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的对话（六）
无论是古代民主制度还是现代民主制度，没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最终理性的相互妥协与制衡都是很难实现的。而这种理性的相互妥协与制衡的产生与相应的文化与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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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古希腊民主的起源 （作者）曲文波
文章来源: 地平线 于 2006-06-27 19:06:41
提起民主，无论智者还是凡人，都会说，近代民主起源于英国，而最终可以溯及到古希腊。但却无人去探讨古希腊的民主起源于哪里，或者说，它是怎么产生的？我相信任何一种东西都不是空中楼阁，它之所以产生，就必然有它的基础，也就是它产生的原因；它的发生，发展所赖以存在的条件。而且，民主作为上层建筑是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产生条件的，为什么千百年前的希腊会具备这种条件呢，它就像一个迷萦绕再我的心头，引诱我把目光投向了神秘莫测而又浪漫多情、充满艺术气息和哲学思辨的古代雅典。
雅典位于希腊中部的亚底加半岛上，是一个靠山沿海的斜坡形成的城邦国家，境内多石，土地不甚肥沃，但因气候温暖，平均每年有晴天300天，植物生长期较长；平原河谷地带，宜于农业和园艺，盛产橄榄和葡萄。群山丘陵区域，适于畜牧业，亚底加的羊毛特别有名，并丰产大理石和陶土。由于亚底加的土地贫硗瘠薄，避免了内战，享有长期的自由，所以能保持着它的原来居民。而且，通过外来移民的迁入，亚底加比别的地区增加了更多的居民。又因为土地贫瘠，不适合生产粮食，而是盛产橄榄和葡萄，还有羊毛、大理石和陶土，所以，雅典只能用这些去换取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恰好亚底加的西海岸有天然良港法勒伦，公元前5世纪时，又建立了比里犹斯港，[ 李天祜，《古代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第136页。]而且，它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所以，海外贸易一直保持着繁荣。
早在新石器时代，亚底加已经有了居民，可能他们是说非希腊语的皮拉斯齐人。当时他们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恩格斯曾经这样描述过母系氏族制度。他指出：“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经济……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原始共产主义的确是一个美妙的制度，它民主、自由（受自然的限制，而不是受人的限制），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以至于千百年后，还有思想家希望社会回到那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状态。抛开它落后的生产力不谈，单从其人与人的关系和政治制度上看，它实在是让人向往。母系氏族的最高权利力机关是氏族议事会。凡成年成员都可以参加议事会，有权对重大事务进行表决。男女氏族成员有平等的表决权。由议事会选举产生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各一名，如不称职可随时撤换。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受到氏族成员的尊敬，但没有强制力量。在氏族内部，人们过着原始共产制生活。所有财产都属氏族集体所有，氏族成员集体劳动，共同消费。[ 李植木丹，《宏观世界史》，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2页。]
若干个氏族又组成部落，部落有自己的名称和地域，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由各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部落议事会，又叫酋长会议。部落议事会有权宣布氏族所选出的酋长和军事首领正式就职的权利，也可以撤换他们，也说明氏族议事会也在起作用。并有权决定对外战争、媾和及结盟等。全部落成员都可参加议事会讨论，但决定权属于议事会。一些部落，设有一个权力不大的最高首领，这样的部落照理应有全体人民参加的人民大会。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母系氏族公社逐渐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金属器的使用和社会大分工促使社会生产力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这就为私有制的产生打下了基础。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从此就有了贫穷和富裕、主人和奴隶、贵族和贫民的区分。原始社会末期，为了抢夺财富和奴隶，部落之间战争不断。军事首领作用突出，权力越来越大。酋长会议和人民大会尚在，人民大会由全体武装男子参加，有权决定战争、媾和，宣判死刑，选举军事首领。摩尔根说：“在高级野蛮社会是三权政府，即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和军事指挥官。”摩尔根在这里所说的“高级野蛮社会”就是氏族社会解体时期的社会，他所指的“三权政府”就是军事民主制。[ 李植木丹，《宏观世界史》，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6页。]
