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6日，原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兼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李友灿在衡水被执行死刑。自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期间，，李友灿日均受贿7万多元，月均收受210万元，在短短20个月里疯狂受贿达4744万余元，相当一个中等县全年的财政收入。如果以受贿数额测量，以受贿数度估量，以综合指数衡量来计算，李友灿堪称新中国建国以来被查处的“第一贪官”，至于在世界上的排名位次，能否继续保持第一，能否被国人赶超那只是后话。纵观李友灿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颤变：一是用血的代价实现了从“农家娃”到战斗英雄的质变；用生命的代价实现从战斗英雄到天下第一贪的蜕变。 一、政治信仰蜕变为权力和利益的追求 在中国当前的政治背景下，个人取得权力具有一个前提，三个通道。所谓一个前提是指树立政治理想，强化权力意识。三个通道是指正常组织程序；天然姻亲网络；建功立业获得信任。这三种通道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会有交叉，相互相承。而李友灿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在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的情况下，是如何一步步人取得了政治地位和权力呢？。1952年5月7日，李友灿出生于河南淮阳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的李友灿由姐姐带大，后在淮阳县安岭乡中学读书。1970年，李友灿参军，1979年，他随部队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因作战勇敢曾荣立军功。打完仗后，他又作为战斗功臣被保送到军校学习，毕业后，勤勉而扎实的工作屡屡得到上级领导肯定，不到30岁的时候，他已经走上了正团职领导岗位。这一步不但使李友灿用血的完成获得政治权力的资本积累，还是李友灿从一个农民娃成长为一个战斗英雄。1987年，“年轻有为”的李友灿转业到河北省计经委办公室工作，不到一年李友灿就被提升为办公室副主任，“管个车什么的，有实权，能给人办事，和同事关系不错”[3]（人民网2005年02月02日）此时的李友灿并没有因级别低、权力小，影响与领导与同事的关系，也没有影响他利用微弱的权力，谋更大利益的主动性。“有一次，单位组织去南韩考察。上街购物时同行的人买这买那，每人手里都是一堆杂货。惟独他把省下的钱提了一包领带回来。当时这种领带在韩国折合人民币每条7元，在石家庄的批发市场则可以卖到28元。李友灿买的这3000条领带回国后转手就净赚了6万元。另外，他还通过关系让自己的妻子为中国航空公司代卖机票，收入也是颇丰。”[4]（法制周报2006年5月9日）政治地位低下，为李友灿磨练意志、增长政治雄心，考察市场需求，进行原始积累提供了空间。李友灿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说，“特别是价格和流通方面，我比较注意研究这个。”[4]（2004年09月11日燕赵都市报） 二、私欲随着权力恶性膨胀：“最方便的还是用权力去挣大钱” 1992年，李友灿担任河北省机电办的常务副主任，开始主持机电办的全面工作后，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李友灿对这些小打小闹的把戏就不屑一顾了，作为政府的高官，他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如何处理国家的法律不允许干部经商，而自己又善于经商，又需要钱之间的矛盾，他果断地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有效处理权力与市场流通的关系，上任不久，李友灿经常被邀请出入于高档娱乐场合，在达官贵人云集的交际场合里，李友灿将善于计算，巧于获利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曾得意洋洋的说，“你让我弄两提包白纸我不知道怎么弄，让我弄两提包钱那容易！”据北京森华创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宁说，“邀请李友灿再次到北京打高尔夫球。期间，丁宁提出要点汽车进口配额。李友灿答应‘一定想着这件事’，为了保密，他要求只让丁宁一人和他联系。”（2004年12月01日北京日报）[5]他说，“我不要任何人的钱，我就是参与去卖汽车配额。”[6]政治权利与政治声誉是紧密相连的，李友灿和其他高官一样把珍视自己声誉，把维护党的声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工作中“我给底下批示也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坚决杜绝倒卖现象。”[7]（2004年09月11日燕赵都市报）但是李友灿又认为，汽车配额谁卖都是非法的，国家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准卖。按规定官员又不能经商，但我要用钱，包括孩子出国花销。因此你给我几十万元好处费，我就把配额卖给你。”谁知，这一卖，20个月竟然弄到4744万余元。李友灿说，“我也正当地挣过很多小钱，但最方便的还是用权力去挣大钱。”