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天，山东堂邑县的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口来了一位衣衫褴褛、形貌丑陋的年轻乞丐。这个乞丐时而唱着乞讨的段子，时而装扮成猪狗的模样，时而又学驴叫。由于表演技艺不怎么娴熟，引得众人一阵阵哄笑。而他丝毫不以为意，用沙哑的嗓子唱道：“我乞讨，我积钱，修个义学为贫。”旁观众人中有识得此丐的，纷纷摇头，“乞丐还想兴修义学，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这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这个乞丐也不是洪七公这样的世外高人。他的名字叫武训，他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这个平凡的乞丐，却以一番最不平凡的作为，名垂青史而为后人称扬。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大概只有武训先生了。武训的事迹对中国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响甚巨。而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后，因他而起的那一场狂卷中国知识界的暴风骤雨，更会令人感叹历史风云的诡谲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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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是清末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训原本没有正式名字，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都是那种“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因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个赐名，在他老年时，朝廷为嘉奖他的兴学义举而给他取名为“训”，以示朝廷对他创办义学来训导贫苦学生的支持和鼓励。
武七自小家境贫苦，7岁丧父，随母亲乞讨为生。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驻足良久，他总是为里面的朗朗读书声深深吸引。然而在当时，就武七的家庭条件，上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已。
14岁后，武七多次到大户人家当佣工，经常受到欺侮。辛辛苦苦干完三年，到了领工钱的时候，大户人家伪造了一本假帐，欺武七不识字，谎称所有工钱早已支度完毕。武七据理争辩，却被诬为“讹赖”，并遭到家丁的毒打。气得他口吐白沫，大病一场，在破庙里一连三天不食不语。思量之余，武七方悟以往受尽欺辱，皆因吃了不识字的亏。他又想，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穷人永远没有出路。于是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
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一旦建立了自己的目标，武七便以贯穿其一生的苦行和执着来实现这个目标。自古以来，学堂除了官办，就是民间殷实人家集资兴办。以赤贫之身而兴义学之举，旷古未闻，其难度可想而知。一个乞丐，不图名，不为利，抱有这样的大志，固然值得佩服，然而，这个志向对他来说是不是过于“远大”？可以实现么?
咸丰九年（1859），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但却很快乐，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四处乞讨，“边乞边佣”。几年下来，这个苦并快乐着的乞丐，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在农忙时还经常给富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各种歌谣唱给众人听。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信史，以获谢礼和佣钱。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随着款项的增多，武七开始典买田地，备作学田。同时他以三分息给他人放贷，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在他49岁时，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选择享受，他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这时他觉得时机已经来临，决定创建义学，于是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应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招生约50余名，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
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有一次老师睡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七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老师十分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就这样，义塾老师对他十分敬惮，而学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学有所成者甚众。
光绪十六年（1890），武七与寺院合作，在馆陶县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七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在临清县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武七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他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名武七为武训。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从此武训声名大振。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就这样，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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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的短诗《武训颂》对武训的一生做了概括，诗中这样说：“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虽有人质疑武训受赏黄马褂一事的真伪，但武训为朝廷隆重嘉奖、为时人称颂却是不争的事实。清王朝当时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这使得武训和他的事迹倍受当世瞩目。根据《清史稿》宣统本纪的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武训的事迹后来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
所有武训生前事迹，除了国史馆已奉令为之立传外，梁启超先生还专门为他撰写了十分精彩的《兴学节略》，以资表扬。梁文中说武训的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卒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他始终“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文中最后总结道，“铢积寸累，惟以兴学为事。殆所谓奇节瑰行，得天独厚者欤！”梁启超乃当时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又是知识界泰斗，在他的倡导下，武训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瞩目。张默生《异行传》里也专有义丐武训一节，宣传他的事迹。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茸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到了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据解放后当地曾见过武训的老人们都说这座雕塑像酷似武训本人，可惜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坏。1932年，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 “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对武训先生的行动及精神推崇备至，武训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赞誉，他被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蔡元培、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要人，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段绳武、张自忠等军界人物，陶行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教界人士，或撰文赞颂，或题辞纪念，或为以武训为名的义学捐款。
