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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上一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
很小的时候，一直就对爷爷奶奶都有健在的同学很是羡慕，羡慕得我啊常偷偷地幻想：我也有爷爷，有一天会从很遥远的地方突然回到家中。我爷爷也会和同学的爷爷一样，在夏天夜晚的星空下，在飞舞地萤火虫光影中，在金铃子悠长的金属声音中，摇着鹅毛扇给我轻赶着蚊虫说着《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也会在爸爸妈妈责骂我的时候充当我的保护神；也会带我去看电影给我买小人书。可是更多的是疑问：爷爷长什么样？ 现在在哪里？
在家里，大人禁止提问有关爷爷的任何问题。
在学校里， 有一天，因在算术课上偷偷画画不幸被老师发现，下课后被老师拎到办公室进行训导，这位曾是女军人的教师愤怒的用手指叩敲着桌子，象朗诵般地尖声训斥道：......你要知道，你是什么家庭出身！你要知道，你的爷爷是什么人！你，怎么居然敢上课不遵守课堂纪律......
兴奋，终于有人和我提到了我的爷爷！
疑惑，我的爷爷到底是什么人？
那一年，我才11岁！
童年的时候，我的父母是分居两地工作着的。 我和父亲跟随奶奶在一起生活。奶奶有2个孙子2 个孙女，四人中让奶奶操过心的只有我和小堂弟 Lee，奶奶对 Lee 采用的是慈爱加严厉的管教方式。对我则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是奶奶开启了我对文学的兴趣之门，也只有奶奶，会在我熬夜写出文章的第二天清早，主动要去我的文章阅读并会给我意见，奶奶给我意见，不是在我的手稿上圈圈点点，而是用另外一张纸一条一条的列写着；也还是奶奶，在有我的节目播出的那天，一定会早早的把电台打开放在一旁准备收听；仍然是奶奶，让我感觉和她谈我的工作和创作是如此的津津有味。她常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最喜欢看我小嘴甜甜的在她面前载歌载舞，给她带来些许欢笑。我一直记着，一直保持着，保持着让奶奶常看到我的幽默、听我说笑话，在奶奶咯咯咯咯不停的笑声中，看奶奶试着笑出的泪。 因为奶奶的欢乐不是很多。
在那个年代里，奶奶没有欢乐，是因为每天她必须要向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一个没有文化的、从乡下来的随军家属汇报思想和动向，每周三和周五必须要去居委会接受被组织起来的居民的批斗，尽管这些居民里的一部分人在生小毛小病时，都接受过毕业于护士学校的我的奶奶的注射诊治。
那时候的周三和周五的下午，是全民政治学习的时间。我们不用去学校，我是眼见着我那身形瘦削的奶奶的背影，在我大伯父陪同下蹒跚进居委会的大院，接着就会听见怒汹汹的声音穿透碧蓝的云空......
这是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存在的事。
少年时，有一天，奶奶给我们所有人看了一份宣布撤消我爷爷 “美、蒋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 身份的平反书。那份平反书上的日期是：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距离我爷爷在监狱中过世已有二十年的时间了；这一天，也正是我的生日。
在此之前，我早已经从我的姑奶奶那里了解到了我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爷爷-----刘陈列 (刘华翰) 一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聪明之人，一个在语言上有着很高天赋的人，一个在音乐上有着很深造诣的人，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一个放弃进修后在美国继续工作返回祖国的人，最终没能逃脱厄运的追随。
这之后，我知道了更多爷爷的故事： 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研究院、在民国政府外交部工作、说一口标准地道的美式英文的爷爷，如果和你通电话，你会以为是在和一个美国人说话，而那时的他还尚未去美国留学； 在四万万同胞奋起抗击日本人的入侵时，爷爷为鼓舞民众抗战的士气而作的抗战歌曲，在学生中广为普及传唱着。在重庆的新文化运动模范区任副总干事时的爷爷，还同时担任着著名的新模范小学校长。
这么有才华、值得我骄傲的爷爷，却没能坚强的活下来。按照监狱方告诉我们家人的说法：爷爷心脏病发作，在监狱中去世。爷爷将一女三儿留给了他的未亡人独自一人抚养，也留下了他倾注了财力，自己设计监工建造起来的家园。
奶奶，在爷爷回国时起，就带着孩子离开香港陪伴在了爷爷的身边，开始了她担惊受怕的后半辈子生活。她在失去丈夫后，曾屈辱的讨好要专政她的居委会主任，在自己的家院里忍受着被监视的目光，并屈辱地在下发的表格里填写上失去家院的数字，在失去生活来源后，不得不四处去找寻需要临时工的工厂做工......
爷爷被平反后，奶奶开始了她要讨回家院的行动。她从身体键朗讨到年过八十手拄拐杖，她从身形癯高讨到变矮变小变驼背走路颤巍巍，最终也没能讨要回来，因为她不懂政策！奶奶终于也走了，她走的，是如此的不甘！！！
我用这首根据爱尔兰人为表现失去土地的悲伤而广为流传的《伦敦德里小调》旋律而填写歌词的歌曲《Danny boy》，来纪念我的祖父，和我的祖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