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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John,
其实早想给你写信的,想了好几年,一直没动笔,你有没有怪我啊?
今年我又回家了,待了好久。年年这样的双城记,让我常常有一种两世为人的感觉。
先跟你说个笑话吧,在家看电视,有个银行卡的广告,一个男声用最大的嗓门说:“欢迎来德国观看非法(FIFA)世界杯!”第一次听见时,我差点儿笑岔了气。
回德国后,又看见Oliver Kahn和 Michael Ballack 拍了一个特温馨特傻的广告,两个人都别扭,笑得很不自然。对了,Kahn今年已经不是首选阵容了,球迷有的喊好,有的狂骂,好像他自己还挺有风度的。我无所谓,反正我从来都不喜欢他。Ballack转会去了切尔西,这我没意见,我对切尔西不感冒,你知道我最喜欢曼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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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回在德国现场看比赛,就是John带我去的。那天我们都逃了两个Seminar,把书包撂在图书馆,一路飞奔去了球场。
他抓着我的手腕,穿过密密麻麻的球迷和警察的警戒线。我看见一个男孩拼命冲John挥舞着一条拜仁球迷的围巾,急得满脸冒汗。
“怎么才来,马上开始了!她是谁?”他指着我。
“Iris,中国来的,跟我一个系,球迷。”John在他肩上捶了一拳。
“是吗?你好,我是Tim。”他没有冲我伸出手,我也赶紧把手缩回大衣兜里。
比赛当中,我听见Tim对John说:“你怎么又带女人来看比赛,我连女朋友都不带。”
“胡扯!她可逗了,她喜欢我的眼睛。”John夸张地搂住我的肩,“回头我们一块儿去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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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John,我喜欢你的眼睛。一双我见过的最美的蓝眼睛,深邃的碧蓝,异常的清澈。我只是不该告诉你,让你的虚荣心至少剧烈膨胀了一个钟头。
还记得吗,我们认识的那天,教室里坐满了人,只有你旁边还有一个位子。我正犹豫着该不该过去,你朝我点头微笑。不过,以后就是我替你占位子了,因为你老是迟到,虽然不怎么早退。
有一回,你又来晚了,咱们系胡子最白的教授Stein先生停下讲课对大家说:“你们都知道一句老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你刚坐下,接着说:“But the second mouse gets the cheese.”大伙哄堂大笑,老头儿也笑着摇头,摘下眼镜来擦。他心里没准儿在说,现在的孩子啊!
下课后,我们去外面晒太阳,等下一个Vorlesung。你把外衣脱下来,铺在草地上,“坐吧,你好象很怕那些小虫子。还有,你干吗这样看着我?爱上我了?”
“美得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的眼睛真的很漂亮,蓝得好像没有底,细看起来,柔情似水,你明白这个词什么意思吗?再说,我比你大,根本不可能有别的意思。”
你笑得在草地上打滚,然后使劲忍住,极其严肃地对我说:“不对,不对,在你看着我的眼睛时,你不是大人,我也不是小孩。在那个柔情似水里面,我还得想想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在你看着我时,我只是一个男人,而你,只是一个女人。”
天啊,幸好马上我们就得去上课了,不用把话继续说下去。
我在那一天发了誓,永远不当着男人或男孩的面,夸他们长得好看,简直比女人还禁不住赞美。
不过,现在可以说了,你确实是个小帅哥。高大,结实,头发接成毛绒绒的小辫子,笑起来阳光灿烂。那些小辫子是你自己编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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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对女人很好,但只对他喜欢的女人好。
一次我看见他的手指上缠了好几块创口贴,洗手时不小心,疼得咧嘴。
“我给我的大姐折了一千只纸鹤,以前一个日本同学教我的,整整折了两个星期,过几天是她结婚十周年,这个礼物不错吧?给她一个惊喜。”他很得意。
经常和我们一起上课的女孩Käte原先对John颇有几分意思,但他总是淡淡相对,被逼急了就冷嘲热讽。他觉得她自私,冷漠,心里只有自己。
