治笑话：当年齐奥赛斯库打着左灯往左拐，结果车毁人亡；戈尔巴乔夫打着右灯往右拐，车毁了，人未亡；邓小平打着左灯往右拐，结果车、人都保住了。八九年之后，面对苏东波大潮，邓小平说了三句话：一是“不争论”；二是“不当头”；三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话不多，但能说到点子上。一是政治对策；二是外交对策；三是经济对策。这三句话帮助共产党渡过了难关。如今，他们又归纳出一套“卷旗不缴枪”、“让利不让权”的应对策略。
   
反对它的人呢？有像样的对策和策略吗？
   
共产党有两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又在说什么“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建设和谐社会”。他们有两套发动机，左边陷入泥泞了，上右的一套；右边陷入泥泞了，上左的一套。
   
反对它的人却自己在那里搞“左、右互搏”，有意思吗？
   
我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面对两个人，一个是“左到如此地步”的刘宾雁；一个是 “右到如此地步”的曹长青，共产党更怕谁？
   
依我说，共产党更害怕刘宾雁。首先，共产党不害怕曹长青。他推崇的右派经济政策，共产党正在做。连比尔盖茨都称赞中国搞的是“最好的资本主义”；曹长青写的那些声援“台独”、“藏独”的文章，共产党正好拿来做煽动民族主义的反面教材。对宾雁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说要关心弱势群体吗？刘宾雁会真心诚意地去做、去说、去写。他可是“刘青天”啊。共产党受得了吗？所以共产党聪明，坚决不让年过八十、身患绝症的老人回去。他们真的怕宾雁，连宾雁先生的骨灰都怕。
   
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三）

从西方的新闻规范来看“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曹长青先生所言极是。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把这种体裁的文章写得如此精彩、造成的社会影响如此巨大，则是宾雁先生的贡献。
   
中国历来就有“奏本文学”和“状子文学”。前者如《出师表》；后者如《窦娥冤》。把这两种文学功能结合起来自成一体的，便是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这是“在文字狱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文体”，苏晓康先生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解读：“刘宾雁是一个撕开口子的人，他从怀疑细节开始，怀疑整个庞大的乌托邦；他也最先开始讲真实的故事，讲得全中国如梦初醒；他独领风骚，撩起一场暴露文学、揭短新闻的风潮，竟无意间赋予记者职业一项‘为民请命’之冕，在没有法治的中国，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干预功能最大化，可谓‘无权者的权力’风光一时。”
   
如果要说刘宾雁有什么“特权”，那么就是这种“无权者的权力”。我想同曹长青先生商榷的是：究竟是刘宾雁通过写报告文学为自己争取到了这种“特权”；还是依靠了这种“特权”，刘宾雁才写出了他的报告文学？
  
在曹长青看来，显然是后者。他在《分道扬镳》一文中质疑刘宾雁：“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条大概是因为他失去了当年的特权地位。”
   
刘宾雁有什么特权地位？一个摘帽右派，通过自己的道德文章带来的社会影响，使得当权者也不敢怠慢。如果非要说这就是特权，那么也是先有文章，后有特权。我同意苏晓康的说法，这是“无权者的权力”。
   
共产党对“无权者的权力”很在意。独裁政权不可能容忍任何人同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为民请命”的话语权。共产党的天，怎么能变成“刘青天”？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一定要点名整肃刘宾雁，要批判他、放逐他、至死都不让他返回故土。
   
曹长青却能把特权的受害者说成是特权的享有者。
   
至于后来为什么宾雁先生“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还是苏晓康的理解到位：“与其说中国不能没有这颗‘中国的良心’，倒不如说刘宾雁不能没有中国老百姓。於是放逐他，便是把他从中国的胸膛里摘除出来”。离开了故土、离开了百姓，一颗从胸膛里摘除出来的心脏，其存活尚且艰难……
   
曹长青却质疑他为什么不能像原来那样跳动。
   
我和曹长青也算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的文章大多观点鲜明，有时候甚至“异峰突起”，但还都在常识和常情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只是这篇《分道扬镳》，我实在跟不上趟了。有话不吐不快，写出来向曹长青先生请教，同时也和关心这篇文章的朋友讨论。
   
但愿我们在尘世的喧嚣不打扰宾雁先生的在天之灵。
   
（注）关于“小毛泽东”的提法，发明权属刘宾雁，发扬光大的功劳则属王若望。我记得是在欢迎王老到旧金山的会上，宾雁说到“人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 王老接茬说他是个资深共产党员，恐怕小毛泽东比较顽固。后来王若望先生在华盛顿会议重提这段，使得这一精彩比喻广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