军事民主制的特点是，氏族民主制的一些因素仍被保留，出现了与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军事首领的个人权力。军事民主制后期，人民大会已无足轻重，仅仅是一种摆设。军事首领的职位世袭，其统帅的士兵，只服从他的命令，军队成为军事首领手中的工具。以军事首领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终于夺取政权，氏族社会解体。[ 李植木丹，《宏观世界史》，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6页。]
在希腊，多利安人南迁并侵入伯罗奔尼撒半岛时，半岛上的亚该亚人和皮拉斯齐人的混血种爱奥尼安人又被迫逃往亚底加。既而，多利安人侵入亚底加，被爱奥尼安所击败，但却占领了麦加拉一带。至此，迈锡尼文明被摧毁，希腊进入荷马时代，荷马时代就是军事民主的时代。军事首领称为“巴塞勒斯”，主要统帅军队做战，也掌管祭祀、裁决诉讼。军事首领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先召开长老会议，征求氏族长老的意见。民众会议原则上可以对宣战、媾和、迁徙和选举首领等重大问题进行表决。在荷马时代，不仅有青铜器，而且出现了铁器。多利亚人由北而南，把冶铁技术传入希腊。在农业上使用双牛牵引的犁，掌握了施肥和引水灌溉技术。随着生产力发展，阶级分化加剧，奴隶和平民反抗贵族特权的斗争日益尖锐，都不可避免地使军事民主制逐渐向国家的暴力机关过渡；贵族便是利用国家机关残酷镇压奴隶和平民反抗的，原始公社制开始向奴隶制过渡，军事首领已超越常人的地位，获得广大的地产和奴隶。到荷马后期，军事首领权力越来越大，人民大会仅仅只是摆设了，希腊社会处于文明的前夕。[ 李植木丹，《宏观世界史》，武汉大学出版社，第27页。]
公元前8至前6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时期。希腊的古典城邦是奴隶主统治被奴役的贫民和奴隶的政治中心。在城邦形成的过程中，氏族贵族不仅利用其优越的权势掠夺平民的土地，并在学会航海之后，在沿海各港劫掠财物。此种海盗行为，也促使他们的奴隶、土地和财富的增加。贵族权利扩大后改组了氏族部落制度的机构，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出现了由贵族奴隶主产生的执政官或类似的官职。军事首长（巴西列斯）的权力被废除和削弱了，有的演变为由贵族产生的国王。人民大会的权力也削弱了。成为仅能对贵族的建议表示可否的公民大会。一切权力集中到由酋长议事会演变成的由贵族组成的元老会议或长老会议。早期希腊的各城邦都是贵族奴隶主专政的国家。[ 李天祜，《古代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第80页。]
而后由于希腊向海外扩张殖民地的结果，工商业的发达，海上贸易的频繁，有些下层的自由民经营工商业的关系，变为巨富。此种工商业者兴起之后，要求参加政治，经常领导和联合下层自由民进行反对贵族统治的斗争。并且反对债务奴隶，正在这时希腊各邦从瓦解的氏族部落关系过渡到奴隶社会。人民群众在很多城邦中都争得了债务奴隶制的废除，这点与东方多数国家的奴隶制也是显然不同的，因为希腊的奴隶制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且在雅典为了避免贵族统治者随便伪造或杜撰习惯法，人民群众经常起来要求制定成文法典。公元前621年，贵族统治者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被迫让步，遂由司法执政官之一的德拉古制定成文法。成文法制定之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司法专横，对于富裕的商人也比较有利，平民唯一的收获，只是贵族的利益在书面上有一适当说明解释罢了，远远不能满足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要求。平民的生活丝毫没有改善，愤懑情绪也未终止。公元前630年，贵族出身的基伦企图依靠自己的亲信，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发动政变，以建立个人独裁的僭主政治。基伦的政变虽然失败了，可是仍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贵族的统治，雅典人民群众好久还念念不忘，同时也说明雅典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日趋尖锐了。于是贵族统治者被迫在德拉古立法20多年以后，选择梭伦为调停人和执政官，使之从事改革。梭伦创立了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使元老会议的大部分职权让给了公民大会、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元老会议权力的削弱，说明雅典的贵族政治开始瓦解；四百人议会权力的加强，说明工商业者的政治比重的增长；公民大会的恢复青春和陪审法庭的设立，说明贫穷的公民也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了。