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谈慈善活动和奉献精神

金笔的文章让我想起很多事，也有很多话要说，不吐不快。

乐善好施本来是咱中国人的美德之一，古时就有孟尝君食客三千的故事。可是到了现代，这个美德逐渐地转到西方人的身上，让我们最讲究脸面的中国人深感脸上无光。

其实，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也不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国家。那个时候的美国，贫富悬殊不亚于今日之中国，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童工现象非常普遍，最小的童工还不到10岁。而为富者不仁，鲜有乐善好施的。当时的美国社会劳资双方矛盾激烈，贫富阶层严重对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美国社会矛盾已经到了要爆发革命的前夜。所以这一段历史（1870-1920）在美国历史学家眼里是一段非常矛盾的历史，有的称其为严重的不满时期，也有的称其为金门时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美国兴起了一个政府和民间共同推动的所谓社会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而这个进步运动虽然并没有如理想的那样全面成功，但它却消除了社会矛盾，使美国社会走向了良性循环的轨道，避免了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虽然教会和信徒们从民间为社会改良和进步做出很大的贡献，如：他们广施救济，创办学校，为新移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等，但把美国富人阶层推向慈善事业的还是靠代表美国精神的《遗产法》。自从美国在1916年确立这个法案之后，美国的富人才开始规模巨大的社会捐助和慈善活动。尽管这个法案一直受到经济学界的攻击，但到目前为止看不出美国有任何废除这个法律的迹象，因为这个法案已经塑造了现代美国人独立进取的精神，这是美国社会保持活力的重要精神。

网上说中国也在研究开征遗产税，遗憾的是这个提案在国内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于经济界和税务部门。这些人的观点完全是从经济角度和操作角度出发的，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而只能说他们太短视或是手电筒眼睛，只看一点，不及全局。这样的一个法案不能仅从经济方面考虑，而应该当作一个计划生育一样基本国策来认识，它应该是超越经济经济意义的重大国策。

体制和制度对社会慈善事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为包揽一切的大家长。社会捐助只是作为一种体现爱心的行为才偶尔出现，当国家出现重大灾害的时候，社会大众共同的心理是，这事有国家管着呢。这种对国家的依赖心理也抑制了社会大众对慈善事业的关注。

缺乏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也影响了中国人的奉献精神。基督教教徒是这个世界上从事慈善事业的最主要的人群，因为基督教徒把奉献和施舍当作行神迹而不是自我完善的过程。他们在施舍和奉献当中能得到一种被救赎的感觉。这是一种原罪心理。

当代中国人缺乏一种原罪精神，缺乏对神明的敬畏。因此，无论富人和穷人都想着索取，而不思奉献和忏悔。尽管很多国内富人的原始积累是肮脏的，含着罪在里面。也许，这需要宗教的洗礼，也许需要几代人的进化。

观察欧洲国家的对外援助帐单会发现，荷兰小国对外援助占GDP比例是最高的，而同样规模的世界最富的小国瑞士的对外援助比例却非常低。曾经问过瑞士人个中原因，答复是：我们瑞士没有过殖民地，我们不欠谁的。我想，荷兰因为有过辉煌又丑恶的殖民历史，所以他们对以往的罪一直存有忏悔之心，援助也是一种赎罪方式吧。

其实，富人虽然有能力捐助，但他们从来不是乐善好施队伍里的主力军。真正富有爱心的恰恰是贫穷的普通人，所以有人说，赈灾募捐总是富国里的穷人捐助穷人国里的富人。

同样是炎黄子孙的香港人却一直是我们华人当中最耀眼的捐助明星。不仅捐助中国大陆，也向世界各地广施善缘。甚至连麻省理工学院也有香港富豪捐赠的大楼。不能仅仅归结为香港人富裕，社会文化和道德水平是很重要的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香港还是一个没有遗产税的地方。

曾几何时，中国人还保持着那种慷慨解囊、乐善好施的品德。我记得当时人们见到乞讨要饭的总是不假思索地随手扔几个硬币给他们。可是慢慢地骗子多了起来，人们也慢慢地警惕起来，再面对乞讨的人的时候，人们不再是不假思索，而是疑虑重重。到不是在乎那几个钱，而是担心自己被当成弱智。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被装做可怜的人骗过。

一次在成都赶路，被两个男的拦住，两个人一付可怜巴巴的样子，说他们的银行卡和身上所有的钱都丢了，现在想给南京的单位发封电报，问我能不能先借给他们20元钱发电报，说着还拿出身份证给我看，还让我留下名字和电话号码，说一回到南京立马给我寄钱。我当时还问了一句：你们的口音不象是南京人啊？他们赶紧解释说是中原某省的人，到南京打工。我没及细想，伸手一掏，只有一个50元的，顺手就给了他们。他们迅速抓起那钱就塞到衣兜里。正是这个动作让我起疑，走出几步之后，我回头一看，两个人并没有急着去拍电报，而是边走边东张西望，不急不慌。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一对骗子，正在寻找下一个目标。

现在每当我碰到这样的乞讨者或求助者时，我都要考虑给还是不给，很多时候只能依据当时的感觉来判断。不给好象对别人的疾苦麻木不仁，给了没准我就是在支持犯罪。现在乞丐已经变得很猖狂了，有时根本不是乞讨而是打劫。在沈阳经常有小孩在交通路口向等红灯的车里的人要钱，不给就爬在车上不走。其实这已经是变相抢劫了。再有同情心的人，天天遇到这样的事也会心烦。真不知道中国人的同情心是被金钱腐蚀没了，还是被形形色色的骗子给骗没了。

同意bscz-的观点，中国需要向多元化的社会转变。慈善捐助是一个自愿行为，人的价值观不同对捐助的态度也不同。其实，最简单的还是从自己做起，不用管别人怎么想。我周围就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们尽管不是标准的富人，但他们每年都力所能及地捐助一些穷困的学生。在“非典”最严重的时候，北京的护士严重缺乏，我的一个北京朋友，是一个正直的富人，他的太太曾经是一名护士，但从国外归来之后就一直在家带孩子，但她国家危难的时刻，冒着随时可能被传染上的危险毅然回到医院做起义务护士。从这些人的身上，我看到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民族的希望。中国人并没有因为社会转型而良知泯灭，良心的回归只是需要一个过程，也许是一个先富后贵的过程吧。

明年是我大学毕业25周年，同专业的两个班同学决定共同聚会庆祝一次，并委托我这个闲人负责策划。从毕业15年开始，我们大学同学已经聚会过很多次了，可每次聚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大吃大喝和卡拉OK。这次，我准备提出了一个成立奖学金基金的计划，以资助进入我们母校的穷困学生，我想会到得到同学们的热烈响应。感谢我学的这个专业，全班同学基本都进入小康水平，除了生活无忧之外，每年拿出几千块钱资助学生也不是什么难事。其实资助一个贫困学生每月仅需300元人民币而已，还不够去餐馆的一顿饭钱。

体制是培养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如果中国的学校也象美国的学校那样鼓励学生到社会做义工，我想中国也会很快形成一种以奉献为乐以索取为耻的新风气。

其实，有没有遗产税也没有哪个富人能保持自己的家族永远富贵，不是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吗？中国历史上不知出过多少个富可敌国的巨贪和商贾富豪，可是谁见过他们的后人还在享受他们的财富的呢。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尽管出现过无数的奸臣贪官，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英也一直坚守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儒家信条。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而不灭的原因所在。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钱乃身外之物，我想人总会有想开的那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