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琳这个小家，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可以说将由波峰跌到了浪谷。第二天下午文琳去照X片，就全家都跟去了。先在屏幕上，文琳就看出了事态的严重。片子一个小时后出来，医生这回坚持要文琳作活检。不但乳房上有肿物，附近腋下的淋巴也有肿大。文琳表现得很镇静，武强却十分害怕。文琳让阿妹先带如奔回去，她和武强等在那里采活检。活检要等下个星期看结果，但是文琳心里既不乐观，也不糊涂。这一个星期里，文琳很少睡觉，她仍然要武强去上班，不管发生什么，钱还得挣，日子还得过。有时在家，阿妹陪着文琳，文琳会发发感慨。更多的时候，文琳想一个人静下来想事情，这个星期要久过好多年。
文琳回想着这接近30年的人生，像她爸爸说的，不聪明就要勤恳，相信勤能补拙。其实，文琳不是不聪明，只是她老爸怕她耍小聪明，不断用这话鞭策她。她父母都是机关里的干部，家里上代人，她爸爸是老大，这辈人，她是老大。她有两个妹妹。李家这辈人没有男孩儿，文琳被当成长子，从小事事要谦让，长大点儿家里的大事小情都让她参与商量。参与个事儿，即使不拿主意，也见见世面，有个全局观念。文琳做事从不敢由着自己的性儿，总要看看整个儿事情的来龙去脉，摸清自己的处境。久而久之，文琳自己都忘了自己还有啥个性。却总比别人看得远些，决策也实际些。有些主意别人可以说说而已，可文琳要么不说，说了的事，往往也要她去实施这件事。随便说说，会变成对自己的不负责。
中国的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层层选拔，一般人会经历小学第一名，中学第十名，大学就混个文凭。可是，文琳在这层层筛选中，却一路升迁：小学当小队长，中学当学习委员，大学当班长。文琳读书成绩中等，有时也偏上，但是她学了的东西往往很快能变成她智慧的延长。医科大学里有很多分科，而且越分越细，文琳却说当个名医也不难：“你只要会治一、两个常见病，或重要的病，你不需要把那病给他治好，治不好的病谁也治不好，当医生的向来治病不治命。但你要确定，你要比其他的医生治得都好，你就成了名医。”
文琳看事情会调换角度，新移民里很多人抱怨，到了新的国家，找不到专业工作，知识无用武之地。文琳看看招聘广告，会想，我要是这个主任，或者经理，这个位置我想要个什么样的人。他要会什么，他态度怎么样，甚至他是个什么形象。大多数的中国家长，想自己文凭越高越好，孩子也文凭越高越好，文凭越高，机会越多。文琳说，“我要是老板，我不会为职员的文凭付钱，我付给他多少钱，要看他有多大能耐帮我挣钱。”所以，文琳和阿妹的爸爸都非常欣赏文琳，老哥儿俩在一起聊到文琳，总要说，这知识分子的行业里，有资格证的多，像文琳那样会干活儿的少。就像那律师行业里，律师多，会打官司的少，最后的钱会溜进几个会打官司的人的腰包。
文琳相貌不丑，但不注重打扮，她相信人的精神面貌是最重要的外观。她说，“只有想和你搞对象的人才会注重你的长相。”所以，她多数时候素面朝天。她的衣服数量不多，但大多面料精制，式样简单。她讲话似乎总是有板有眼，但是很少对人有言语上的评价，要有，也是正面评价，不评价，大致因为正面价值太小。文琳和谁做朋友，大多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对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帮衬，本着生意原则——利益共沾。甚至对老公老婆的共同财产，也心中有数，她不拿两人共同的钱，花在她娘家，也不允许武强这么做。她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却是个创造利润的生意联合会。
文琳和阿妹感慨，“我这一生，先为吃好穿好，再为房子汽车，为出国学了那么长时间英语，年近30了还在这儿折腾，只想将来要比现在更好，那是因为从来没想到过死，自信还有很长时间活头儿。现在我可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了，才想起来，我要是死了，我这房子、汽车、老公都会有新主儿，这奔奔波波地忙，闹了半天忙的那些事儿里，大多是给别人忙。这世上我最关心的人是如奔，我在、我不在，他的命运可就会不一样了。这回我要是还能活着，别的都放放手，就为我儿子活，我要是再活十年，能看他上中学；活十五年，能看他上大学；要是再活二十年，闹好了看见他结婚。”说这话时，文琳的眼睛好湿。
活检结果如期的出来了，却没显示猜测的结果。乳房的肿物显示的是淋巴，腋下的淋巴没采到病变组织。医生马上又安排再采一次腋下的淋巴活检，这回要在X光下，一定要采到肿大的淋巴。武强的英语本来就不太好，医学上的话就更不明白。文琳知道，把医生的解释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原来的怀疑是乳腺肿瘤，转移到了淋巴。现在可能更糟，倒像是淋巴的肿瘤，转移到了乳腺。这回又采了活检，这第二个星期，文琳非常沉默，即使陪阿妹出去练开车，也不发感慨了。阿妹觉得害怕，也不知自己能做点啥，有时自己偷偷地落泪。她不知道文琳是不是也在背地里哭，只见她似乎忙着想事情，有时看文琳在写日记。
活检的结果显示为恶性程度中等的淋巴瘤，医生不好说能活多久，只是马上给化疗药物，并安排住院的床位，几天后将要放疗、化疗并用。阿妹哭了，武强也落泪，文琳开始服用化疗药，没有眼泪。晚上吃完晚饭，文琳仍陪阿妹出去练车。这回文琳指点阿妹走到一个僻静的海边，停了车，她们坐在车里看着海。一月下旬的惠灵顿，白天很长，即使吃过晚饭，太阳也还算不上夕阳。海滩很静，只有三、四个十几岁的男孩儿在放风筝。海水波光粼粼，远处的小岛在此时的阳光里呈现桔红色的朦胧。阿妹知道文琳肯定有话要说，她佩服文琳那种头雁的派头儿，即使此时，也是她在关照全局，而不要大家关照她。
“我会努力再活两年。”文琳看着阿妹。“我能为你干啥？”阿妹没像下午的时候，听到坏消息马上落泪，这段时间，坏消息的惊人程度，一浪高过一浪，哭不哭不影响它坏的程度。阿妹猛然意识到文琳在安排事情，而不是要求同情。“你能帮我照看如奔，但是，你必须有新西兰的身份。”阿妹看着文琳，“我当然会尽力照顾他。”接下来的话阿妹没说。她阿妹想要个新西兰的身份还用说吗？“我有两个方案，先和你商量好，我们得合作，至少要逮住它一个，哪个能奏效看我能活多久。”阿妹等在那里，像喊着“时刻准备着！”的少先队员。
“第一，我要趁着新西兰的公民身份没下来，用中国的法律和武强离婚。中国的婚姻法可以马上就离，要是按新西兰的法律，得先分居两年才能离婚。我离婚后，你马上和武强办个同居公证，这样和达丽一样，两年以后，你也能申请新西兰的公民身份。”文琳说。
阿妹瞪着眼睛，觉得脑子不太够转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