这样就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梭伦改革以后，虽然暂时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麻痹了一般贫民的反抗情绪，但由于梭伦的改革不彻底，雅典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并未解决，不久国内的阶级斗争重新高涨了起来。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就是利用贫民的愤激情绪，建立起僭主政治的。僭主政治之所以能够建立，是由于氏族贵族和工商业者、农民等之间还处于势均力敌，并可以互相对抗的状态。他在位24年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措施，使雅典的工商业繁荣起来，逐渐成为希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了。但他统治后期，开始不得民心了，死后，将政权传给两个儿子，由于他们两个的横征暴敛，使雅典人民异常不满，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后，开始了新执政官克利斯提尼的改革。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较之梭伦的改革更加彻底，他废除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胞族和四个部落的组织关系，以及雅典另一种逐渐发展起来的平原、山地和海岸三个地方性的政治集团，这是在国家民主改革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改梭伦的四百人议会为五百人议会，权力扩大到可以监督所有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官吏。公民大会有宣战和缔结条约的权力，并且是“贝壳放逐法”的执行机关。元老会议仍然保留着，但已无任何实权。保留了9名执政官，另外又建立了一个十将军委员会，使军事执政官成为一个空头衔。至此，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确立起来了，也就是雅典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胜利结束了。
但是，由于雅典的海外殖民地还在增多，雅典的工商业还在发展，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也就在不断壮大，于是贵族大奴隶主的贵族党派和工商业奴隶主的民主党派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双方势力的消长表现在公民大会和元老会议二者的权力上，时而元老会议控制公民大会，时而公民大会领导元老会议。但希波战争以后，人民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提高了，这就大大促进了民主政治进一步的发展。尽管雅典民主派的领袖埃菲阿尔特斯被暗杀了，他的重任却落在伯里克利斯的身上，雅典民主运动的浪潮较前更为高涨了。
伯里克利斯当政时，公民大会决定国家的内政、外交、宣战、媾和等大事，是最高权力机关。雅典的其他国家机构，均隶属于公民大会之下，这些机构包括五百人议会、陪审法庭、十将军委员会、元老会议等。五百人议会由十个地域部落各抽签产生五十名公民组成，是最高行政机关，处理日常政务，召集公民大会。陪审法庭是最高司法机关，陪审员按地域部落抽签选出。雅典的十个将军统率军队，参与政治，掌握国家实权。元老会议由卸任的执政官组成，这时名义上还存在，但它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只让它审理极少发生的凶杀案。这样，由于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使元老会议失去实权。证明民权在战胜王权后，又战胜了贵族的权力，取得了胜利，民主政治发展到了极盛。
这段神秘的历史告诉我们，雅典的民主来源于原始共产主义。原始共产主义给了雅典民主的形式，如氏族议事会、酋长会议、人民大会等，这些是走向民主政治的因素。但是，原始共产主义也给了其他民族这些恩惠，而其他民族何以没能走上这条路呢？这是因为，上帝给了其他民族肥沃的土地，那些人民乐于在土地上安居乐业，尽管一直受到残酷的剥削，保持着贫困的状态。尤其是东方社会，那里发展出了强大的王权。例如，周朝实行土地国有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贵族依赖王权得到大量的土地使用权和各种其他特权，人民也依赖王权免遭外族人的掠夺。所以，他们倾向于依赖强大的王权保护他们的小农情趣，民主与他们素昧平生，也不是他们的所需。
而上帝却给了雅典贫硗瘠薄的土地，使雅典人不得不在海上漂泊，四处经商。幸好，上帝又让雅典处于东西方交汇的位置，使海上贸易越来越繁盛，雅典人民也就越来越富裕。而由于没有土地的诱惑，王权也得不到有力的支持，所以贵族与工商业奴隶主结盟，击败了王权，建立了贵族的寡头政治，使元老会议成为最高的权力机构。但是富裕的工商业奴隶主也要得到与他们财富相当的政治地位，所以，工商业奴隶主又依靠其他平民的力量击败了贵族的寡头政治，使有工商业奴隶主参加的民主机构的权力越来越大。最终，公民大会取代元老会议成为最高权力机关，雅典的民主制度也就最终形成了。此时，雅典正处于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有大批奴隶进行劳动，使得奴隶主有时间和精力参加政治活动，雅典的民主生活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