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我批评了中国专制主义者对社会风气“毒化”应负的责任，古人曰“虎出于柙，珠毁于椟，谁之过也？”，朱子答：“典守之过也”。在这一篇文章中我想强调一下，在上述情况中，我们民运人士可以从中得到什么的警示？如果说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不负政治上的责任，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看水涨河滩”？不，不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正视这个现实问题，并且对它作深入的研究，是我们民运人士应尽的本分，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中国反对共产党的队伍中也同样地出发生了某些不健康的思想和情绪，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引不起我们的注意的话，那么对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运动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最近正在接连写作几篇谈论“文革”的文章，文章中我对王友琴博士所建立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地”和汕头的“文革纪念馆”一事之“行情”其所以看不好的原因也存在着这样的担心，即如此行为上附着的精神若把中国人引导到仇恨的地步，那时很有可能为今后某一天出现的中国人内部仇杀开启了一个路子，虽然就目前的情况看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的确存在着。因此，我在“文革”研究上若说多少有一点结果的话，那么我是看重了那个非常时期人民在政治上的广泛发泄，并且我把发泄的闸门打开之后所奔流而出的“解放”之“水”，看成是一个“汹涌澎湃”的“民主潮流”，这样以来，我也就顺便地解释了“苏东波”骨牌效应其所以没有推倒专制中国的这一张牌的最主要原因也在于，1966年的“安全阀”放了一次“汽”。在某一篇文章中，我曾经叫“文革”为“人民出气运动”。 因此由我整理的1966年故事的文本中虽然说最典型的意义之一是人民造共产党当权派反的行为，但是人民中间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反共动机”存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肯定是66运动的“缺陷”，但是“缺陷”之中却又包含着一种非仇恨主义的价值因素。因此我在读1966年中国人民的这一个民主的文本的时候，就看到了民主的“积极”意义，而把它本身就有的“消极”意义作了一种理论上的限制。也正因为这样，我就把共产党作为一个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政党来对待，并且在批判它的时候，警惕我们自己不要重新犯它的错误。我认为，民主或者自由的方式允许把我们反对着的共产党看成是妖魔鬼怪，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但是比这样更重要的是我们若把这种批判意义上的精神把握不住的话，那么，我们也有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制作精神上的“巫毒娃娃”，因为在它的身上你扎上精神之针，就认为可以使我们反对着的人“遭厄运”──情况不就是这样吗？ 现在我们民主的阵营里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极不好的现象，许多人感觉到我们把共产党说得越坏，好象就越民主，把共产党说得越反动，我们就好象越进步，其实，这是我们在民主上的一种错觉，我们享有民主的多与少，并不同共产党专政的弱与强成比例关系，因此，我认为我们的队伍中可以出现“打倒共产党！”“炮打共产党！”“推翻共产党！”“把共产党拉下马、赶下台”的口号，但是不应该在其后续一个“消灭共产党”的“任务”，我们假设明天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化，有人要用共产主义的名义组织再共产党，民主的秩序能不允许吗？这样的假设如果在目前民主的俄国作为一种政治事实存在着，那么在俄国反对党中，俄共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的现实我们就不能不正视。 因此，我以为，在目前中国的民主阵地上，虽然也树立着一个“敌人”的形象，但是它应该是一个“稻草人”，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这样的道理还是希望更多的人通晓。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心中的民主之灯，就不可能被我们拨亮，我们的“心田”也就会暗淡，这时候，我们突然也许会感觉到自己需要一个“巫毒娃娃”。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中国民运人士在拒绝“巫毒娃娃”的时候，也许应该拿着一个“民主的胖娃娃”，这样的“胖娃娃”有可能提醒我们应该做一个丰丰满满的人，因为它本身就一个丰满的、健康的“人”，而不是一个干瘪的、面目狰狞的、“有毒”的“人”。 2006-5-30