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社会名流纷纷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方式，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大批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参加了纪念会。两次纪念活动前后呼应。对于推广武训精神，发展民众教育，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当时武训的兴学事迹被正式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后来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足见武训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广。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曾发表过称赞武训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同月6日，《新华月报》发表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潘梓年等人纪念武训的文章。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纪念日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镇还创办了武训师范。
总之，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即1951年《武训传》遭受大批判以前，中国不同社会阶段的历届政权，对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态度都是一致的。无论是在清王朝时期，还是民国时期，甚至在汪伪政权控制的敌占区里，武训都是正面的、被赞扬的、受崇敬的形象。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当时学习武训精神蔚然成风。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武训，这是因为武训精神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旧中国是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穷国，文盲比例非常高。教育能否普及兴盛是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武训办学的实质是让学堂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的伟大尝试。从这个方面来说，武训是世人皆醉中的独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觉者之一。尽管他是个文盲加乞丐，他的独醒和先觉在有知识的人看来，也许过于质朴和简单。
本质上，武训走的是教育救国的道路。其兴学活动多少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尽管任何改良主义在近代中国最终免不了被颠覆被否定的命运，但从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来看，改良主义无疑是最优选择，只可惜中国屡屡与之失之交臂。武训对社会底层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仁者爱人”的传统。
当时没有人会把武训精神狭隘的理解为只有行乞来办学才是武训精神的真谛。事实上，人们把当时一切对教育有所助益的义举和做为都称赞为具有武训精神的行为，并把那些竭尽全力推动民族教育的人称为武训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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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书，名为《武训先生画传》，后来直接促成了电影《武训传》的诞生。《武训先生画传》最早的版本由段承泽于1938年绘制而成。后由陶行知先生作跋，在1943至1945年间，曾印刊至第六版，并译成英文对外出版发行。1944年，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著名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有机会能把武训一生历尽艰辛创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看了以后深受感动，初步确定了拍摄《武训传》的计划，并决定电影中的武训将由当时的电影明星赵丹来扮
演。
然而，时值兵荒马乱的国共相争时期，孙谕始终无法把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尽快付诸实施。孙瑜没有在四十年代完成此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当时拍成了这部电影，它的内容也许会十分“纯净”而感人，这部电影也许会成为传世佳作。更为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初的《武训传》大批判也不会由它而起，早已作古的武训也不会卷入政治的漩涡而沦为政治的祭品。不同的时机选择和把握，有时确实会产生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历史结局。
1948年7月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正式投拍此片。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时经营困难，经费上难以为继，1948年11月初，在影片拍摄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影片便彻底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购得此片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则加入昆仑公司继续完成此片的拍摄。在1951年2月影片正式拍成前，这个剧本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经过了数次大的修改。
根据1986年孙瑜先生的撰文《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其中谈到主要修改的内容：“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虽然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终身艰苦兴学虽‘劳而无功’，但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当时上海电影管理处的一位领导看了剧本以后说：“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热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因此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一新的小学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现实，又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
