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一百年前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游荡着一个问题：如何瓜分中国？不仅在欧美各列强的首都，甚至在殖民地地区，政客们也都在谈论这个问题。人们心照不宣：中国的命运只能是殖民地。 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游荡着另一个问题：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人们公开承认：中国人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不仅竟然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且超过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成爲了一个强国，成爲了世界新的一极。 一百年前，中国人甚至不仅被看作是一般意义的低等种族，中国人被认爲缺乏所有使西方人成爲现代人、成爲强国公民、建设起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基本素质。一百年后，中国人的理性能力、科学能力、组织能力、工业能力、军事能力等这些西方人所赖以建设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能力都已被证明了。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传统中一些独有的因素正在与这些新获得的能力发生着有机的结合，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局面。 一百年时间并不算什麽，它在发生过无数大小变局的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很短的一小段。中华文明五千年从未因外来文明的冲击而中断过，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冲击算是最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一次，然而，中国人在经历了最大的阵痛和最长的探索之后，也再次恢复过来了。 恢复了从容，恢复了元气，恢复了常识智慧，中国人终于会明白，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做。今天，梳理出这百年历史中的大思路、总结这一百年来的深刻教训、归纳出当前的国家问题、看清未来的民族之路，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也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有必要说明，中国人这个概念本质上应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体，不同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都不过是这个主体的不同选择。下面这十个国家问题，不专属于哪个政党和哪个政府，而是中国人的问题。 问题之一：国体问题。 辛亥革命期间，关于中国的国体问题曾有过一番博弈。南方革命党坚决要共和，以英日爲主的外国列强坚持要君主立宪，最后在袁世凯的“假共和”方案下达成了妥协。当时的“假共和”成功协调了各方的立场、避免了全面内战和南北分裂、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诸列强的“在华利益”、保证了民国的顺利诞生；而此后爲反对“假共和”而进行的“真共和”尝试却引发了空前的群氓运动灾难。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阶段的（邓小平主政以后的）国体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第二、如果认爲现在仍是“假共和”，爲什麽中国人的国体反而是“假共和”比较稳定？第三、如果中国人现在的任务仍是要建立“真共和”，从近百年历史中应当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什麽？ 问题之二：统一问题。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被瓜分几乎已成必然。自1840年以来的短短半个多世纪，西方列强一直都在商量着“如何瓜分中国”这个问题。尽管十年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但直到二战结束之前，中国作爲一个统一国家的地位仍然没有任何保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自身国力才达到了可以维护自身统一的程度，从此宣告了“如何瓜分中国”这个问题的消亡。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统一都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都是自身国力与国际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目前的统一状态（大陆部分）和分裂状态（台湾部分）本质上也就是中国自身的防御性国力与国际列强的进攻性国力之间的一种动态均衡。自身国力越强，统一的程度越大，反之亦然。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中国最终完成统一是否一定要等到中国的国力从防御型转爲进攻型之后才可能得到解决？第二、在美日同盟这个强大的进攻性力量遏制下，中国国力从防御型转爲进攻型将意味着什麽？第三、如果认爲当今国际社会越来越依靠“软国力”的对抗和均衡，那麽，中国的“软国力”强在何处？弱在何处？ 问题之三：政制问题。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首创“五权宪法”说，即西方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国特有的“考选权”和“纠察权”。孙中山的理想是：中国的政制应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它不仅能够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甚至能够克服英美等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选举不得其人”、“议会专制”等流弊。但是，建国之后，“五权宪法”转瞬之间成了空中幻影，革命运动的连续失败迫使孙中山一路退到了反宪政的专制集权道路上，并最终确定了“以党治国”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爲日后的蒋介石军事专制独裁奠定了基础。 力主民权主义的孙中山走向专制，完成国家统一的蒋介石走向专制，反独裁争民主起家的毛泽东走向更大的专制，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宪政之梦仍在空中飘荡，专制主义的大树仍根深叶茂、其命惟新。 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西方现代民主自由理念与中国的传统政治实践之间差距如此之大？第二、如果说分权宪政和民主法治占尽了天下所有的浅白道理，那么一党专制和集权人治所依据的隐秘道理和深层知识到底是什么？第三、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了阴谋与民主并非不能够共存，那么这个实践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