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定性问题
64 能不能留青史册，客观地说现在还不好讲，尽管我个人认为是伟大的运动。
在为64定性之前，是不是应该有个公开评论的阶段呢，在目前的强权压制，言论禁锢的环境里能够公正地评价64吗？蒋彦永医生要求的不就是这个机会吗，一直以来许多国人们要求也是这个机会。
关于64本身，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当中的学生和民众是爱国的，是正义的，就如同当天向他们开枪的军人一样，难道能否认这个事实吗? 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你又如何认识五四和四五两次运动的正义性呢? 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群众性的，自发的，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不管他们喊出了什么口号，作出什么样的行为，他们都不是为暴乱而暴乱。他们中不仅仅有学生，还有普通的民众，也有国家干部，很多人都是历经人生沧桑，老于世故的，我们评什么就这么看不起这些人的觉悟。
64绝不是所谓“一场少数学生发起，大多数学生盲目跟从，被打着追求民主自由的旗号达到颠覆中国毁灭中国的目的国际反华势力利用的一场失控，而且失去本来目的的失败的学生运动”把政治教科书内容当道理来讲，没有说服力，连江泽民都得承认这是个鬼话。
64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四五运动，就是你认为的载入中国史册的那个，是不是很讽刺。当百姓对政府失望，感到前途渺茫时，社会动荡就有了基础，一点星星之火就可燎原，不要把“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看得这么神通广大。从四五开始，每隔几年就有这样的风波，79年的西单墙，84年抵日货，86年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波，一直到89年那次，导致上百万民众上街。归根到底是人民对共产党长期政绩不满而要求变化，这个变化也不是什么民主，尽管当时有人提出这个词。
中国老百姓是全世界最本分的一群人，如果有什么事情导致他们拿出如此勇气与政府对抗，这个”事情”的确就很大了，就象楼下有人说的，要”犯上作乱”了。中国天生就该命贱，直到活不下去时才知道反抗，来一次腥风血雨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 但毕竟时代不同了，有些人觉悟了，既然”共和”了, 天下不是你我大家的，不该用革命的手段了，要用和平的手段了。
64自始至终都没有说用暴力推翻政府，天真的民众还傻傻地盼着万里委员长从加拿大回来主持公道呢？中国民众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试图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假如法定的行政程序能够得到遵守，中国历史在1989年可能会是个转择。然而64的枪声彻底扭转了历史方向，180度的大转弯。
群众和军人都是爱国的正义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那里，谁应该为此负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应该在适当的机会搞个清楚，就这样糊涂下去吗，就这样鸵鸟下去吗，等待下一次风暴? 其实不说也知道，这就是执政党的问题，个别领导人的问题，也是我们体制上的问题。至於现在是不是平反的机会，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发现你对64的看法都是从国内电视上得来的，片面而直观，如果有机会应该和64当事人交流。 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是当年64见证人，那时他只有19岁。据他讲，他们学校进京声援队伍是校长支持的，校长在学校广播里发表了一个讲话，对北京的绝食事件表示认同，并说本校学生可以有组织地进京声援。其实此前几天，校内气氛早已开始蕴酿了，那些东区的老老少少教授们讲师们，也跑道西边的学生宿舍区，与学生共谈时局，广大师生从没有如此一致过。起初他们的队伍二百多人，都买了火车票，送行的五千人，从校区拉出，警车开到，一路口号下来，围观民众鼓掌呐喊。到了火车站，竟然没有验票就可以上车，结果又混上了好几百人。当时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法制。他们到北京以后有很多故事的，今天不细写了。总之 64是有个长期过程，连老邓89年一月份的时候都讲“今年可能不平静” ，事先给江泽民打了预防针，老江在64期间中规中矩，封一家报纸，还用了个不起眼借口，他早就预料到了。但我感觉他们都错估了最后结局。
64是有些混乱的地方，大多都是当天开枪后的事，后来都被拍成宣传片。3号凌晨开始清场，冲突了一整天，军民都没有死人，晚上军队开枪直到4号清晨，死人都是这一段发生的，那个被烧死的军人也是4号的事，直到6号还有杀军人的事，不是为杀军人行为开脱，而是要讲清来龙去脉，强行清场导致了失控，是个悲剧。
二。关于死去的解放军
他们个体的悲剧不能否定64的意义。