这些评价其实是很多人的看法,但只有他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把Käte气得直翻白眼。
“你呀,就不能含蓄一点儿么?”听见Käte痛骂John后,我对他说。
“我说错了吗?她拿你的笔记,连个招呼都不打,害得你到处找,还以为丢了。可是Uwe借她的笔记看一下,她就说什么我又不是你的女秘书,岂有此理!”他的火气一些儿也不比她小。
爱憎分明的小男孩。可是,当Käte搬家找不到人帮忙,急得乱跳时,John还是牺牲了一个周末,叫了几个自己的哥们,帮她把家当从一个城市搬运到另一个城市。
等Käte请大家去她的新居开Party,他一口拒绝,没时间,没兴趣。冷酷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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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那些老同学,渐渐地走散了,有些我已经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Uwe果然去了非洲,他不是老跟我们说要去那里做传教士吗,这次是他申请做一个牧师的助手,到非洲的几个国家看看。
以前我还觉得他选错了专业,他应该学神学的,还是你跟我说,他想学好了文科,以后用一种非洲的语言来翻译圣经。比较语言学对他是很有帮助的。
Paul早转学到了海德堡,上周末我刚去看过他。他想将来申请做无国界医生,世界上最危险的医生行业。那是他的梦想,你一定要保佑他。
我在他的书架上看见了我们几个人的合影,就是在哲学家小道上我们照的那张,挤成一团,边上还有一条散步时跑过来的黑狗。
Niko去年冬天做妈妈了,生了一个很胖很胖的男孩,不过爸爸不是Toby,还真应了你说的话,他们迟早会分手的。但Niko不愿意结婚,他们过得挺好的,但她依然是不婚主义者。
还有Tim,我知道你会一直惦记他,其实我也是的。
他去了美国的加州,一家子都去了。本来他不肯跟着走的,想在德国至少把学业完成再说。
可是,他没想到,你会离开我们走得那么远,那么突然,我们没有丝毫心理准备。
他临行前,给我打了电话,约我在大学门口见面。他给了我一件礼物,一条小项链。
然后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一直不喜欢你,虽然我没有明说,你也装着不知道。
不是你不好,真的,John说得很对,你是个非常有趣的朋友,我甚至渐渐开始喜欢你。
可是,太晚了,对不对?我已经不能再告诉John了。
其实我那样想,完全是因为John对你特别好。别误会,你知道我不是同性恋。但John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是哥们,是兄弟。我希望自己在他的心里有重要的位置。”
“你对他当然很重要,这一点连我都清楚!”
“我知道自己是嫉妒,我只是从没想到会去嫉妒一个女人,John觉得我很好笑,他一直当个笑话,还说我要是同性恋的话,搞不好会找你决斗。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想问问你,能原谅我吗?看在John 的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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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怪过Tim,尽管他的心思我猜出八九不离十。他比John显得深沉,永远不会大喊大叫,在球场都象个绅士。
在大学校园里,待久了很容易分辨出同学们是哪个系的。比如文科的,他们的头发搞怪的最多最离奇,红的绿的,牛角羊脚,什么都有。穿着也最大胆,我有个男同学,穿裙子的比例比我还要高,他的专业是电影。
学经济等类的,冬天里男生们往往是呢子短大衣,干净整齐,女生们的妆也化得比较细致讲究。象Tim这样的法律专业,发型都比其他系的规矩,好像他们随时都可以这样去上班了。
John和Tim在幼儿园就认识,可以说是一块儿长大的,象北京人说的那种发小儿。他们的性情大不相同,John象个捣蛋的小精灵,Tim则少年老成。
“每次冲锋陷阵,我老是第一个,他是第二个,也不是他真的每次都愿意帮我,而是他不愿意看着我落了单。”John这样说。
可不是吗!有一次,我们三个乘公共汽车,看见一个外国小孩被好几个德国年轻人欺负。开始,John还忍着,但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等两个德国人开始扭打那个小孩时,他猛地冲了上去。Tim愣了几秒钟,也扑了过去,竟然还不忘了对我说:“你不要动!”