（2006年04月27日新华网河北频道） 三、绝对权力使“合法程序”成为包装腐败的漂亮外壳 权力和市场的运作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如果把两者搅合在一起进行交易风险巨大，要做到安全、合法就必须始终做到程序合法、手续齐备、根除后患。在李友灿领导下的机电办，其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国家每年分两次下达汽车进口配额指标后，省机电办对配额的分配是按程序进行的：工作人员对申报配额的企业进行筛选并拿出一个初步意见，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后，由李友灿签字通过。但实际上，在汽车进口配额的分配问题上，决定权完全掌握在省机电办主任李友灿手中。李友灿说给哪个企业就给哪个企业，说给多少就给多少。集体研究流于形式，实际变成了李友灿的“一言堂”。“据省机电办原副主任尚某证实，领导班子在开会讨论分配进口汽车配额时，都是李友灿先提出分给哪个企业多少配额、什么类型(如吉普车、轿车、面包车)的意见，别人也不提异议，意见就算通过了。会后，工作人员根据李友灿的意见制定出配额分配方案，再由李友灿签字。”[8]（2004年09月11日燕赵都市报）“办案人员决定先从李友灿近几年所审批的进口汽车配额上着手。半个月过后，调查结果令办案人员大失所望：通过对20多家企业的排查，除发现个别企业在申请进口汽车配额过程中向省机电办有关人员行贿的材料外，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李友灿受贿的线索。”[8]（人民网2005年02月02日） 四、狼狈为奸：腐败也需要“祥和”、“团结” 为了把机电办搞成祥和、友爱、团结的权力团队，就必须有一个权力利益共享的规者机制。李友灿对内“经常告诫大家；“你们别犯傻，整个进口汽车市场都是这样，行内人士见怪不怪，你们该自己挣点钱时别不挣。"[10]（2004年09月11日燕赵都市报）兄弟们有了这样一个不吃独食，善解人意的大哥，工作当然相当卖力。首先，省机电办领导班子由主任李友灿和副主任霍述寅、尚某组成。除李友灿外，霍述寅因犯受贿罪于今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尚某则因涉嫌受贿罪被立案查处。其次，原省机电办许多经手办理汽车进口业务的的工作人员也走上犯罪道路。省机电办原调研员李刚在参与汽车进口配额审批、分批工作后，不到一年就索贿受贿160万元，于今年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李友灿对外也是将权力与大家共享的，如，李友灿说，“我觉得卖配额很赚钱，我给他结算的价，还不是当时市场最高价。”（2004年09月11日燕赵都市报）[11]（2004年09月11日燕赵都市报）所以，在短短20个月里，李友灿就出神入化的实现了权力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五、当“利益最大化”成为人生的追求时，最终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李友灿曾是个战斗英雄，他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权利是最危险的，利益也是最大的，你若拥有最大的权力，你就处于最危险之中。2000年，河北省机构改革，机电办划归外经贸厅，李友灿升任外经贸厅副厅长，但仍兼任省机电办这个处级单位的主任。“据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厅长邹世华说，李友灿当上副厅长后‘就没有正常工作’，很快就有人开始举报李友灿在招标局的问题，‘主要是在财务、用人、房子上面。’2001年初，省委组织部开始对李友灿进行审查，但‘没有查出什么问题’，直至李友灿出逃，省里对他的审查没有间断。”[12]（人民网2005年02月02日《调查巨贪李友灿：百元大钞搬回470公斤》）与此同时，“即李友灿作案的高峰期───2001年8月至2003年4月，正是中纪委查办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案进行到如火如荼地步之时。……然而中央和河北省有关部门查处李真大案，意思是通过委婉警告可以达到震慑之目的，但是，将反腐这座山敲得隆隆作响，为何也没有吓倒李友灿这只腐败‘虎’？”[13]（2006年04月27日广州日报）李友灿在进行疯狂20月的权力与市场交易时，正是李友灿面临人生第二次生命考验的时候，李友灿说：“因为我本来有奋斗目标，但自己觉得身体不好，我在仕途上没有大的追求了。”[2]（2004年09月11日燕赵都市报）过去，李友灿通过建功立业乃至于牺牲生命，最终获得了政治生命，而这一次，李友灿虽丝毫不担心政治生命，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李友灿从一个“农家娃”可以蜕变为天下第一贪，不是因为他政治素质低，业务能力差，而是因为它一旦把政治信仰蜕变为权力追求，把权力为市场服务蜕变为权力与市场的媾和，把法定程序蜕变为权力与市场交易的护身符，李友灿出生入死的勇气和智慧就会在扭曲的政治框架内尽显神威。李友灿作为农家娃，根正苗红，人民放心，李友灿用“奔放”的权力尽情的调节自由的市场，人民的信任，但是，人们期望的“仁政”却演变为“暴政”，人民祈求的“民主”却演变为人民的主人，人民祈求通过改革实现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愿望颤变为权力与市场交易的“铁幕。 李友灿，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们都是制度缺失的祭品。 （原载“光明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