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阿富汗正是春节前，回来时已经开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阿富汗也算住了两年。虽然在阿富汗前后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在阿富汗采访的日子是我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日子。因为我走过这么多国家，也只有在那里，生命才得到了考验。
从伊斯兰堡到喀布尔
1月21日
联合国在伊斯兰堡的办事处有点象农家小院，一座两层小楼，院子有半亩地大，院墙有一人来高。我们一早来这里送行李，大家在院子里站着。有西方人，他们的衣服上有红十字，他们是真正去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问了问，他们来自瑞典，也有日本人。大家都在等着行李过磅。没有机票，没有登机牌，也没有行李票。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在售票时填一张表，表上填上姓名、单位和国籍等基本概况，出示护照，这张表格一试两份，我们拿走一张，就算机票。塔利班倒台后，联合国开通了这条所谓人道主义航班，每周分两次往返于喀布尔和伊斯兰堡之间，45分钟的飞行距离，一张机票600美元。
大家挤上一辆中巴，另两辆小皮卡吃力地拉着行李，走在前面。
伊斯兰堡机场似乎已经有了一些战争的气氛，感觉离阿富汗不远了。机场周围有碉堡、沙袋筑起的工事，士兵在机关枪后面警惕地向四周观察。穆沙拉夫是前不久通过政变上台的，与印度关系近来也十分紧张，这一切在提醒我，南亚和中亚是个不平静的地方。一路上，大家在挤得象沙丁鱼一样的中巴里沉默着，似乎都明白要去什么地方，那是一个生命很不值钱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情，车上沉闷的气氛让我感到压抑，让我感到离战争不远，离死亡不远。真想高声唱一首雄赳赳、气昂昂的革命歌曲。
但是与外面的空气相比，机场的安检却令我吃惊。我们下了中巴，一轰隆地跟着进了机场的一个侧门，来时开车的司机站在门口招呼大家，有些人出示了一下登机卡，我们没有，什么也没有出示，也跟着进去了，胡乱地上了飞机。我想如果恐怖分子跟着上来，完全可以很顺利地制造一起精彩的恐怖活动。
福克 28飞机平稳地起飞了，据说联合国雇的飞行员都是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技艺非常高超。
一路上大家仍然沉默，一位日本人拿着 摄象机在录外面起 伏的雪山、雪白的云彩和湛蓝的天空。凭窗望着机翼下的雪山，心想也许本·拉丹或者奥马尔就在这山中。这样的山，要捉拿拉丹，恐怕孙悟空也难完成任务。
喀布尔到了，飞机在机场上平稳降落。机场的跑道上裂开了一条条缝隙，缝隙中长满了野草，跑道两边有缺胳膊少腿的飞机残骸、绿色油漆剥落的高射炮和看不出是什么东西的纯粹的废铁。周围是蜿蜒不尽的山峦，远处的野草丛中，有两排工兵在小心翼翼地挪动探测器，机场上空空荡荡，没有什么飞机，只有在机场边缘上有两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感觉空气透明、清新、原始。
远远地看见一位身穿土色摄影背心，挎着照相机的中国人跑过来，李晓果说，他就是王毓国。王毓国方方的脸，在国内还真没有见过，见了我们，他一直列着嘴笑：“谢天谢地，你们可来了。”过了一会儿，刘洪也跑了过来，刘洪戴着一顶 旅游冒 ，围着一条白地黑花的长围巾。他说，这围巾是北方联盟军队的标志，围上他可以御寒，也方便采访。他在国内就特别瘦，这一个月的折腾，更显瘦削。
机场上看不见行李车，没有行李员，没有穿制服的人。正在纳闷时，四、五位披着长袍、留着大胡子、几天没有洗脸的老头推着一辆破旧的四轮车来到飞机旁，开始从飞机行李舱里搬行李。然后，他们又将行李放到那辆中国农村 70年代比较常见的马拉四轮车上，不过，这里不用马。前面一个人拉着，后面三个人推着，慢腾腾地向候机楼走。