一场混战,其中一个人拔出了刀,车厢里乱成一团,很多人在喊:“叫警察!叫警察!”可是,刚才那个小孩被骂被打耳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
车停在路中,很多人围观,警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John的眉骨上挨了一拳,很快肿起来。Tim比他还惨一点儿,鼻子被打出了血。
后来John 告诉我,Tim属于那类轻易不露声色的人,可一旦火上来,比谁都凶,真打起架来就奋不顾身。
不过让我高兴的是,那几个坏蛋也没得好,尤其那个动刀的,让John来了个背胯,爬在地上动弹不得。
我坚持跟他们一起去警察局录口供,Tim和John都不同意,“没你的事,你不要去!”
“怎么没我的事?我是证人!”
后来他们俩什么事都没有,就是被告诫下次不许打架。那几个人原来在警察局的案底有一大堆,其中不少跟新纳粹行为有关。
他们每年都为红十字会献两次血,我说我也可以这样做,在中国我就献血。他们又都反对,“那时你在家里,有人照顾。现在你一个人在德国,身体要是弱了,父母会不放心。”
我们去Mensa吃饭,有时的套餐里会有个苹果,John永远把那个苹果给我,刚开始我看出来Tim有点儿不悦,他和我一样酷爱吃水果,没认识我之前,John总是给他的。后来,Tim把他那个索性也给了我,John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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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你为什么要去英国?到了今天我都忍不住要问。
如果你没有去,如果你没有开车,如果那天没有下雨…….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你不是还给我打了电话,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么,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你让我怎么再相信明天?
你给我一个答案,我能够接受的答案好不好?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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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念叨去英国很久了,不是去不成,而是碰不到合适的时机,既可以在那里完成一个Auslandsemester,又可以痛快地转一转。
他还要去苏格兰,驾车去,一个充满激情的计划,听得我和Tim都热血沸腾。
那年初夏他终于成行了,他的两个姐姐给他买了一辆吉普车作为礼物,所有的朋友都为他高兴。我们见面时常谈到他在英国乡间,苏格兰的原野,开着车奔驰的情景,蓝的天,绿的草,远远的地方,还能看到牛和羊。
九月的一个深夜,Tim打来电话,“John出事了!下大雨,他为了避开对面摇晃不稳的一辆车,自己撞飞了出去。但别担心,他伤得不太重,右腿骨折。我刚和他通过电话,他会和你联系的。”
他真来了电话,一条腿吊着,他还开着玩笑,“这里的小护士比德国的漂亮多了,你瞧着我挑个最棒的带回家。”
“别逗了,你觉得很疼吗?”
“没什么,腿不怎么难受,当然还不能动弹,闷死我了。头有些疼,越闷越疼。没事的,你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明年我回去了,我们一起去希腊。”
这是他的最后一个电话,这辈子的最后一个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他放下电话就陷入了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过来。
两个星期后,他去了,离他二十三岁的生日,还有九天。
Tim憔悴得不象样子,他迅速做出了决定,参加完John在英国的葬礼后,他就离开德国,和家人一起到美国去生活。
在大学门口,他第一次握着我的手。
“我们不会再见面,我永远不会再见你,即使我回到德国。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象你那样,让我想起John。
当一个人离开我们,我们的一部分也会被他带走,这个世界,不再是原来那个了!”
他终于哭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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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德国的冬天越来越冷了,夏天也不断地发大水,淹了好多地方。
经济也不景气,Schröder下台了,现在的总理是个叫Merkel的女强人,德国人对她寄托了很大的期望,象每一个新政治人物刚上台一样。
你曾经住过的城市里,春天依旧美丽,处处是鸟语花香。
可这些你都知道了,所有的好消息和坏消息,是不是?
那你告诉我一些关于天堂的事吧,虽然我不是教徒,还是觉得你应该在那里的。
天堂里有没有足球队啊,有没有天堂杯比赛,谁是最好的射手?
天堂里有没有电影院,里面也有卖冰淇淋的吗?
天堂图书馆里都有些什么书?什么文字的?
还有,上帝是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你喜欢他吗?
有很多很多事想问你,你怎么回答都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跟我说那句话,你们德国人常说的那句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不再相信了。不再相信了。
现在我经常一个人旅行,在路上,我非常快乐。
我想你也是的,快乐是你的护身符,是你的徽章。我将带着这个印记,走遍天涯。
好,不再多写了。
再谈吧,祝好!
Ir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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