于是，电影开始的镜头从清末的武家庄变成了解放后（1949年）的一所小学校，当时这个小学校正举办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由黄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师”用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语调，对底下一群新中国的小学生们开始讲解武训老人的故事。尊照领导的指示，影片必须“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女教师在影片的结尾做了一番总结陈词：“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的……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影片的基调定了以后，影片里的各种艺术形象也做了改动。武训在清末的社会里原本是一个苦大而仇不深的贫苦乞丐，在《武训传》电影里，武训完全变成了“苦大仇深”的形象。影片加重了他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戏份，另外还特意增加了武训被地主阶级的帮凶“狗腿子们”毒打的情节。后来在中南海给领导放映的时候，周恩来特地要求将狗腿子毒打武训的镜头剪短，尽量符合武训当年实际生活的原貌。
影片中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荧幕形象周大，这个周大和《洪湖赤卫队》里那个头脑简单、只会蛮干的游击队长刘闯有些相象。周大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影片中，周大和武七的出身一样，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但周大揭竿而起，走上了一条农民起义道路。片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周大对武七说：“喂，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这种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农民起义给他留下的印象都是败亡的结局，武训说“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占领过咱们堂邑、寿张、阳谷等县的王伦，他们都是杀人魔王啊，最终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在南京当了皇帝后就忘记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多大的用处？” 周大被武训说得“头不由得低了下去”。
这段对话和情节很自然的成为后来《武训传》受批判时非常重要的罪状之一，这里且按下不表。电影里还有一段重要对话。参加农民起义后的周大对武训说，“好，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同样一部《红楼梦》，道学家会看到淫，革命者看到的则是排满。可见不同的内容面对不同的解读者的时候，会被诠释成完全不同的涵义。同样，武训和周大的这个对话在后来被认为是发轫于社会底层的改良主义和农民革命的一次交锋，影片“错误的鼓励了兴办义学的改良主义的进步意义竟然远远高于受压迫民众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
1950年12月，《武训传》公映。根据孙瑜先生的回忆，“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当时，影片还在中南海专门放映给中央首长看，看完后， 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电影“很有教育意义”。影片公映后观众和知识界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国内各类报刊纷纷发表影评和介绍性文字。孙瑜专门在报纸上介绍编导此片的艰辛过程，赵丹讲述了扮演武训时自己受到的教育，作家端木蕻良撰文赞扬了武训的奉献精神，全国各类武训学校和育才学校的校长们表示要把“武训精神” 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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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飓风起于青苹之末。虽然电影《武训传》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文艺作品，虽然报纸上发表的各界对《武训传》的各种好评也不过数十篇，虽然自前一年底首映起《武训传》已经度过了平静的早春，但是由春入夏之后，一场暴风骤雨必然要按照既定的节拍迅猛袭来。
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在历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体，完全不同于现今专栏作家的随笔，很多时候社论都是以檄文的面目出现的。
社论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文章还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文章最后指出，“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这篇社论不谛是一个旱地惊雷。这是解放后中国第一次发生的以政治手段处理文艺问题的大事件，对新中国文艺和教育的未来走向，这篇社论起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教育》刊物适时发表了社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与《人民日报》的社论相呼应。
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胡绳、黄炎培等革命名流和民主派人士踊跃参加，纷纷发表表态性文章。《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专门登报做了检讨。《武训画传》的作者李士钊，以及马叙伦和端木蕻良等为武训说过好话的人们纷纷进行自我批判。《大众电影》等刊物纷纷刊出编辑部的检讨文章。这种批判是规模爆发式的，据统计，从5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1951年8月底，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余篇。
重头戏继续上映。几乎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所有的影片都受到批判和禁止，私营影业迅速消亡。中央教育部发布了“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即更改校名”的通知。一时全国众多的以武训为名的学校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在当时非常时髦的名称。其他以武训为名的各种机构也纷纷 “旧貌换新颜” 。悲哉！叹哉！从此武训这个名字便只能出现在黑名单上了，“但愁前路无知己，今后谁人能识君？”
很明显，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而且执行的效果完全符合了决策者的意图。《武训传》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并且它在拍摄过程中做出了很多牺牲原著和武训本人真实经历的修改，尽管如此，它还是逃脱不了被政治“版砖”迎头痛击的命运。
这场政治“大片”的演出实际上才刚刚开始，高潮继续向前推进着。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调查组由周扬负责，主要成员由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等十三人组成。这个调查组，以掘地三尺的功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深入堂邑、临清、馆陶等县、镇、区、村这些当年武训生活过的地方，访问了大量当地各阶层的民众，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完成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
“文化大革命”中，有报纸的文章吹捧江青说：“领导调查武训历史”是江青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第一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上阵，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搏斗”。
江青到了基层，见到了一些前清的老秀才。县委早已事先打了招呼，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被调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当过山东巡抚张曜手下当过兵的老人，叫李汉邦，1951年时已80多岁了。当他听说北京来人调查武训，张口便说：“武圣人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吃苦耐劳，攒钱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义学。”他还说：“我亲眼见过武训，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是山东巡抚张曜张大人来临清的时候 ……”当地干部赶紧对他耳语：“武训挨批判了，说话要注意！”后来调查组再问时，老人便说：“你们在说啥？我耳朵聋，听不到啊！”
