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郑香兰,退休后积极参加老年活动中心开展的各项有益活动，还在老年大学学习舞蹈、音乐、电子琴等科目。那时候，我的生活无忧无虑，家庭充满欢乐。
但自从一九九七年初我痴迷上“法轮功”后，这一切整个都变了样。家庭被一层阴影笼罩着，失去了欢乐，朋友们也渐渐远离了我。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简单的家务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费在“法轮功”活动上，对父母、丈夫和孩子很少关心，只想着快一点提高，有朝一日能“功德圆满”。
九八年六月，我被任命为“法轮功”辅导站南片片长后，更是积极参加“弘法”活动。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发生万人围攻中南海事件之后，当地有关部门和单位领导都规劝我不要再外出练功和参与活动，希望我能够转变对“法轮功”的看法，脱离这个非法组织。而我只搪塞表态“能够把握自己”，但实际上照样我行我素，思想彻底地被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牢牢束缚着。
但是，党和政府没有嫌弃我，依然向我伸出温暖的手，单位领导、同事和家人一次次地对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尤其是电视报道中一幕幕残不忍睹的场面，一个个幸福家庭因为“法轮功”而变得支离破碎的典型事例，使我触目惊心。而李洪志编造假出生日期、骗取钱财的丑恶行为，更令我十分气愤。说心里话，我也曾对“法轮功”活动产生过疑感，尤其是围攻中南海事件发生后，更加不理解。难道这是修炼吗？练功不好好在家练，还到处东跑西颠，一听说谁反对“法轮功”，就立即群起攻之，围攻党政机关、新闻媒体，这还不叫参与政治？一有情况，自上而下，由北京研究会到各地辅导站，直至练功点，都能在很短时间内迅速传达到每个学员，这还不叫有组织？可是，李洪志五月份在悉尼对记者说：“中南海发生的事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听了这句话，真是让我一惊，这不是撒谎吗？他说过：“我不在的情况下，一切由研究会做决定，而这些决定都是研究会在请示过我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在“经文”中也说：“我有无数的法身，具备非常大的神通和法力，什么我都能做，什么我都知道，你想什么我都知道，说白了，我的法身就是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象一万多人去中南海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那么既然知道又为什么不敢承认呢？现在看来，李洪志操纵“法轮功”组织到底是什么用心，可想而知。
现在，我彻底醒悟了，上缴了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录音录像带、挂图、挂像、徽章等，家里没留一个联络电话号码和联系人姓名，从思想上清除“法轮功”的一切影响，再不用心情压抑，徘徊在矛盾中，干违背良心的事了，而且很快回到了朋友中间，参加中断了两年的中老年晨练活动，心情好轻松，家庭也恢复了往日的欢乐，找回了失去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