候机厅是两层楼，占地面积也不大，在诺大的机场上显得孤零零的。候机厅没有门，落地窗户的玻璃整个碎了，没有电灯，全靠日光照明。我们的行李比较多，一群目光怪异的、身着长袍的行李员围拢过来。他们死盯着我们看，等我们发话。他们象猴子一样，哼哼吱吱地说着鸟语，我们也说着他们听不懂的鸟语。我们象怪兽一样被他们包围着。不知道他们是怪兽，还是我们是怪兽。反正彼此都觉得怪兮兮。
也有海关。不过这是我见到的最简单的海关了。两根栏杆，栏杆油漆斑驳，象70年代中国农村电影院 入口剪票的地方 。
也有海关官员，不过没有穿制服。他站在栏杆旁边，满脸胡须 ，身不太干 净的黑色皮夹克，手里拿一个印章，在入境旅客的护照上盖章。
栏杆旁站着一位士兵，穿的军服很象苏联红军的制服，制服上还有红色领章，只有一只眼，看上去很凶。
海关是一个国家的形象，那残破的两根栏杆和身穿军服的残疾人，就是阿富汗的象征。刘洪说，这已经是一个大进步，他们来时是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进入的，那里根本没有人管。
也有入境卡，也是我见过的入境卡中最简单的。一张复印的纸片，四个边也不齐，是临时用手撕开的。字是用打字机打上去的，有几个字母还歪歪扭扭。
海关官员只有一个人，检查特别仔细，盖章也特别认真，不时吹吹印章。而且还要在身旁的一个起了毛边的小本子上记录着，效率很慢。
我们站着聊天。小翻译米尔瓦兹特别兴奋，听说我将是他们的老板，不停地自我介绍，和我聊天，套近乎，要和我合影留念。突然，一位高个男子走过来，拽起小米就走，没走几步，“啪、啪”，着实打了小米两个耳光，小米摔了个趔趄，不过没有倒下。那男子叫喊着，将小米推出了海关，看了让人心惊肉跳。我想过去拉住，但好歹那男子已经住手。
我开始更加感到，我们到了前线。
出了机场，我们被刚才为我们提行李的人所包围，他们挤来挤去，吵吵嚷嚷地要小费。几个乞丐也过来，瞪着惊恐的双眼，恶狼一样围住我们。另外 几个抗 枪的人穿着绿不是绿、灰不是灰色的军服，也推推搡搡，叫嚷着。有一个人用枪托子砸向一个小伙子。我很担心打起来，即使不打我们，这些人之间如果打起来，我们也会遭殃，子弹不长眼睛。刘洪手里握着一把美元零钱，大概正是这些绿票子惹的。我催促刘洪快些给他们小费。刘洪将20张一美元的绿票子塞给翻译，我们赶紧钻进了汽车。
喀布尔市区很快就到了。看见路两边破旧的建筑，倒塌的墙壁；看见路上披着长袍，土头土脸的人们匆匆地走路；看见汽车冒着黑烟，大街上尘土飞扬；看见警察穿着拖鞋和多年没有洗过的警察服装，在马路中间指挥交通。翻译说，阿富汗换了几个朝代，警察服装换了几次，但无论是苏联支持的傀儡政权时的警察，还是游击队掌权时的警察，都可以上街值勤，穿什么警察服装都可以，所以有的人还穿着10几年前的服装。
刘洪和王毓国目前住在喀布尔饭店，但是记者们主要住在洲际饭店和穆斯塔法旅馆。我和袁莉商量，我们不能游离于外国记者之外，必须要与外国记者住到一起，这样不致于消息太闭塞。洲际饭店没有多余床位，我们没有去喀布尔饭店，而是直接去穆斯塔法旅馆，但是等到了那里，我们失望透了。这是一座十分简陋的三层小楼，与周围破烂不堪建筑不同之处是，它新刷了一层漆。
老板带我们参观了正在装修的房屋。有6平方米大小，只能放开一张单人床，没有阳光，没有暖气，没有卫生间，要解手必须去别的地方。老板开口要价每天50美元。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了喀布尔饭店。
下午去洲际饭店参加联合国的记者招待会，晚上回来写稿。我们都集中在刘洪房间里，他这里什么都有，矿泉水、方便面、生鸡蛋、手纸，电源插头，电暖气，乱七八糟地摆了一地，不过好歹还有下脚的地方。我头有些晕，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袁莉和刘洪都说我的脸有些肿胀。刘洪边 听MP音乐 ，边写稿子。
天刚黑，外面一片死一般的寂静，透过窗户，看看马路对面的国家银行，马路上一个人影没有，一辆车没有，一点动静没有，这是市中心，还有昏暗的路灯，反而更衬托着一种恐怖，再加上远处的犬吠，更令人毛骨悚然。翻译努尔告诉我，塔利班走后，治安状况大不如前，每晚都有抢劫、杀人事件发生。
楼道里不知为哪位阿富汗官员放哨的大胡子士兵抱着枪 在跺步， 幽灵一样。
一再对我说把她当男孩的袁莉，到了临睡前还是抱着睡袋来到我和刘洪的房间：“我还是到你们这边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