老百姓想不通，他们只是简单的认为，拍电影的人不知得罪谁了，牵连了武训，害了他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说他是大流氓是因为他当年要钱时曾做过一些“庸俗”的动作，还“认一个女人做干妈，并吃过这个女人的奶。”《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批判武训这一政治运动推向全国性的高潮，历时一年之久。
周扬把对《武训传》的批判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周扬认为，“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至此，周扬完全道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本质。周扬于195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他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实际就是宣传的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而对人民斗争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则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在《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法，被大量复制到后来的各种运动中。我们可以从57年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武训传》大批判的影子。唯一不同的是，《武训传》大批判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口诛笔伐，但在后来运动中，口诛笔伐再加上人身迫害成为主要的手段。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命运，实际上从《武训传》大批判开始，就早已经注定了。
十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被掘开，尸骨被焚烧，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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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这个数字对武训来说似乎是个重要的数字。当年武训用了三十年时间来乞讨，才建立起第一所义学。而《武训传》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后的一天，才有人提出应该为武训平反。1980年8月，第一个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来。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先生投书《齐鲁学刊》，倡议为武训平反，他指出：“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后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张经济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励。但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过于微弱，不会产生任何波澜。直到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中肯定陶行知的历史功绩时顺带提到《武训传》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国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权力话语是何等的空洞和苍白，但毕竟定了一种新的调子。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当年的批判，由武训而波及陶行知先生，到了1985年，则反过来，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训。
历来的平反总是以一种模式重复着。这种平反中，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没有补偿，没有人能站出来承担责任，平反的方式也只是一纸决议或一个短小的登报声明而已。再大的罪过，天大的冤屈，似乎都可以被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平反文章在瞬间彻底消于无形。而武训，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也许，由于他已经是历史人物，只能靠历史来评判。尽管他一生很贫穷，他也会觉得这种“平反”过于廉价。对他来说，生前的苦难他已经尝尽，死后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中有这么一道题目：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答武训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现在我们用同样的考题去问现在的中学生，恐怕在三千考生里找不出一位认为武训是最值得崇拜的人。年轻一代不知武训为何方神圣，而对阅历丰富的人来说，提到武训，大家大概只能想起曾经有那么一场政治运动与此人有关。过去整个民族曾经以政治酷刑对待了武训，而现在整个民族则以失忆的方式对待武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武训似乎彻底缺席了。
与武训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传教士。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后来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法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呼吁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同样是为理想而艰苦跋涉了一生的灵魂，东西方两个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训，现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淡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捧起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或许这才是武训先生真正期望的。但是，难道这也是我们今人所期望的么？
陶行知先生四十年代的经典文章《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大路借来做为此文的结尾。
“无论是主动的把武训先生画人我们的小圈子，或是被动的让大家把武训先生向我们的小圈子里推，都是因为我们有了小圈子所以连累了武训先生也被封锁。我要声明：武训先生不属于我们的小圈子。他不属于一党一派。他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他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让我们把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吧。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
〖后记〗
做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应该始终保持理性的目光。但我却经常不自觉的被感动。拙作《象流星一样试图照亮夜空――田横五百壮士的随感》曾经提到，中国不缺少慷慨激昂的英雄，但却少见武训那样平凡坚韧象圣徒一样的英雄。贴到网上后，有一个叫fgsm的网友跟贴说他当年上过的小学就是武训建立的。当时着实被感动了一把。后来就想更多的了解武训先生，去网上寻找资料，结果很失望。在网上找不到比较完整的介绍武训百年历程的文章。所以动了念头写下这个贴子，写的过程中，屡屡被主人公的命运所感动。现草成此文，供方家批评。
文章主要参考了《清史稿》、梁启超的《兴学节略》、陶行知的《把武训解放出来》、严秀的《风雨苍黄〈武训传〉》、笑蜀的《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施克灿的《快快乐乐 行乞兴学》等文，至于网上google到的其他参考资料，这里就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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