楼下的那篇“我所知道的1989春夏”漏洞百出，我不会花时间与你纠缠其真假，因为我知道，毕竟有15个军人确确实实死于64事件，对他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来讲，死亡的那一刻都是悲惨不可名状的。但你在震惊他们遭遇的同时，有没有联想到当天那2700个同样令人悲恸的亡魂。
不错，任何社会动荡都会伴随一些血腥，产生一些悲剧，而这些并不能作为评价这种社会行为正义与否的依据。有这样一句话，“革命的后果不能成为否定革命的原因，但革命中的政治家应该为革命的后果负责”，这是一个研究法国大革命专家说的，原文大意如此。这里的政治家包含了革命中的各个派别，不单是指起事的一方。一个社会发生了革命，往往应该是政权一方的政治家担当更大的责任，因为社会动荡的环境和基础滋生于他们所统治的时期，相比于起事的一方，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和信息来缓和局势，扭转乾坤；然而，历史仍然有很多革命发生，造成人命损失不说，更多的是社会倒退。
原因在于，统治者和民众的利益冲突太大，无法调和；统治者顺应民意的代价往往是权威丧失甚至下台，这在封建皇权家天下时代，当然是不可允许的。可在二十世纪末共和国时代，就算天下应该由共产党坐，可谁说只应该由某一个人来掌舵，而不是另外一个人呢，法律程序得到尊守了吗？当权者是不是又把国家利益甚至党的利益置之度外，而倾心维护自己的家天下呢？64以来的贪污腐化，吏治黑暗的事实已经给了很好的证明。
如果以稳定的名义而剥夺民众表达的权利，那么就没有真正的稳定，中国几千年循环往复的历史就是例子。
不断的有人为64呼吁平反，却鲜有声明为64复仇的，前提下已经承认政府的权威，否定的革命的可能，这正基於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性质的认识，基於对64事件性质的认识。
时代在进步，谁在反动，一目了然。
死去军人和死去的学生市民一样都是64的牺牲者，他们如果泉下有知，当会理解支持今天的正义呼声的，请不要再拿他们说事来否定64了。
再来一个小插曲，我的那位亲戚随着声援队，乘着火车进京；到了天安门被广场委员会安置在纪念碑和纪念堂之间一个区域；然后和”高自联” 的学生作形势沟通，当听说有北京人喊出要邓下台的口号，同学们一片震惊，议论纷纷；”高自联” 要求学生不能乱喊口号，以免被扣上动乱帽子，所以他们的口号，主张都是写在纸上的, 由”高自联” 和 ”外高联” 统一制定；他们得主张里没有点名要某个人下台，只是要求否定”四二六” 社论，对 “四二二” 北京高校大罢课予以肯定，中央作出承诺不秋后算帐，以及惩办官倒腐败。当时只要有一个有威望的领导出来说话，都会有转机的。而当时北京治安出奇的好，人们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对未来信心十足，都懂得自我约束。整个64期间，中南海大会堂电视台都没有受到冲击，在戒严之前那里就有部队守卫，相对於百万市民来讲，他们人数很少，比如中南海大门前，有一个班士兵，不带枪，席地而坐，整天围在他们前的民众多达三四千人，如果真的是暴乱，这些士兵肯定凶多吉少。杀军人的事都发生在开枪以后。
三。关于学生领袖
老实说，我对他们中的某些人也不待见，除了几个例如王丹还算有些思想，多数都很浅薄，个别几个完全就是低劣的政治投机份子，当然都是按今天的眼光来看。
我想说明一点，今天呼吁为六四平反，不是为了这几个人政治前途而起。六四是一场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运动，没有那个大背景，极少数人起不了什么事，这个共产党自己最清楚了。
另外，领袖也是人，在思想成熟度上，他们往往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贪生怕死很正常，甚至流氓好色也很正常；所不同的是，他们有为民请命的叛逆精神，用古代的说法，就是"死士"的精神。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们就是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就是英雄。
如果今天六四平反，他们不会因此而形像高达起来，也不会政治前途一下子光明起来。
但如果今天再来一次类似六四的动乱，只要他们肯回来，振臂一呼，仍然可以重聚人心，所谓政治人物就是这么一种资源。
其实在整个六四事件中，难道政府一方的领袖就那么高大完美吗? 看看过去那些老一代革命家，男盗女娼之徒也并不少。
再说说六四的当时一些情况，据我所知，戒严令发布以后，大多数学生市民首先感觉是愤怒，而不是恐惧，这就是"民气"；一个领袖，如果有一点政治野心，在这种情况下，会轻易言退吗? 就算想退，能说服群众吗? 我可以想象，六四造成那么大的伤亡，不会只是少数人鼓动的结果，而是民众冤怒，领袖借势而已。不信可以向那些北京人调查，问他们是不是受了什么人鼓动才去阻拦军队的，还是自己内心的冲动，恐怕后者多一些。
关于政治人物的道德问题，不知大家是否看过前天的“走向共和”电视剧，袁世凯和罗文议员那番对话，那不是编剧瞎写的，而是导演借用窃国大盗的口，宣讲一个普及版的政治知识，我感肯定这个孙中山毛泽东都懂的。
六四运动究其本身来讲，是人民群众自发的是正义的，历史终会还其本来面目；考查历代民变，请愿之类事件，还都没有说错在人民一边，统治阶级难辞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